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文化自信与民族底蕴的建构
——基于核心价值观“自由”一词的思考

□邓心强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市场经济调试、多元经济成分并存、通过房地产和教育产业化等推动经济发展的沉潜阶段。历经长期的积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转型导致多元思想并存与激荡。在文化强国的呼吁下，国内掀起了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加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在世界民族纷争、竞争激烈的当下，通过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中国梦等系列途径，旨在振兴中华，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和当前观念的多元化，青年一代跟风现象严重，对国学产生疏忽与淡漠，这引起党与政府的忧思。新一届中央政府尤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①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4年3月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给全国各省，深入学习、贯彻执行。，这从习近平总书记近五年来不同场合的系列讲话中鲜明可见。而文化自信心的树立，以及中国文化的自觉建设，开始提上日程。十七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核心价值观的宣扬，便是凝聚共识、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世纪回眸：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百年走向

文化自信关乎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发展动力，也是一个民族发展潜能和底蕴的体现。就近处来说，它是近十年中国面临民族伟大复兴任务和在国际舞台上如何谋划发展的重大课题；就远处来说，它是牵制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沉重话题，从近代史以来持续至今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也即文化自信与文化创造性转换等话题，近十年来看似迫在眉睫，从政府到民间提得格外响亮，实则伴随着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发展史的整个历程，伴随着无数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思考与奋斗。

17-18世纪西方相继开展工业革命，大国纷纷崛起，世界的跷跷板开始失衡，古老的中国开始落后，在积贫积弱中被动挨打。鸦片战争后的系列战争、割地、赔款等屈辱史不堪回首。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随着专制王朝的最后挣扎显得腐朽和没落，再无最初的生机与活力。以严复、林纾、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之路，他们通过翻译西方优秀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和文化先进的部分，通过大量“输血”来改造中国落后的封建文化。译介、出国、争鸣成为19世纪中后期国人思考中国文化建设的时代话题。那个时期，已经初步彰显出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失望，但更多的是反思和改造。

紧承其后，随着中国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日趋加重，从维新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国人进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剖析、批判之中，以民主人士邹容、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等，文化人士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簌溟等，以及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大批人物，从政治、教育、文化、创作多个角度对中国落后的体制根源、国民的劣根性等展开了犀利的抨击与批判。在五四前后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归结于老祖宗苦心经营了数千年的“传统”，呼吁彻底地打倒“孔老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与此同时，大批留学英、美、苏、日等回国的人士带来具有新鲜气息的外来文化，为重建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提供了参照，输入了血液。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数十年，是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丧失信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艰难时期，在低迷中抗争，在抉择中行动。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近70年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复杂的国际形势、各种国内运动与斗争、贫穷饥荒、十年文革、探索社会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兴起，中国人的文化建设与复杂的局势、起伏的态势密切相关。从六十年的批林批孔，到八十年代的欧风美雨，再到九十年代的留学热潮，以及今日的千人计划、归国创业等，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经历了从怀疑、自卑到萌芽、树立的艰难过程。1978年至今的四十年，是中国人主动、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物质和精神双重文明上重拳出击的全新时期。面临着各种“西化”“颠覆”的威胁，以及域外观念的渗透，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各项建设，刻不容缓，也为了带领国人凝聚共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以后，通过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出文化强省强国系列举措，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此态势尤为明显。这从中国政府的每一次报告、各省委宣传部与社科联的每一次宣讲及活动，便可见一斑。每个华夏子孙，都能感受到祖国的变迁和民族的崛起。

百年历程，中国人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走过了太多的艰辛探索路。

二、重拾当前文化建设的信心：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对接

在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两件大事尤为瞩目：一是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在2012年底正式提出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并通过各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生发正能量，高校和各种研究机构跟进展开研究；二是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宣传工作，这比12词的呼吁更早。

2014年春季，教育部社科司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4条），为推动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做出了新的部署。教育部起草小组系统梳理了目前正在使用的教材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在反复论证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次概括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

而早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在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提到，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大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这些观点与举措都可看出当前依托“传统文化”来宣传核心价值观，实现二者的对接，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话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2月24日下午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近平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

可以说，当前政府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呼声如此高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力度如此巨大，都可见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正日益增强。政府和民间在推动当前文化建设方面正积极作为，并大有可为。

