图书馆学教育的人文主义
——以欧内斯特·理查森为中心的考察

周 亚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 上海 200241）

作为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的创立者，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改造了古典图书馆学知识体系，通过图书馆学教育确立了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现代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其主体和成熟形态是实用的技术教育模式（但并非彻底的实用主义），奠定了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基本框架[1]。与之相比，杜威同时代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欧内斯特·理查森（Ernest C.Richardson,1860—1939）的教育思想则带有强烈的古典图书馆学[2]知识特征与人文主义色彩，尤其表现为他对“图书馆科学”（Library Science）与“图书学”（Book Sciences）的倡导。

1 理查森的生平与著述

1860年2月9日，理查森生于马塞诸塞州沃本镇一个英格兰移民家庭[3]。1876年，他进入阿莫斯特学院学习。阿莫斯特学院是美国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杜威、弗莱彻（William I. Fletcher, 1844—1917）、毕思科（Walter S. Biscoe,1853—1933）等图书馆学人都曾在该校学习或工作过。为了挣取生活费，理查森从大一时即在学校图书馆兼职担任毕思科的助理[3]2。在毕思科这位“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学教师”[3]3的指导之下，理查森逐渐进入了图书馆学门径。阿莫斯特学院秉持古典学术教育传统，教学内容包括希腊语、修辞、三角函数、化学、生理学、代数、速记、法语、德语、希伯来和意大利语等[3]4，为理查森日后的图书馆史、目录学、宗教史、西文古籍研究等学术研究工作和参与国际图书馆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础。1880年，理查森从阿莫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哈特福德神学院，一边在该学院图书馆工作，一边学习神学课程[3]5。期间，理查森开始教授目录学与古文书学课程，并先后被阿莫斯特学院、华盛顿和杰斐逊学院分别授予荣誉硕士和荣誉博士学位[3]9-10。1890年，理查森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并教授目录学与古文书学课程[3]14-22。1925年，他从普林斯顿辞职，转任国会图书馆荣誉顾问。1939年6月3日，理查森病逝于华盛顿[3]62。

在理查森的图书馆职业生涯中，他努力推动美国学术文献资源的建设、组织与共享。在担任ALA目录工作委员会主席和在国会图书馆期间，理查森成功领导实施了“B计划”（Project B），促进了美国图书馆在联合目录编制方面（尤其是手稿、孤本等特藏文献资源）的合作[3]37-43。此外，作为一位宗教史、图书馆史、目录学专家，理查森还多次赴欧洲等地寻访古籍、考察图书馆事业和古文书学[4]。在其一生中，理查森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据布兰斯科姆统计，理查森一生共有233部（篇）论著，包括图书、小册子、图书章节、期刊论文、报纸文章等[3]92-93。他的学术研究广涉目录学、分类法、图书馆史、神学研究、古文书等领域，其中又以分类与目录学成就最大，代表作有《分类法：理论与实践》[5]《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分类系统：1900—1920》[6]《合作编目的若干问题》[7]等等。由于其卓越成就，理查森被英国图书馆学家塞耶斯（William Charles Berwick Sayers, 1881—1960）誉为“现代图书馆分类法研究的真正奠基人”[3]18。在专业协会活动方面，理查森曾担任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主席（1904—1905）与美国图书馆学会（American Library Institute）主席（1915—1918）以及ALA目录工作委员会主席（1922—1934）、美国目录学会副主席（1906—1909）、新泽西州图书馆协会两任主席（1899—1901，1916—1917）[3]72-77。由于理查森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他先后于1951年和1999年分别入选“图书馆运动的40位领袖”[8]和“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100位图书馆领袖”[9]，成为“与麦维尔·杜威、约翰·德纳、查尔斯·卡特等图书馆伟人并驾齐驱”[3]105的图书馆事业先驱人物。

可见，理查森的古典知识训练和神学教育背景，其长期的研究型图书馆工作和欧洲图书馆考察经历以及他在目录学、古文书学、神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展现出理查森作为图书馆管理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而这些将进一步影响其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2 图书馆职业的双重性质及对馆员素质的要求

2.1 图书馆职业具有商业工作和学术职业的双重性质

理查森善于从不同角度分析事物，对于图书馆的分析是如此，对于图书馆职业的分析也是如此。他认为，图书馆服务在于“准确快速地连接起读者和图书”（Connecting a Reader and a Book Surely and Promptly）[4]5，即为人找书、为书找人。在“连接”读者与图书的过程中，图书馆工作的流程和内容使得图书馆职业具有了两个方面的性质。

