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团圆》中九莉的“笑”*

刘 萍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盛九莉是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的主人公，因其与作者本人有太多相似之处，人们很自然地把两者等同，纵然其中各个评论者所持的立场、态度等不尽相同。比如有人斥责：“张爱玲原本想以《小团圆》与胡兰成争夺他俩情爱故事的话语权，却不料由于她急于表现自己对爱情的痴心，《小团圆》竟成了她心甘情愿地当‘汉奸妻’的自供状！”[1]有人赞赏：“她的创作之所以没有止步于苍凉和空无，正在于她对人生的体谅与喜悦，那是因懂得而慈悲。……张爱玲晚年的讲述终究不吐恶声，这是她的悲悯。”[2]有人感慨：“张爱玲宁愿保持沉默，也绝不以后见之明丑化当时的胡兰成，而以极为彻底的真诚和罕见的勇气，还原乱世中这段荒诞的恋情，还原她当初的痴情和无助的内心。”[3]其实，早在小说初稿刚刚完成——正式出版则在三十年以后——之际，张爱玲好友宋淇在写给她的信中便直言：“这是一本thinly veiled，甚至patent的自传体小说，不要说我们，只要对你的作品较熟悉或生平略有所闻的人都会看出来。”*张爱玲与宋淇夫妇保持长达40多年的深厚交情，生前留下遗嘱，将遗物(包括所有文稿)交予宋淇夫妇，《小团圆》一书便在宋淇夫妇去世后由其子宋以朗发表问世。此处所引信件内容详见张爱玲：《小团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可以推测，伴随着张爱玲更多遗作以及其他史料的问世，类似上述以九莉形象对张爱玲进行比照乃至重读的讨论将持续下去。无论九莉形象与作者本人有多大程度的重合抑或背离，都可以确定：同现实中的张爱玲一样，小说中的九莉也是身世飘零、孤独无助的。然而，与其悲苦的遭遇不相适应，九莉的“笑”时不时地闪现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自然也颇耐人寻味。笔者无意再纠缠于九莉与张爱玲的对应关系，而是着意解读文本中九莉“笑”的背后的深长意味，并由此窥见张爱玲特有的写作方式；同时通过与简·爱的比较，发掘人物更为独特而深刻的内涵及意义。

一、九莉的“笑”之种种表现

《小团圆》主要叙述了九莉的人生经历，其生活环境可谓混乱破败。从“小”处看，原本钟鸣鼎食的大家庭早已入不敷出，支离破碎，九莉虽可勉强谋生，却也时常捉襟见肘；从“大”处看，国家遭受外敌入侵，动荡不宁。九莉身逢乱世，家道中落，父母离散，遇人不淑，如此种种足以令她悲从中来，怨恨有加。然而当不幸降临时，九莉总体表现却是浑然不觉般淡然“笑”对。

九莉的“笑”时常出现在令人感伤甚至心痛的场景中，即本应与“笑”无关，而九莉始终“笑”着面对。在上海，当九莉即将只身赴港与二婶*即九莉的母亲蕊秋。因大伯家没有女儿，九莉从小口头上算是过继给大伯的，故称生母为“二婶”。和三姑道别时，却一再“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着”，甚至“差点笑出声来”[4]105。身为学生的九莉突然遭遇日军攻打香港的战事，因为看小说而忘记记录飞机轰炸的时间，当站长带有责难性的问她要不要出去工作时，她知道出去工作有可能被炸掉一只手，一条腿，然而，“‘愿意’，她微笑着说”[4]36。当好友比比赶来探望，关切地问她有没有发口粮的时候，她又是“笑道：‘还没有。事实是我两天没吃东西了’”[4]38。当同学告诉她贴在布告板上的分数被烧时，她明明感觉“像一世功名付之流水”[4]42，因为分数是她少有的可引以为荣的资本，由此而来的奖学金也是她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然而她又是“笑着送走了”[4]42同学。在纽约，九莉决定打掉已四个月大的胎儿，汝狄有点迟疑地建议她“生个小盛也好”，九莉却“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4]126。