三、核心价值观“自由”词汇的中国渊源

核心价值观建设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进行挖掘与宣传，便有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民族根基；而传统文化的弘扬有了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也为其指明了方向，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当前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源于中国自身传统、西方话语和近代革命历程三大方面。

综合性丛书如韩震主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十二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初出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十二本基本上一词一册，是目前国内研究“自由”等词条最集中、力度最大之作。两套书每本通过至少一章来对每个词中、西来源，以及百年来的革命历程、现代化建设实践赋予其内涵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几乎每个词都从溯源的角度对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

据笔者近来关注核心价值观12词的内涵、外延、特征、渊源、演进和影响时发现，学界在价值观词条的三方面来源研究中，对“西方话语影响”和“近代化革命历程”的钻研较多，而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挖掘还很不够。尤其是“五四”以来深受西方影响的诸如法治、民主、平等、自由等，则更多的走西式和近代路线，这固然与12个关键词自身的发展及特征有关联，但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在研究当前核心价值观12词方面，我们应有更大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乃至文化担当。

以“自由”为例，一些普及性的著作在分析其四层涵义后，论及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层面的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它在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大层面的具体体现，最后针对当前社会自由发展的现状与困境，提出具体的路径和对策。中间为了论述方便举例了中国古代庄子、西方卢梭对“自由”的追求，更多地是结合现实来举例，便于大家理解。如《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五讲》开篇写道：

追求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有史以来，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过程中，对自由一直心向往之。裴多菲在《自由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中道出的价值真理，普希金在《自由颂》中倾吐的“我要为全世界讴歌自由”的澎湃激情，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所展示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由心境，都经久不息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历史和现实中，无数仁人志士、普通百姓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自由之歌，彰显了自由价值的崇高和伟大[2](p73)。

因资源丰富，每一个词类似地从中、西历史中找格言、人物、例子来印证，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笔者认为并未深入到各自民族的文化深处来探寻自由、真诚、友善等的文化渊源、哲学基础和多元表现，显得未入骨髓，尤其是未深入中国自身文化土壤来探寻，以彰显中国人建设本土文化的自信心。

相比较而言，一些立足于传统文化土壤研究核心价值观的学术专著，因专题集中、篇幅较长，在这方面则谈得深入得多。如温小勇在《怡养涵育：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统理路》中分别从儒家、道家、佛家三个方面，分析了古代思维文化如何给予“自由”内涵和发展的多种影响[3]（p106-109)。通过此种研究，读者可看出核心价值观每一词背后都有深远的本土文化渊源，蕴含五千年来无数先贤智慧的创造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研究是自信的也是客观的。这都充分显示出当前在建构价值观时的民族自信心。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道释固然是思想文化的精髓，但远非此三方面所涵盖殆尽。笔者认为，传统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画、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为核心价值观12词贡献了相应的思想内涵，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需要数代学者潜心钻研。当前应发动各学科、领域共同来挖掘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中12词的本义、所指和内涵。以“自由”为例，它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被多位批评家多次运用并赋予了不同内涵。

其一，哲学层面。自由是“道”运行的法则，被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视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突出特征。先看：

希言自然。（《老子》第23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41章）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道法自然”，它在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中达到自由的境地。自然是宇宙最高之美的体现，而“自由”是“自然”的突出特征。引申于文学艺术，则启发作家的创作冲动的形成、情感的抒发、语言的运用等方方面面，追求一种自然之美，不强为、不妄为，去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唯有在抛弃“拘泥”“局限”后，才能进入得鱼忘荃、得兔忘蹄、得意忘言的自由境地，创造或欣赏到一种天地大美。

其二，创作层面。中国古代文论家对创作中“虚静”的心理状态、创作中如何对待用典、格律的拘束等，皆有丰富的阐发，亦关涉自由。如唐代李德裕曰：

今之文字四韵、六韵以至百韵，无有只者。故篇无定曲，辞寡累句。譬诸音乐，古词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丝竹鞞鼓，迫于促节。则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文章论》）

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声。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所弃。（《文章论》）

批评家认为“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反对诗文过分雕饰而丧失作品的自然美质，过于拘泥声律，影响表情达意。“如彼璞玉，磨砻成器”，人工不可少，但不宜过分。他是主张作文须气脉贯穿的，不以力构，则自然成文。并且从中透露出诗人要写出好作品，须下功夫克服困难（“磨砻成器”“美质既雕”）、投入打磨，这暗示进入“自由”境地离不开“功夫”。

