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国协调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践及启示
——以美国、俄罗斯、巴西为例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区域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这不仅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成为制约中国未来的发展的主要因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包括“协调”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如何实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区域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发展契机、文化传统等方面不同，大多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如果区域不协调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大国可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而如果不协调问题处理得不好，不仅制约大国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引起许多社会矛盾，影响大国的社会稳定。本文重点对美国、俄罗斯、巴西这几个有代表性的世界大国协调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为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历史启示。

一、美国协调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

作为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充分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19世纪末期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但美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区域间的发展也出现了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工业较为发达的北部和西部、南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19世纪末期，美国北部地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较为充分，全国的钢铁、机械、汽车、化工等传统工业大部分集中在这里，而且该地区市场较为发达，资本市场活跃。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资源充足，土地占全国的1/2，人口仅为全国的17%[1](p80)。虽然美国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期经历了“西进运动”，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西部地区仍然未能得到有效开发。美国南部地区由于受到黑奴制度的束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虽然1861年南北战争摧毁了奴隶制度，但是南部地区发展仍然缓慢，工业化推进乏力。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部机器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1%，远低于全国的31%[1](p82)。

由于北部地区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为完善，北部地区向南部、西部地区输入工业品，而南部、西部地区向北部输入农产品、资源产品最终形成了国内的“剪刀差”。单纯依靠市场调节，不仅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均衡发展，反而形成了“马太效应”，区域悬殊加剧。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区域之间的不协调开始影响了美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由于西部、南部工业经济薄弱，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环境，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影响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西部、南部经济的落后也影响了美国消费市场的形成，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罗斯福总统逐步重视对西部、南部等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方面希望能够挖掘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希望能够让人们过上比较平均的生活，以化解社会矛盾、消化生产相对过剩。二战后美国继续开发落后区域，通过协调区域发展，为美国经济寻求新的活力。美国政府采取比较有代表性措施有：

第一，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推动落后地区发展。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财政手段，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美国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对北部发达地区多征税，把增量部分转移支付给落后地区，提高落后地区发展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了田纳西河流域工程、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工程、推动了哥伦比亚的水电建设和流域开发。1933年至1952年美国政府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建造20座新水坝，改造5座原有水坝。开凿了650英里，最浅9英尺的内陆水道，将南部内陆和大湖区、俄亥俄河及密苏里—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到1977年，河上驳船年运货量达到2700万吨以上[2](p174)。美国政府还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提高落后地区人的教育水平。20世纪60年代南部地区不到30%人口获得联邦教育支出资金占比达到45%[3](p29)。政府的大规模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失灵”，改进了落后地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双重匮乏的问题，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第二，在落后地区兴建军事工业，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大国的美国为维持世界话语权，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军事工业往往更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依赖政府投资。美国政府将许多军事工业布局在发展成本较为低廉的西部和南部，不仅节约了军事工业发展的成本，而且通过军事工业的辐射作用，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例如1931年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在柏拉阿图市南边建立一个归太平洋舰队管辖的空军基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又将第二个航空航天基地阿莫斯（Ames）研究中心设立在空军基地旁边。这个基地主要进行飞机零件设计、制造和测试等方面的工作。该地区政府还投资兴建了金门大桥，促进了该地区的交通[4](p3)。这些地方都为硅谷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防的巨额军事订货陆续南移，南部和西部各州获得军事订货比重由32%上升到50.1%。1976年，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州占全国军事订货合同总额为26.2%[5](p69)。落后地区军事工业的兴起有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947年，西部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制造业人数的7.4%，产值占8.6%；到1972年，就业人数上升到占12.4%，产值占13.4%[1](p84)。