母亲蕊秋和爱人之雍无疑是小说中与九莉关系最亲密、也是对九莉伤害最深的两个人，九莉的“笑”在面对他们时更是令人慨叹。母亲常年漂泊在外，对九莉缺乏起码的关爱和照顾，虽想方设法资助九莉求学，却在短暂的母女团聚时总是不经意间对女儿显露出难以掩饰的怀疑和嫌恶。九莉则对母亲敬畏有加，却又对母亲“微笑道：‘我一直非常难受，为了我带累二婶，知道我将来怎样？二婶这样的人，倒白葬送了这些年，多可惜’”[4]18。她还不止一次声明要归还母亲为资助她上学而花的钱，在求学于香港时便对母亲“笑道：‘我要把花的钱赚回来，花的这些钱我一定要还二婶的’”[4]93。多年后，九莉果然将积攒多时的二两金子拿出来递给母亲，又是“笑道：‘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4]212。这话听上去是体恤母亲，然而其中的生分却着实令人心寒。至于之雍，他的滥情与九莉的痴情无疑是不对等的，然而之雍不仅不愧疚，反而洋洋自得，甚至热衷于在九莉面前显摆他的“处处留情”。当听到之雍描述他与小康小姐“打情骂俏”时，九莉只是“微笑听着”[4]170，“微笑道：‘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4]201。当之雍以“要选择就是不好”的无赖理由拒绝答复时，她也就“微笑着没再问他”[4]201。恋人之间的忠诚是维系爱情的基础，然而在九莉这里却成了奢望，除了微笑应对或者主动退出，九莉似乎无路可走。

乱世中的九莉屡遭不幸，却似乎习惯于以笑脸示人，在最不可笑、也最不该笑之际却那么轻描淡写地一笑而过。九莉这一形象并非头脑简单、豁达乐观之类，且她以撰文为生，应是敏感多思的，她时不时显露出的“笑”自然让读者觉得匪夷所思，因此，“笑”这一细节值得深究。

二、九莉的“笑”之悲剧性指向

九莉的“笑”总是淡淡的，但自有一种触目惊心的力量，令人过目难忘。九莉为何而笑？表面看来，是一种无可奈何抑或无能为力的掩饰；深入追究，又俨然一种自我保护、打击对手的武器。这样的“笑”几乎无关乎快乐，而蕴含浓厚的悲剧性。

九莉的“笑”每每发生在她饱受打击之际。作为一个乱世中的弱女子，她缺乏家庭的温暖，也没有切实可靠的朋友及爱人的关照。亲情、友情、爱情诸如此类的美好情愫在她这里都显得可望不可及。在侥幸躲过日军轰炸时，她怅然若失：“差点炸死了，都没人可告诉。”[4]34因为九莉总是“孤军奋战”，自然便缺乏灾难降临时昂然应对的精神面貌与胆识，不会拍案而起，但也羞于哭告求怜，只是以“笑”来掩饰自己的愤怒与悲哀。此外，封建大家庭的出身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文化传统等背景，也使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怒而不争”等说教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九莉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由遗传形成的某种心理气质”[5]影响着她的行为举止。由此可见，“笑”只是一副面具，几与快乐无关，而掩饰着主人公九莉深切的悲与忿。如果站在对手的角度看，九莉的“笑”又俨然具备了一种战斗的功能，因其能击中对手的“要害”，有时也真的令对手措手不及，甚至伤痛不已。比如，当九莉微笑着将钱还给母亲时，一向新潮、强势的母亲流下眼泪，甚至很罕见地套用一句俗语“虎毒不食儿”为自己辩解[4]212-213。此时此刻，九莉的客套、礼貌无异于宣告了母女情分的终结，她的“笑”在母亲眼中又该是多么的冷酷和决绝！同样地，面对之雍的“处处留情”，九莉一笑置之，也有意无意地夹杂着以淡漠来回击对方的用心，其潜台词便是：我不在乎你，我对你的风流韵事无所谓，你爱怎样便怎样吧。只不过，在无赖成性、自以为是的之雍眼中，九莉“笑”中的哀怨终究还是软弱无力的，她自己也很清楚：“我不能与半个人类*“半个人类”指所有的女性，九莉深感无奈之说，因为之雍滥情，几乎见一个爱一个。为敌。”[4]229九莉也通过“还钱”的方式，最终断绝了与之雍的交往，对于勉强自力更生、饱受困顿之苦的九莉而言，经济的债与感情的债似乎早已悄然合为一体。非同寻常的家世与才学令九莉不同于一般的弱女子，加之独立谋生的处境，更赋予了她以退为进、“笑”对不幸的勇气和能力。只不过，这既是她的骄傲，亦是她的悲哀，因为她在以“笑”为武器攻击对手的同时，自己也往往深受其害，痛苦不堪。如与母亲蕊秋和爱人之雍的扭曲关系曾一度令九莉萌生自杀的念头。不仅如此，因为前者，九莉拒绝要孩子，甚至想到如果有孩子，“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4]240；因为后者，九莉很难再享受正常恋爱婚姻的幸福，此后与燕山的失败恋情显然受此影响。