此外，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也是反对用典和声律对“自由”创作的牵制、拘泥，钟嵘由此提出“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的文艺观。启迪诗人抒情时将触目所见自然成文，此种篇章未经过多参杂理性的沉思、过滤与干扰，真切，不做作，不勉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认为，作家心中情思需蕴藉到一定火候才能抒发，“委自天机”“独中胸怀”，若寡思力构，则是构思立意未达自由、放松、情不自禁的时候，很难有自然美文的产生。这些都是从创作层面论及“自由”。类似谈论，在中国文论历史中比比皆是，不绝于耳，我们研究“自由”一词的所指时不能忽视。

古人还论及通过集中注意力、参考前人作品等方式来获得思路或灵感，达到创作的自由。如王昌龄写道：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

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论文意》）

所谓“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反映诗人构思时的那种“自由”状态。唯有诗人摒除杂虑，集中思维，进入忘我的状态，或“苦思”前抄古今妙语，才能诗兴勃发，意随文生。和“即目直寻”派相比，此属“凝神功夫”派，皆可达创作的“自由”之境。

其三，文本层面。文本是一个开放而宽广的世界，古代家论及语言、格律、风格、用典时，大量地涉及到自然而自由的特征。如刘勰谓：

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文心雕龙·原道》）

龙凤、虎豹皆在自由中形成独有的装饰，皆自然形成。风吹林木、泉水激石等，莫不有自然之纹，作品何尝不应有自己的文采呢？刘勰从生活经验入手，推演文章的自然和自由。其“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穠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馀，而揽之则不足矣。”皆强调自由的文风，反映刘勰追求自由的审美观。又如苏轼《答谢民师书》曰：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作文如行云流水，在臻于自由境地后的一种高超与熟练。有人称其为苏轼的“自然主义”文艺观。

此外，司空图写《二十四诗品》之“自然”；田锡强调文字与心灵的自然契合（“心与言会”），以及自然个性的表现；苏洵以“自然”为美，反对绮靡浮华、堆砌辞藻的文风（“刻镂组绣，非不文矣”）；吴可的以禅比喻诗（“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等等，都是在整体文风上追求自由。这类作品的一个共性是作家因情生文，情由心生，率性真切、汹涌而出；语言表达如清水芙蓉，没有太多雕饰和苦吟。

其四，欣赏层面。古人在启蒙时便以朗读、咏叹诗篇著称，这形成传统社会独特的“吟诵”之学。他们从小对名篇佳句情有独钟，以一种审美的姿态与意象心神合一，在审美的自由中放松心灵，获得一种阅读愉悦。《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

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道出魏晋名士一种审美上的自由，咏诗体会，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彷佛身临其境，妙不可言。类似对名篇佳作的浏览与欣赏，多用优美的语句写出诗人片刻的体悟：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其感受情真意切而充满诗意，使批评与创作相得益彰。类似自由状态中的审美品鉴，在传统诗文评中比比皆是。又《世说新语·简傲》篇记载：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箸门外，怡然不屑。

此篇虽记录名士各种放荡不羁的表现，但王子敬是欣赏完主人公的漂亮园子后，陶醉于审美自由却毫不介意被人驱赶的经过。正是自由使他狂放。《世说新语》记载很多名士类似奇特的言语、狂放的个性和洒脱的行径，是与名士自由不羁的身心状态分不开的。这构建了魏晋六朝士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后世礼教束缚和生活重担的困扰下，尤其深得人们的钦佩。

此种自由，简言之，即在审美中沉醉、忘我。

其五，批评层面。通过评论一些作家在情感、声律、用典等方面的不自由、文风受约束现象，看出文论家对“自由”文风的极力倡导。比如为文造情，情感不真挚、自然，讲究声律而泯灭了文章活泼、自由的灵气；过于用典而显得搬弄学问，四处引用压制了诗文“即目会心”的本性，等等，都为文论家所批评。此外，通过对文学题材、内容、艺术的批评，来表达对自由的热情呼唤，在中国文论史上也屡见不鲜。如王钟灵《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从“自由”角度提出小说家的创作初衷：

呜呼！观吾以上所言，则中国数千年来小说界之沿革，略尽于是矣。吾谓吾国之作小说者，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则姑婉笃诡谲以言之。即其言以求其意之所在，然后知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说者，盖有三因：