第三，成立高效、专业的区域管理机构，推动落后地区发展。为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区域管理机构。例如，在罗斯福总统的倡导下，193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简称TVA），管理组织对田纳西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促进美国东南部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个管理局拥有规划和开发、利用、保护流域内各种资源的权力。田纳西河流域的综合开发和治理形成了以防洪为抓手，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通过建立数十座多目标的水坝，基本控制了洪水灾害。进一步以水力发电为基础开发了大量廉价可靠的电能，有效地促进了沿河两岸炼铝工业、原子能工业、化学工业等高耗能工业部门的发展。田纳西河流域形成了美国重要的炼铝中心、化肥生产地，形成了一条“工业走廊”。TVA注重围绕区域的土地资源的改善与开发，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林、牧、渔各业。TVA还利用水库资源建立了大量的公园、风景区、露营地等。1981年旅游达到7000万人次之多，旅游业已成为该流域一项重要收入来源[6](p319-321)。《田纳西河流管理法》规定，田纳西河流管理局是一个超党派的国家机构，它的3位正、副局长在参议院的同意下由总统任命。他们在任职期间不能从事任何其他事物。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在运作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效率，一方面在防洪、发展航运、教育农民、改造落后地区方面发挥了较大的功能性，有效弥补了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大规模经营电力、肥料，并致力降低电价，打破私营电业垄断，促进经济发展，保持了较好的经营能力[2](p176-177)。

第四，出台法律法规，推动落后地区发展。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法与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法，分别拨款10.9亿美元和30亿美元[7](p234)。1993年8月还颁布了《联邦受援区和社区法》。依据此法案，政府将拨款25亿美元用于税收优惠，拨款10亿美元用于贫困地区的援助。还专门成立了援助执行董事机构[8](p56)。该《法案》还提出了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几个原则：（1）经济机会原则。重点在创造就业机会，开展就业培训，促进小企业发展；（2）可持续发展原则。（3）社区自主原则。受援助区域的领导机构是董事会，其成员来自私人、非赢利组织等，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4）适应变化的原则，提出根据不同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进行不同的调整[9](p45-46)。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协调落后地区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第五，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美国扶持落后区域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非常注重发挥市场的力量，注意培养落后地区发展的自生能力。美国在原本经济落后的西海岸旧金山海湾附近兴建了重要的电子技术研究中心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硅谷。硅谷的建立汇聚了一批高技术企业。例如1939年惠普公司在硅谷公司成立，主要研发生产使用低成本、高可靠音频振荡器。随着1942年美国正式参战二战，惠普公司接到军方大量订单，营业额迅速突破100万美元。20世纪50年代末期，惠普人数和产品种类较之成立之初增长100多倍，营业额增长1000多倍。IBM 1943年从东部纽约扩张到硅谷，当时把圣荷塞市的一家洗衣房买下来，改造成一个生产打孔器的工厂。20世纪5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兴起，IBM公司为了解决和抢占硅谷的人才与市场，1952年在硅谷的圣荷塞市设立一个IBM的研究分部，从磁盘技术开始不断拓展，成为硅谷高科技产业的中坚力量[4](p3)。西部地区斯坦福等著名高校也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由于北部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本不断提高，20世纪50年代末期北部一些老财团为摆脱危机，纷纷把工厂迁到工资较低、地价便宜、原料和能源丰富的南部[10](p14)。20世纪60到80年代南部经济起飞，逐渐形成了宇航、原子能、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5年内，以南部“阳光地带”为主又出现了50个新科技中心。在高技术部门，为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经过努力，美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全国基本实现了各地区域的协调发展。美国南部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区域，从1950年到1977年南部各州制造业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北部传统制造业带。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在1950—1976年人均增长分别达到381%、377%、363%外，南部其他各州高于400%。同期北部传统制造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13%，而美国平均水平达到331%。南部人均收入水平从1960年全国的58%上升到1980年的85%。西部地区抓住二战后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80年代初美国西海岸与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东海岸与大西洋国家和地区贸易额[11](p31)。