一方面，他认为图书馆职业有商业工作的性质——商业交易的是商品，而图书馆职业交易的则是包裹着知识的图书：“它买进和卖出、储存和传递着知识，处理图书包裹，把它们运送到人的思想这个工厂里，以用于创造鲜活的知识”[10]290。图书馆选书、购书、登到、上架、流通、借阅等程序，类似于工业的流水线。在这个流水线工作中，涉及购买、储藏、运输、人事管理、工作分析、预算、会计、推销等商业技巧[10]290和图书处理的实用技能。因此，图书馆学教育需要对这些实用方法进行训练。

另一方面，理查森认为图书馆职业是一种“学术职业”（Learned Occupation），图书馆工作关注的是知识（包括蕴含在书中的知识和人自身的知识），图书馆要促进知识与学习。在理查森看来，这一点是图书馆职业的主要性质：“图书馆区别于其他商业活动的地方正在于它所关注的‘货物’是知识”[10]289-295。因此，他认为，图书馆学教育要培养了解图书内容、了解知识的人。图书馆职业商业层面的特点是其“壳”，其知识性特点是其“核”。因此，这两个方面对于图书馆学教育来说都不可缺少。

2.2 图书馆员素质要求

在《做一名图书馆员》一文中，理查森更全面地列出了以下图书馆员所需要具备的素质：①技术细节知识，例如图书印刷、装订、处理过程中的知识以及图书馆建筑知识等；②宽广的语言知识，拉丁、希腊、希伯来、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西班牙语等语言以及这些语种的文学知识；③世界范围的百科全书、文学史、目录学方面的知识；④商业知识，书价、购书源、折扣、图书拍卖、对古董商方法的学习。除了上述文化知识，图书馆员还需要具备充满活力、勤勉努力并不断进取的个性特点[11]。

以上理查森对于图书馆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体现出他对图书馆职业既有商业性特点又有知识性特点的认知——图书馆员既要懂得图书馆经营，又要懂得图书内容与知识。《做一名图书馆员》一文写于1890年——当时理查森已经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做了十年的图书馆长，长期接触到各种语种的宗教研究文献，积累了丰富的目录学教学经验和图书馆工作经验。因此，他对图书馆员素质要求的看法浸润了自身经验，带有鲜明的研究型图书馆馆员痕迹。

3 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批评：多图书馆经营，少图书馆科学

从理查森对图书馆、图书馆职业性质、图书馆员素质要求的理解可以看出，在他的观念里，图书馆职业不只是一门只需要技巧与方法的职业，更是一门需要知识与学问的职业。可以说，他对图书馆职业具有很高的期许。与此相对应，他对图书馆学教育也有较高的期许——因为它承担着向图书馆职业输送人才的重任。然而，他对图书馆教育的期待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产生了落差。

3.1 图书馆经营与图书馆科学

在理查森的理解中，图书馆学教育既应该包括图书馆经营管理各方面实务技能——图书馆经营（Library Economy），又要包含科学化的理论、原理与人文知识——图书馆科学（Library Science）。

早在1885年ALA年会上，理查森就试图对图书馆学体系进行系统界定，包括图书馆科学、图书馆经营、图书馆事业、书籍艺术、目录、版本、目录学理论、版本学理论、分类学等分支的定义、历史、方法和文献[12]。当时他用来指称图书馆学的“Bibliothecal Science and Economy”即已包含“Science（科学）”和“Economy（经营）”两个方面。显然，在理查森的理解中，“图书馆经营是应用图书馆学”[13]9，而非它的全部内容。这和杜威1884年对图书馆学内容范畴的界定（以最好和最经济的方法对图书、小册子和丛书等各种图书馆资源进行选择、购买、处理、编目、索引和管理时所需要的所有专门训练[1]）相比，已经得到大为扩充。理查森的界定涵盖各分支的定义、历史、理论、方法等层面的内容，更近于一个完整的学科内容体系，而杜威的界定则主要关注图书馆工作方法的应用层面。