由此可见，九莉的“笑”俨然一把双刃剑，表面上平和淡漠，其实却伤人伤己。难怪有论者敏锐地指出，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不变的“只是每个人的自私”[6]。母爱、情爱原本都应当是那样的美好而珍贵，九莉的“笑”无论是表面上的无可奈何，还是隐含的打击报复，都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剧性意味。

三、从九莉的“笑”看张爱玲独特的艺术追求

(一)营造“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

张爱玲赞赏“好的社会小说家”能“体会到各阶层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7]103，与此相应，她偏爱“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她与胡适的通信便曾反复提及这一点[7]92-93。多年之后，张爱玲比较分析古今中外的小说，也认为“中国小说的技术接近自然”[8]。张爱玲本人的创作正力求于此，九莉形象的塑造可谓明证。

九莉的“笑”蕴含着无奈与怨忿，看上去却淡然超脱，她自己也给人以冷漠甚至木讷之感。当然，“破绽”还是会偶尔露出头来，如九莉尽量不去回想母亲离家之前的往事，因为“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都有一种悲哀……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古建筑门口往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这里”[4]49，何其伤感！之雍毫不避讳地絮叨他的“恋爱史”，九莉虽“微笑听着”，心里却“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4]170，何其愤怒！想要从之雍那里得到一个承诺，不料之雍却以“要选择就是不好”的荒唐理由拒绝，甚至举出齐桓公*“齐桓公”应为“晋文公”，重耳(即晋文公)因逃亡不得不与妻子季隗分别，嘱咐妻子等他二十五年，若到时不回，妻子可改嫁，季隗则表示会永远等他。的典故，暗示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对此，九莉固然“微笑着不作声”，心里却感到“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4]201-202，何其悲哀！“她永远都是表面上淡淡的，即使心中鼎沸，也只是将眼光瞥向别处。她的文字也是，平淡冷静的叙述之下，是深藏的笔底波澜。”[9]

(二)强调“参差对照”的手法

作为有鲜明自我意识的作家，张爱玲对于文学创作无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除追求“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外，她还特别强调一种“参差对照”的手法。如比较“悲壮”与“苍凉”，她明确表示更喜欢后者，因为前者是一种“强烈的对照”；后者则“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0]490。在张爱玲看来，“强烈的对照”属于古典的写法，如此一来，美与丑、灵与肉泾渭分明，激烈对抗，产生极大的刺激性，作品的主题亦随之被突显出来。而张爱玲主张“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10]491，这就需要采用“参差对照”的手法。

所谓“参差对照”，当然不意味着简单的调和抑或折中，而是基于人性的复杂、矛盾，既不夸大也不虚饰，写出现代人尤其是普通人的真实存在，整个时代的面貌亦可随之得以窥探。“参差对照”可能导致作品的主题不甚分明，但张爱玲表示：“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10]492九莉形象的塑造即如此，张爱玲很少直接书写九莉的悲与忿，痛与恨，而多以看似平淡的“笑”暗示她的无奈与挣扎，委婉地表现出这个乱世中的知识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真相。“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参差对照”的手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正是这样，张爱玲举重若轻，以一次又一次平淡超然的“笑”，巧妙渲染、强化了九莉形象的悲剧性内涵。

总之，九莉的“笑”虽时常闪现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却看得人不禁悲从中来。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九莉穿着一身户口布喇叭袖湖色短衫、雪青洋纱裤子在街上排队，被人误认为是乡下新上来的大姐，问她认不认得字，“九莉轻声笑道：‘认得’，心里十分高兴”[4]169。这里，九莉的“笑”是真正轻松愉快的，只不过这样由衷的“笑”着实少得可怜。

四、九莉的“笑”与简·爱的“怒”

九莉形象与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有不少相似之处：自幼缺少家庭温暖，有才华和独立谋生的能力，爱上有妇之夫，敏感而理性，等等。两人的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简·爱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大团圆”：与心上人喜结连理，相夫教子，其乐融融；九莉则只能在梦中与爱人、孩子欢快地嬉戏。就外在表现而言，二者一“笑”一“怒”，同样是反叛，但效果差异明显：九莉的“笑”带有“示弱”的性质，简·爱的“怒”则显得更为大胆、坚决。

应当承认，沉默寡言的九莉还是颇具叛逆性的，主动还钱给母亲、主动与爱人绝交等行为都说明了这一点。其他诸如独立谋生、自由恋爱、婚前性行为、对醒目色彩的痴迷等，都或多或少地对此有所透露。所以九莉毕竟不同于传统的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而体现出现代知识女性的胆识与能力。小说故事的时代，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妇女解放潮流的兴起，战争的阴霾，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产生影响。因此具有留学背景的九莉不会无动于衷，她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但早已不同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如上所述，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有关女德的说教，会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每当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并对一个时代的意识观产生影响的时候，这就进行了一次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对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11]。九莉的“笑”是传统女性思想意识的一种表征，究其实质便是“示弱”。换言之，九莉的叛逆性固然有诸多行为可以证实，但至少表面上还不是很明显。