二、俄罗斯（苏联）协调区域发展的经验

苏联曾经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解体之后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面积达到1707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2.5%，仍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工业区主要集中在西部欧洲部分，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8%的中央区。地处沙俄东陲的远东地区，虽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是主要是农业、手工业为主，工业发展非常薄弱。虽然沙俄也采取了包括鼓励移民、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等措施，但是从整体来看远东地区发展非常薄弱。1913年远东地区的工业产值仅仅占全俄的0.5%[12](p36)。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曾提出生产力布局原则，提出按照统一的总体计划协调生产力布局；促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并且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布局等问题。1920年开始实施《全俄电气化计划》提出通过在全国各地区均衡分布电站，促使生产力在全国均衡分布，以达到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1928年苏联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时加强了远东地区资源的开发。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成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大型煤炭—钢铁联合体，形成了苏联第二大煤炭冶金基地。在二战中苏联政府还直接把332个大型工厂内迁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实施俄安加拉—叶尼塞长期投资纲要，建立一系列大型水电站和火电站。60年代建成了以秋明和托木斯克油田为核心的西伯利亚区域生产综合体。70年代实施了贝阿铁路干线工程投资纲要，建成全长3145公里的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12](p37)。

苏联的远东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的经济差距，并且有效的调动了大国资源，为本国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重要的资源基础。但是苏联的东部开发更多带有军事目的，且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虽然建成了若干大型项目，但这些项目最终未能有效提高地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经济效益有限。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加速了市场化的进程，叶利钦一度将发展重点集中在西部。俄罗斯区域之间经济差距拉大。俄罗斯不均衡发展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逐步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重视，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些列措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2012年4月11日，普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发展应该受到格外重视，这是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应该使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生产总值比俄罗斯全国GDP增速更高，而且这种区域至少要保持10—15年”[13](p339-340)。21世纪之后俄罗斯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针对落后地区，成立专门的开发机构进行开发。为推动远东地区的发展，俄罗斯陆续成立了远东发展部、克里木事务部和北高加索事务部等机构，专门对边远落后地区进行开发。为了更好的解决边远地区的民族问题，2015年3月31日普金还提出成立隶属中央政府的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署，制定民族政策的共同基础以及负责实施领域内的国家项目。其中远东发展部所负责的俄罗斯联邦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共包含12个联邦主体，其中包括属于远东联邦区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地区,总面积达到778.9平方公里，占俄罗斯总面积的45.5%，人口①数字截至2012年1月1日。转引自李建云普京新时期远东开发的定位和目标[J].国际经济评论，2013（3）。为1076.1万人，占俄罗斯总人口的7.5%。

第二，发展经济特区。2013年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远东发展部制定的《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发展规划》。该计划包括《2018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2007—2015年库页岛（萨哈林州）社会经济发展》两个目标纲要和12个附属规划。2014年梅德韦杰夫指出，未来应当贯彻普京总统指示，远东西伯利亚成为俄罗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优先重点，在2020年前在该地区安排投资950亿美元；并且建立12个沿海经济特区的方案[13](p341)。

第三，开展与亚太地区的广泛合作，开发远东地区的能源。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是能源进口大国，俄罗斯远东贝加尔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林木资源储量丰富，双方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日本与俄罗斯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例如在远东萨哈林岛开展了萨哈林油气项目和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建设项目[14](p181-182)。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例如在2009—2013年高加索联邦地区109项设施投产，包括建设和改造的可容纳2387张床位的医疗设施，有25 754个座位的普通教育设施，铺设和改造了1265公里的输气管道，1314公里的供水管网，165.8公里的排污管网，有290公里的公路投入使用[13](p338)。

但是俄罗斯区域经济当前差距仍然较大，从人均GDP角度来看，2000年最富裕地区是最贫穷地区的30倍，2009年则进一步扩大到45倍。以1998年为基准100，到2010年全俄罗斯上升了83%，俄罗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分别上升了96%、91%，而西伯利亚、伏尔加、远东地区仅上升了75%、72%、67%[15](p16-17)。区域之间不协调成为困扰俄罗斯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巴西协调区域发展的努力与经验