到了1916年理查森担任美国图书馆学会主席之时，他又再次为图书馆学正名。在当时，图书馆学教育仍未能有效地提高图书馆学的科学性，仍有一些人只认同“图书馆经营”而不承认“图书馆学”。对此，理查森进行了反驳：有些人对于是否要使用“图书馆学”一词感到犹豫不决。他们说，图书馆工作是一门技艺而非科学。这些人说：“图书馆经营——我们理解，但是，至于图书馆学，不过是一门应用技艺的伪学者式的标签（A Mere Pedantic Label for a Useful Art）。”……说图书馆学不存在就好比说图书馆不存在一样（荒谬）。任何一种可以被描述和分类的事物，都足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原材料[13]9。

在1957年的中国，刘国钧同样认为：“人们不否认一条蚯蚓、一片树叶以及吃饭睡觉都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要否认客观存在着上千年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的图书馆可以成为科学研究对象呢？要知道，宇宙间一切客观存在着的现实，一切对人们生活有影响的客观实在，那怕是最轻微的影响，最微细的现象，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对象”[14]。显然，图书馆也应该可以成为科学的原材料。因此，理查森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学科无疑，它的原材料和研究对象则是图书馆：作为真实存在事物的图书馆，是收藏图书的物理空间。它们组织和管理图书以满足各种需要，服务于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现有和所有曾经存在的图书馆，其属性和功能，其形态和机理，其起源和命运，均可以成为图书馆学关注的范畴[13]9。这种认知体现了其思想的高度。他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坚持，在当时倡导实用的大环境下，实属难得。

3.2 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批评

然而，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过多地关注图书馆经营的技巧与方法，对图书馆科学知识性内容的关注不够。理查森批评了注重实用但缺少理论和学术内涵的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当前的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人事工作和图书馆经营中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强调有效的方法、行动能力、所谓的现代销售人员的方法，整体浮躁而喧哗，胜过对反思、知识、学习、鉴赏力、同情心、人文发展以及对其他将图书中的知识和个人知识关联起来的各种要素的重视。”[10]290在理查森担任ALA图书馆学院委员会委员和图书馆培训委员会委员时，也不断强调这一点。

1890年，理查森任ALA图书馆学院委员会委员时，他对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教育目标、教学条件、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考察。他认为，该校的教育目标是“图书馆经营”，而很少涉及“图书馆科学”的内容。虽然已经增加了目录学方面的课程，但是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比重仍然较少，其重点仍然放在技术和实践内容，缺少科学和原理方面的内容[15]C93-C94。这在理查森看来是一个“真正的危险”[10]291。1901年，理查森任图书馆培训委员会委员时，他对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普瑞达学院、德雷克赛尔的图书馆学教育状况进行了考察。在考察报告中，他再次批评了图书馆学教育中过度的技术倾向。他盛赞了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玛丽·菲尔柴尔德（Mary Salome Cutler Fairchild，1855—1921）的“图书评价”专题课程和普瑞达学院玛丽 ·普拉默（Mary W.Plummer, 1856—1916）的摇篮本与古文书教学，但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仍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只着眼于现实需要的倾向[16]。

显然，理查森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批评与他本人偏重人文研究的学术风格是一致的。技术教育并非是坏事，但是，如果只有技术教育而忽略了其他重要方面，那么这种教育则是不全面的。正如理查森所说：“如果只教学生怎么订购一本书而不知道要订购什么书，或者只知道怎么核对一本书但却不知道一个完美的复本都有哪些要求，那么，其用处也不会很大。”[15]C94因此，他在1901年的考察报告中认为不同的图书馆学院要有不同的培养任务，提倡有差别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在他看来，德雷克赛尔学院和普瑞达学院可以主要实行一年制技术教育；而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可以培养授予高级学位的图书馆科学人才，例如摇篮本等古籍的编目人才、古文书学人才。在报告中，他认为或许可以培养古文书学方向并兼辅修语言和文学的博士[16]686。理查森在这里所提出的，乃是一种图书馆学教育科学化发展的路径，可以说发芝加哥学派之先声。

4 图书学：图书馆学教育不可忽视的领域

面对图书馆学教育过于偏重技术与管理方法的现状，弥补图书馆科学内容的不足，理查森在1916年的《图书馆学的领域》[13]一文中提出让图书学成为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期促进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提高图书馆学教育的科学性。

4.1 图书学是什么

在理查森看来，图书学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弥补图书馆学教育过于重视图书馆经营的不足。他认为图书馆学与图书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图书馆是由图书组成的。图书馆所关注的是图书的世界，从图书的创造、出版、到被各种分销商发行传播，再到其聚合到图书馆里、被读者消费。可以说，图书馆员的工作涉及一本书的整个生命周期[13]9-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书学应是图书馆学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理查森所理解的图书馆科学就等于图书学——二者所关注的核心都是图书。