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凭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执路人而强之合，冯敬通之所悲，刘孝标之所痛。……

作者高度肯定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指出当为“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幸”等原因而作小说。他在揭示小说反对专制和黑暗统治的同时，也强烈表达出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之情，反映出文论家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强烈愿望和理想。

从社会方面论及自由，是在清末近代以来的事情。陈衍的《何心与诗叙》批判人们受“世禄”感染而损伤了自由度真性情，指出唯有保持独立的个性，才能在创作的自由中达到“不俗”的境地；蒋智由在《维朗氏诗学论按语》中论文艺贵“自由”和独创，猛烈抨击文艺创作中拟古的习气，其批评旨在破除旧有陈俗，使文艺焕发新的生命；黄人通过《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来批判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他认为文学是“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此“自由”应得到充分展示，不应为政治局限；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对儒家政教中心观作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儒家“思无邪”等扼杀了国民的自由个性，对推动和强化封建统治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学承载着国民精神，周作人视图从“国民个性”角度论自由，将其置于中西文化对比、中国传统弊端分析的视域中予以审视和批判，在五四前后具有相当的独特性。

批评层面的“自由”，在古代从“艺术”和“社会”两大层面展开。

其六，生活层面。集中表现在对道家逍遥、适性、无为、处下、不争的生活方式的推崇，以及对这种人生境界的无限向往和眷念。如颜之推写道：

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颜氏家训·勉学》）

文字论及道家之自由。老庄保持自由之品性，隐身遁迹，任性放纵；而其“粉丝”何宴、王弼则效法道教，注解老庄著作，阐发自身的道家思想，如影随形。除皈依老庄外，甚至在实际生活中，如刘勰那样“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心雕龙·序志》），如陶渊明那样亲近山水，过着隐逸生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都是对“自由”的践行。一些古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彰显出浓郁的“自由”气息。又如：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诸君何为入我(巾军)中？”（《世说新语·任诞》）

记载了名士刘伶在洒脱中其自由，在不羁中求狂放的遗事，此则名垂后世，传诵不衰。该篇中还有一则是说他撒谎说能通过祝鬼神的仪式来禁酒，却央求妇人为其提供酒肉从而要求再次得逞醉得不省人事。其言语和行为任意而行，放荡不拘，显得自由而洒脱，谓之“任诞”，可能与独特的时代特征分不开。这类名士普遍追求自然、率真的个性，在魏晋时期比比皆是，他们多以内心的自由对抗外界儒家的礼俗和动乱的时政。

生活层面的“自由”，多受道家影响，重逍遥、适性。

由上可见，就中国传统文论言，古圣先贤对“自由”精神情有独钟，在创作、文本、欣赏、批评、生活多个维度密集而娴熟、自如而热情地使用着此词。在儒教发达、礼教约束很重的古代，无数先人并没有放弃对自然情怀、自由精神的追求与坚守。对于“文明”“友善”“平等”等词汇亦然，深入文学、哲学、历史每个领域的肌理与骨髓，才能探得此词在千年演进中的多元所指。而这是当前宏观层面上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所没有论及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蕴含核心价值观12词的资源是相当丰厚的，是需要各学科深入探索的。

四、建构我国文化自信与民族底蕴的方式与途径

通过研读大量的古代典籍，我们发现当前建构核心价值观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无论对于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对于社会层面的公正、自由、民主、平等，我们不能一味地从西方文化发展中寻找话语支撑。尤其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近代革命浪潮的影响，认为12个核心价值观词汇中近一半来自西方输入，这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殊不知，中国本土文化的栽培与滋养同样极其重要。在重构文化自信的路上，我们该从何做起，又该注意些什么呢？笔者择要论及三点。

其一，沉潜挖掘。

古人对“自由”的追求和使用，远不止如上这些。在中国传统文论以外的其它学科和领域，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和利用。这需要不同学科协同作战，真正地沉潜下去深入挖掘，就“自由”乃至其余每一个词在某一领域最初的本义，发展演进中的新内涵，外延的范围，专业学科的独特内涵，古人使用的多维表现、对人们思维方式、伦理情操、文化心理的多种影响等等，都需要逐一去钩沉和厘清，每一个关键词如同中国文论中“风骨”“气象”“言意”一样经历了不断的滚雪球，含义叠加和演变，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潮将其置于三千年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考量其使用情况。只是表面地在历史长河中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印证，不足以真正说明问题，不足以看出这些关键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不足以说明它们背后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显得有些浮泛和大而化之。