巴西是拉丁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达到8 511 965平方公里，从面积来看是世界第5大国，人口2014年达到2亿人。巴西可分为北部、东北部、东南部、南部和中西部，巴西经济南北悬殊较大。巴西东南部是全国的工业区，拥有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三角地带称为巴西心脏和中心。南部三州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北部、中西部、东北部发展落后。1949年，东南部面积为巴西国土面积的11%，但其在巴西国民收入中占据了41.8%的份额，而北部和中西部地区面积分别为42%、22%但国民收入则分别只占全国4.1%和4.8%[16](p53)。巴西不发达地区又聚集了较大比重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巴西经济的不均等还带来了种族矛盾凸显等问题。“发达的巴西”和“不发达的巴西”并存，长期困扰着巴西的发展。二战后，巴西开始重视区域协调发展。1970年巴西政府提出了“全国一体化计划”。巴西协调区域发展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巴西中央政府对巴西欠发达地区进行了包括财税政策扶植。例如为推动落后地区投资，巴西对不发达地区实施财政优惠政策。1963年颁布的439号法令规定，根据东北部开发管理局规划而在东北部投资者，可免除50%的所得税，但必须用免缴税款在东北地区投资[17](p55-56)。全国所得税的30%作为“全国一体化”基金[18](p266)。

第二，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以北部和中西部为重点，巴西营造了一个以巴西利亚为中心的连接各州主要城市的公路网[16](p54)。巴西北部地区占全国面积的42%，资源丰富，有较丰富的锰矿、锡矿以及铁矿、铝矾土矿，林业、畜牧业也较为丰富。木材储量达到全世界的1/5，但人口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一人。由于北部广大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丰富的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巴西政府加大了北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通过巴西利亚-贝伦公路、五千多公里长的跨亚马逊地区大公路的修建，为该地区的开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p113-114)。

第三，建立经济特区。西部建立了内陆“经济特区”，以点带面，逐次推进整个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1957年，巴西在玛瑙斯建立了自由免税贸易区，1967年将玛瑙斯自由贸易区扩大到亚马逊州，进一步规划了工业中心，农业中心等。1968年，政府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将阿克雷州、郎多尼亚地区和罗赖马等地区划入自由贸易区。以玛瑙斯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的面积达到了221万平方公里，对拉动巴西中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辐射作用[20](p74)。

第四，巴西政府迁都，加强经济辐射能力。1956年库比契克当政。1960年迁都巴西利亚。巴西利亚地处中部高原，地理位置重要，充分发挥全国政治、文化和交通中心作用，辐射力可以达到边疆地区。

经过努力，巴西落后地区经济面貌有所改善。1970—1990年，东北部地区所占比重从12.1%上升为15.9%，中西部地区从3.8%上升为5.7%，北部地区从2.2上升为5.5%。从工业生产方面来看，1959—1985年，东北部地区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8.3%上升为12.1%，中西部地区从0.8%上升为2.5%，北部地区从1.7%升至4%[18](p291)。但是区域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家庭平均收入1988年东南部是37 372克鲁扎多，东北部家庭平均收入仅为14 500克鲁扎多，仅为东南部的38.8%。里约热内卢州家庭年均收入为39 166克鲁扎多，而落后的皮奥伊州家庭收入仅为9188克鲁扎多[21](p84-85)，仅为里约热内卢州的23.5%。

但是巴西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巴西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一些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例如“大卡拉雅斯计划”的预算投资高达600亿美元。此外,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长达5000千米的“泛亚马逊公路”的使用率一度仅为50%,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22](p23)。这些超出国力的大规模投资，使得巴西政府债务负担沉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地区经济发展乏力，债务负担的矛盾逐步凸显。

第二，未能有效形成经济增长极。虽然巴西地区也建立了经济特区，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区域开发更多是中央政府主导的，更多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央的资金支持。区域自身发展的能力有限，并未能有效形成经济增长极。

第三，在开发过程中，还存在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的问题。巴西在亚马逊森林开放过程中，存在过度砍伐的现象，不仅引起了巴西较为严重的地方水土流失，而且对世界气候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随着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衰退，政府推动能力呈现衰减的趋势，最终欠发达地区发展乏力，区域不协调发展成为巴西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四、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空间与动力，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回顾世界大国协调区域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未来发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发挥国家动员优势，推动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世界大国历史来看，落后地区往往是地广人稀的地区，而许多大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借助国家有形之手，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公路等，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资源动员能力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更应当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我国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优势。这样不仅能够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可以扩大我国的有效需求，避免因为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疲软。但我国在投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投资项目的科学论证，保证投资项目与国力相匹配，有效提高投资效益，避免重蹈巴西大规模投资中浪费严重的覆辙。