理查森认为，每一门科学都包括研究、教学和应用。对于图书学来说，其应用领域是收藏有印本古籍和各类手稿的大型大学图书馆或参考图书馆等研究型图书馆[13]10。这些图书馆除了收藏现代印刷本图书以外，还藏有大量摇篮本古籍、古旧印刷书和各种形式的写本，如泥版书、羊皮卷、纸沙草古籍、碑铭文献以及古钱币等博物馆藏品。然而，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却很少教授这些文献的研究与管理方法。图书学所针对的正是这类特藏文献，它在图书馆的具体应用包括：如何保存未焙烧过的泥版书、易碎的纸沙草或者含有旧的城邦记录的古书，而不致使其成为碎片？如何对阿比西尼亚卷轴等特殊文献进行排架？如何判断某个缩微图是否出自14世纪欧洲图书插图画家珍·皮塞勒（Jean Pucelle，1300—1355）的车间？如何描述手稿、硬币或博物馆物品？如何排列硬币？如何描述雕版？怎么判断碑铭或手稿的年代？如何考定手稿的作者？如何判断是伪造等等[13]11。理查森认为，这些问题应引起图书馆学院的关注。

由于其关注的文献的特殊性，因此，图书学必然涉及宽广的专门知识，如古文书学、钱币学、印章学、雕刻、档案学、博物馆学、出版史、装订、插图知识、科学百科知识、对特殊语言文字的学习以及对许多专门领域知识的学习，尤其是历史和艺术[13]10。可见，此图书学所涉内容广博，事实上，从他所使用的Book Sciences一词来看，复数形式的“Sciences”即表明了这不是一个如分类、编目等内容较为具体的方向，而是涉及许多专门领域的综合性学问与分支学科群。

4.2 图书学的研究范畴

正如理查森所说，一门科学的内容要包括教学、应用和研究不同层面。作为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图书馆员，理查森尤其注重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图书学作为图书馆学的分支，自然也应该包括具体的研究领域。总结起来，理查森将图书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以下几大类：①著述。这一点和心理学有交叉，主要研究作品的创作及背后的心理因素、错误的产生原因、作品和出版物的阅读等。对图书创作的研究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有效管理。②出版。口述作品及传播（如游吟诗人、《摩西五经》的口耳传播、浮士德传说等）、手写出版（碑铭研究、纸沙草文献、牛皮卷等）、印刷出版（早期出版史、机械出版、装订、插图等）。③图书复制。各种形式的复制、抄写工作，如对抄写员、印刷工人的研究。④传播。如古代图书市场、书价、订购、拍卖、售书目录等。⑤（图书版本的）变化：文本、历史和文学批评，传播中的偶然误差、手稿的传承、合作作者、版本、主观改变、剽窃等。⑥作品新形式的起源：图书编辑，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及变化。这一研究方向与科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研究相交叉。⑦图书的幸存（及亡佚）。研究一本书的幸存、一个作品的延续、一类图书的幸存。具体研究问题如图书材料、保护方法、图书亡佚、图书评价标准、善本书等。⑧收藏。包括图书的私藏与公藏。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图书馆的历史和图书馆经营各方向历史（如编目、分类、图书馆建筑等），图书馆员传记（包括古代和现代图书馆员），私人图书馆，图书存藏地的变迁（如某个图书馆藏书的汇聚与散布、流落，历史上的图书失窃现象等），对单本藏书（尤其是手稿、早期印刷书、善本、古文书）的考订工作和详细准确的著录等[13]11-15。可见，图书学主要是从人文的角度（如历史、文学）来研究图书的生命周期。

上文已经指出，理查森所说的图书学与图书馆科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称之为当时的理论或人文图书馆学，而图书馆经营则相应地被称为应用图书馆学。因此，在他的概念中，从人文的角度研究图书的著述、出版、传播、变化、收藏等图书学内容就是对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学的人文内涵和知识含量。理查森希望通过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引入图书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改变技术和方法占主流的图书馆学教育现状，使图书馆学向着更加全面均衡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5 理查森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价值