简·爱则不然。她小小年纪便当面怒斥自己赖以为生的恩主：“我这一辈子都决不会再叫你一声舅妈，我长大后也决不会来看你。要是有人问我喜不喜欢你，问我你待我怎么样，我就说，我一想起你就觉得恶心，你待我残酷到极点。”[12]43若换作九莉，恐怕又是微笑着告别，心中则打定“至死再不相往来”之类的念头。当罗切斯特要另娶他人，同时又坚持让自己留下来时，简·爱立即反驳：“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了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吗？你认为我只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你认为我能忍受让人把我的一口面包从嘴里抢走，让人把我的一滴活命水从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12]335一连串的质问如疾风暴雨扑面而来，简·爱不仅主动选择退出，还明白无误地向心上人表达了自己的悲哀、失望和愤怒。九莉的选择与简·爱一样，但终究只是“微笑”着面对爱人的百般推诿，没发出任何怨言。简·爱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突破社会身份禁忌，向罗切斯特大胆喊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12]335考虑小说的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简·爱的抗议与控诉无疑是胆大妄为，简·爱形象因此备受女性主义者的青睐。但故事的结局是简·爱回归家庭变成一个标准的快乐主妇，令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失望。其实，“简·爱与激进的女性先锋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进而思之，这至少从反面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简·爱的反叛：究其性质，恐怕更接近于自发而非自觉；究其程度，亦远远谈不上彻底，而给后来者留下了相当漫长的征程”[13]。九莉何尝不想与之雍缔结正常的婚姻？但最终只落得一张“自骗自”的婚书压箱底罢了。九莉曾为与之雍的结合做过努力，如敦促之雍与前任妻子离婚，声称“不过是法律上的手续”——依然是“笑”着说，“随即走开了”[4]136。此后，九莉亦多次试问之雍“爱的选择”，但这样的问题在之雍那里根本就没有结果。制度、习俗诸如此类外在的因素，九莉可以设法克服，但之雍毕竟不同于罗切斯特。“所爱非人”，这是九莉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的症结。若换作简·爱，九莉的“笑”可能化成犀利的讥讽和怒斥，即使结果大抵相同。所以，与简·爱相比，九莉无疑更见其悲。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曾主动提及《简·爱》。一天深夜，之雍把九莉带回家，当九莉在一间很杂乱的房间里独自等之雍时，“房门忽然开了，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探头进来看了看，又悄没声的掩上了门”[4]173，九莉猜着这是之雍的疯妻，便“想起简·爱的故事*《简·爱》当中有类似情节：罗切斯特的疯妻伯莎深夜到简·爱房间。因为当时简·爱对于伯莎的存在完全不知情，所以小说有关这段情节的描述充满神秘和恐怖色彩。，不禁有点毛骨悚然起来”[4]173。此外，两部小说都带有女作家的自传色彩，由此也引发人们将小说与现实、作者与女主人公等同起来的倾向。然而，小说毕竟不同于自传，只能说具有“自传性”。“自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书写形式，是作者回顾和自叙生平，……自传性叙事不要求以自我为中心，……文本中包含着一定分量的自我叙事，这部分内容是作者所独有的，但是不要求完整连贯，也不要求细节的准确。”[14]尽管“自传”与“自传性”有明确的不同，但肯定的是，上述两类作品均包含一定的真实性。基于此，无论《简·爱》还是《小团圆》，都不例外。换言之，无论夏洛蒂·勃朗特还是张爱玲，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我融入小说女主人公身上，其中就包括她们的独立性与反抗性。只不过简·爱是“不平则鸣”，即往往一“怒”而起，直言相抗，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九莉则以其意味深长的“笑”来委婉暗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较为消极被动。九莉和简·爱均体现出女性的主体意识，两相比较，九莉试图把自己“包裹”起来，简·爱则努力挣脱世俗的枷锁，无疑更勇敢洒脱，九莉则因为受到更多传统的束缚和时代的局限，虽始终“笑”着，却只能以悲剧收场。

综上所述，九莉的“笑”是耐人寻味和值得深思的。“笑”本应是愉悦的，却蕴含着苦涩和愤懑，就像小说的标题——“团圆”本应是美好的，一个“小”字却露出破绽，终究还是团圆不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九莉的“笑”体现出张爱玲鲜明的创作主体意识，为管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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