2.在推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借助市场的力量，避免“政府失灵”。

政府有形之手的优势主要在于能够短时期内形成大规模的投资，推动地区发展。但是我们从前苏联与巴西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未能形成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往往在政府投资浪潮过后就会出现新一轮的落后。而美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则表明，如果能够挖掘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生产成本处于不断上涨阶段。而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尚存在较大的空间，生产成本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我国也应当充分认识到落后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消除区域间的壁垒，推动大国区域内部的资源流动，积极促进落后区域对发达地区的产业承接，推动落后地区发展。

3.在协调区域发展过程中要提高区域管理机构的经营效率。

从世界大国经验来看，为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从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的田纳西河流管理局保持了较好的决策效率，既承担了政府的公共职能，拥有政府推动地区发展的权利，又具有私人企业经营的优势。田纳西河流管理局被确定为联邦一级机构，确保了协调该区域发展的能力与权力。依据TVA法，田纳西河流管理局还是企业法人。在重大项目的具体运作中，它保证了管理局的经营能力。例如为了获取更好的经济收益，田纳西河流管理局不仅开发水电，还开发了核电。田纳西河流管理局其董事会还建立了较为灵活的人事制度，吸引了大量人才涌入，确保了田纳西河流管理局投资的科学决策与经营效率。而俄罗斯、巴西虽然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但由于官僚习气较为严重，最终未能很好实现政策目标。未来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应当充分提高管理结构的效率，只有让其在完成政府任务的同时保持较好的经营效益，才能推动当地的发展。

4.经济开发还应当与环境保护相适应。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内部落后地区往往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的区域。这些区域虽然经济开发有限，但生态环境往往保持较好。推动落后地区协调发展，通常是推动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巴西由于未能处理好工业开发和保护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导致了巴西亚马逊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美国TVA对田纳西河流域在经济开发的同时比较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最终推动了该地区的绿色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在开发过程中，更应当走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新路。具体来看，一方面，在发展落后地区过程中不能一刀切地推动工业化，而应当根据当地自然条件与资源承载力，对落后地区进行精准发力，推动这些地区的特色产业，例如旅游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需要推动工业化的地区，也不能走“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工业化道路，而应当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1]储玉坤，孙宪钧.美国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刘绪贻，李存训.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陈涛.美、日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J].行政与法,2008（8）.

[4]景俊海.硅谷模式的发展、模仿与创新[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5]刘建芳.美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J].东南大学学报,2002（1）.

[6]金元欢，王建宇.区域经济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7]刘绪贻，等.战后美国史1945-198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8]李铁堆，岳学鲲.美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及其启示[J].中国财政.2008（9）.

[9]肖炼.美国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友谊公司,2006.

[10]沈滨，王海龙.论美国市场主导的区域政策[J].世界经济文汇,2000（6）.

[11]石风光，李宗植.美国、日本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践及启示[J].国际问题研究，2008（5）.

[12]张颖春.俄罗斯远东经济发展战略的区域经济学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5）.

[13]刘显忠，左凤荣.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自治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4]徐博.试析俄罗斯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对俄日关系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5]郭力.俄罗斯财政联邦主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西伯利亚研究,2013（3）.

[16]潘悦.巴西的区域开发及其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5）.

[17]倪建国.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和巴西政府的实践[J].拉丁美洲研究,1991（2）.

[18]周世秀.巴西历史与现代化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9][美]罗博克（S.H.Robock）.巴西经济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0]周世秀.巴西向西部进军的历史经验[J].世界历史,2000（6）.

[21]吕银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巴西实例研究报告[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2]杨志敏.巴西治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启示[J].人民论坛,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