笔者近年在研读一些著作时发现，有的学者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土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不竭源泉。”几乎作为万能模式，在解读每个词时都如此套用、搬用，但如何“涵养”的，怎样见得是“源泉”“土壤”，每个关键词在中国古人那里是如何使用的，折射出他们怎样的价值追求，对今天人们的生活有何启发，等等，这些都需要“沉下去”，真正地深入到学科中去挖掘、勾勒和呈现。这尤其需要研究者有直面第一文本、精细研读作品并从中概括和提炼的功夫，需要坐冷板凳，从各学科的典籍中去融会贯通。否则，不能为核心价值观每一个关键词寻找到背后的文化基因，探寻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实质性的联系，就很难建构真正的文化自信。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需要各学科、各领域的学者勉励为之。哪怕十年一剑，但它的学术价值将是深远的。

其二，普及宣传。

在学科挖掘和协作研究完成后，通过各种方式对核心价值观12词大力宣传，使其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思想信念和行动指南，便是推进当前中国文化自信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2013年底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丰富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培育特色鲜明、气氛浓郁的节日文化。增加国民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开展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4]

同时，在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小学到大学分学段、有序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其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中去，在中小学德育、语文、历史、艺术、体育等课程标准修订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重。此外，要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着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支撑，比如建设不断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教育平台；利用好现有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等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数据资源成果，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制作适合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佳作[5]。“自由”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出现的如上六个层面的内涵，可通过进课本、进网络的方式来加以宣传，让学生明白，这一词汇不是主要来自西方话语，它在中国古人那里，已有独具民族特色的多元呈现。其它如公正、文明、民主等，莫不如此。

又如利用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整理和宣传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联，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还可利用各级纪念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剧院、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等，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明白“自由”在古人那里是怎样的含义，又是如何被追求的。

这些方式齐头并进，能极大地促进对核心价值观12词研究成果的普及，进行数十年，将使国人能找到文化之根，笔者期待之。

其三，创新转换。

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已为学界公认事实。但挖掘传统文化蕴藏的核心价值观内涵不能原封不动、照搬照抄，否则时过境迁，无异于刻舟求剑。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需要今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展示旺盛的生命力。以“自由”为例，当前“自由”主要指社会层面人在遵守规则前提下的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人与人之间不被拘束和限制的存在状态，是依靠人的能力和本领发展来获得的一种充分空间，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等均有不同的表现。而深受儒道释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人，谈论“自由”更多的是指心灵的独立和精神的洒脱，是个人真性情的体现，没有受到太多礼教、规则和习俗的约束，并且偏重于合乎“自然”之义。二者还是有很大出入的。

笔者认为，在全面盘点和爬梳中国古代运用“自由”的各个层面时，三个方面的含义是可以实现对接与转化的：一是心灵与精神的自由；二是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老庄论“道”和众多文论家论创作规律，皆是在主宰、把控规律后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三是主体自身必不可少的磨砺与积淀，是跨越束缚、脱离拘泥而进入自由之境的必要环节。蛛丝马迹般的寻找传统文化中蕴含“自由”这方面的史料，可进行创造性转化，应用到当前“自由”的涵义中来。

这需要研究者博古通今，对核心价值观中每个关键词当前的侧重点、在古代的使用等，要了如指掌。通过对接来实现该词古代内涵的现代转换，通过比照来发展其在古代没有过的新含义。

核心价值观12词植根于传统文化，来自当前伟大的建设实践。建构二者之关联，是民族复兴征途中建构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笔者以“自由”一词为例作了粗浅论析，权当抛砖引玉。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我们哀民族之不幸、崇拜西方经济文化、羡慕欧美月亮更圆更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当前凝聚民族共识的12词研究中，我们有责任、使命和担当来进一步依托传统文化，进行各学科的深入挖掘，来重构民族的文化自信，以求推进中国当前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新东方。

[1]习近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EB/OL].新华网,2014-02-25.

[2]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组织编写.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温小勇.怡养涵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理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EB/OL].新华网，2013-12-23.

[5]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2014-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