在20世纪前20年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以技术和工作方法教育为主的背景下，理查森批判了知识与人文内涵缺失的图书馆学教育现状，提出了富有学术性和理论色彩的教育主张：图书馆职业的双重性质要求图书馆员既要懂图书馆经营，又要懂得图书内容与知识；图书馆学教育既要包括图书馆经营，又要包括图书馆科学；开展图书学的教学和研究；等等。理查森希望在图书馆实用内容外增加更多具有学术性和人文知识含量的教学内容，从而促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正如艾玛 ·鲍德温（Emma V. Baldwin，1877—1952）所说：“理查森先生提醒了我们，图书馆学不只一面。”[17]理查森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的一系列主张（尤其是图书学），是对杜威以实用为主的技术教育模式的补充与修正，带有明显的西方古典图书馆学知识特征和人文主义色彩。

拉里·奥斯特勒（Larry J. Ostler）等人在讨论美国图书馆学院关闭问题时不无遗憾地说：“一些图书馆人，如杰西·谢拉和欧内斯特·理查森，倡导更为强调学术和理论研究的图书馆员人文教育。然而，这些思想家的主张却大都被图书馆学教育家们忽略了，也并没有在任何程度上落实在图书馆学院的课程体系中。”[5]作为美国图书馆界的领袖人物，理查森的教育主张并没有在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界得到强烈回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首先，缺少将教育思想转化为教育试验的途径。虽然他曾为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讲授分类法课程，但理查森的主要身份是图书馆馆长，而非图书馆学院专职教师，更不曾担任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管理者。虽然他曾先后担任ALA图书馆学院委员会和图书馆培训委员会委员，然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ALA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BEL）尚未成立，ALA对图书馆学教育界的影响非常有限。其次，理查森的个性原因。布兰斯科姆认为，理查森不善交流的缺点和他易怒、倔强、好斗的个性影响了其思想被世人和同行所接受，他从哈特福德神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离职以及其晚年与ALA执行委员会产生的摩擦都与其鲜明的性格有关[3]100-102。再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层次。上文我们已经指出，理查森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研究型图书馆和人文主义的色彩。他倡导的图书学可能更适用于研究型图书馆高级人才的培养。然而，在20世纪前20年，美国图书馆界需要的或许仍主要是应用型人才。在这种条件下，对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来说，花主要精力去培养了解图书馆基本工作内容的图书馆员显然是一种更为经济实用的办法。理查森对于图书馆学科学性的呐喊，对于培养古籍人才的呼吁和对图书学的倡导，或许在美国一些图书馆学院看来，尚是一种理想化的主张。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当时能够提供给诸如古籍整理人才的岗位相对较少[19]。在1901年理查森对图书馆学院的考察报告中，他发现“图书馆学院的课程完全遵从职业的现实需要”[16]。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于20世纪前20年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实践中。因此，虽然理查森着力倡导图书馆科学和图书学，但其主张只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并未转变为教育实践。

2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Graduate Library School，GLS）成立。在乔治·沃克斯（George A.Works,1877—1957）和路易斯·威尔逊（Louis R. Wilson，1876—1979）的先后领导之下，GLS倡导借用社会科学改造图书馆学、以学术研究提升图书馆学教育水平，促进了图书馆学与整个社会以及社会科学的融合，提升了图书馆学教育的科学化[6-7]。GLS的成立可算是对理查森教育思想的历史回响，只是这种回应并非理查森本人所促成的。而且，GLS引领下的图书馆学科学化与理查森所主张的图书馆科学又有着不同之处。理查森希望在图书馆学教育中更多地开展图书馆科学和图书学的教学与研究，实则是尝试从人文路径提升图书馆学的学术内涵，从而将其打造成为学术职业。虽然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 1884—1953）是GLS中典型的人文主义者，不过，GLS的整体教学风格与学术旨趣主要偏向社会科学。因此可以说，理查森和GLS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图书馆学科学化路径。

理查森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当今图书馆学教育有其现实价值。无论是理查森所倡导的研究图书著述、出版、传播、变化、收藏的图书学，抑或是关注文献编纂、出版、传播、亡佚、版本、目录、典藏等领域的中国文献学，均以文献内容和知识为中心，只是二者所关注的具体文献对象及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环境不同。中西图书文献之学、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与职业价值等人文知识是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其学术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成为图书馆学的“文化基因”。对于极为关注“人”的需要的图书馆职业来说，人文精神的培育和文化价值的坚守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面临转型和变革的今天，理查森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主张则又有了历久弥新的价值。

（来稿时间：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