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历史逻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社会上却仍有一些人鼓吹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失败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入中国，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一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生根发芽，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为其中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1］(P1515)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历史巧合，更不是政治强制，而是源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一、近代中国革命呼唤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引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P54)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原因就在于革命历史的现实需要。

自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轰击下，中国社会危机四伏、战乱频发，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政府为改变时局，也曾做过多次努力，提出了很多方案。但历史证明，19世纪后期，包括维新变法在内的晚清政府的一系列努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政权和统治。很显然，改造社会的新方案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在现实面前不可行；任何触及其利益的改良方案，在封建统治者那里行不通。这种两难的境地，反映了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由于受自身视野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已经内生不出能够指引中国摆脱衰弱受辱局面的思想和方案。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上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社会急需改变，也急需一种能够指引社会改良或革命的科学理论指导。

为了探寻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救国之策，先后出现了师夷派、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各种思想和政治派别，他们前赴后继奋斗半个多世纪，都想推动中国步西方列强后尘，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都没有成功。梁启超在1916年就反思，中国这些年什么都试过，多党、议会、联邦，西方来的理念都试过，结果都不奏效。［3］(P69-70)毛泽东后来也指出：“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P1514)所以，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如何在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思想理论、提出新的革命方案，这仍然是摆在现实面前的最紧要问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大量传入中国。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阐述，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非常契合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关注，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当时的先进分子在经过学习、比较、鉴别后，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人类共同的思想”［4］(P44)。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中，从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屡次失败中，从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反复比较中，体悟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

纵观“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面，是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革命现实，急需一种科学理论的指导，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和理论又被实践证明走不通；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俄取得了革命成功。这几种历史的客观现实同时呈现在革命风起云涌的“五四”前后，并且也被中国革命的有识之士所清醒地认识到，因此，放弃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作出的最优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近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各种图存救亡方案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最终取得成功，这都源于这种科学理论本身适合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P12-13)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近代被中国知识分子所选择，这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求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革命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地域性理论，而是具有国际性、世界性的科学理论。它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近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一般规律，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契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

一是在革命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切合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需要。马克思对实施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的君主国家的痛恨，以及对贵族、官僚和军官等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痛恨，是他在1848—1849年间革命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之后也成为他普及自己政治纲领时的主要驱动力。［6］(P350-35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到处都充满对资本主义剥削、对强权压迫的批判，例如：“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维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7］(P558)他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与近代中国的现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对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和革命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马克思通过阶级分析，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表象来解释其隐藏的剥削、压迫本质，为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方向，即通过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方面让人们看到了落后国家，受剥削、受奴役的民族重新建立起自己独立国家的希望，一方面给予中国人民以破旧出新的无穷革命力量。

二是在革命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良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段斗争这一主题是影响深远的”［8］(P52)。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一剂革命的良药，它使建立初期、力量薄弱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革命的钥匙。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典范，并在分析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目标、革命的方法等等，中国共产党正是运用这一理论扭转了革命颓势，并迅速争取到劳苦大众的大力支持，使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时，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等，还留给中国共产党另一个宝贵财富，即不断革命的理论。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要革命，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仍然高举革命大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等。改革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直接延续，它让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社会主义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内部也同时不断孕育出新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每个历史新阶段都必须始终坚持改革不动摇，要敢于冲破既得利益的籓篱，打破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而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的生动体现和传承。

三是在革命依靠力量上，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工农阶级这支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发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但是，在革命的依靠力量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关注工人阶级的时候，目光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工人阶级本身。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9］(P404)，“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10］(P550)。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多次提出要把农民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10］(P510)马克思、恩格斯显然已经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难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壮大革命队伍，把农民、手工业者等充分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布隆纳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个问题：“马克思本人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支持小资产阶级、农民，特别是在法国、俄国和德国这类产业工人仅占少数人口的国家中。”［8］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依靠力量的理论，一方面为中国革命争取农民的支持，建立工农联盟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中国进行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20世纪初期，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比较弱小，仅仅依靠无产阶级难以取得革命成功。因此，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把小资产阶级、农民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的理论，为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科学理论来源，使中国革命的队伍迅速得到壮大，为革命成功提供了力量源泉。

三、马克思主义给予中国革命极大的鼓舞与支持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广泛传播，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无产阶级的极大欢迎。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P1516)这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马克思主义具有国际主义性质，对所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都予以同情和支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指南，而且是所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指南。这种反剥削、反压迫、反不平等的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以巨大动力和鼓舞。当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抢夺利益时，马克思主义“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0］(P3)，“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7］(P66)。在20世纪的整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都是反殖民运动最强大的动力源泉，在反殖民主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等三大政治斗争中总是冲在最前沿。［11］(P213)

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巨大支持。列宁在1920年写道：“所有共产党都要向寻求独立和弱势民族的殖民地和革命运动（如爱尔兰和美国黑人等）伸出援手。”［11］(P215)后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对国共合作的支持，都显示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持。这种国际主义的立场释放出的善意的、和平的理念以及采取的实际行动，相对于西方列强在近代侵略、霸占、分裂中国的丑恶行径，是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抗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却相反，和平是其最重要、最紧迫的目标之一。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俄罗斯马上就退出了一战。社会主义者痛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现代史上每一次和平运动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人运动的目的不仅不是制造暴力，而是要终结暴力。”［11］(P186)这种国际主义的特征及和平的理念，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好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压迫、受剥削民族的极大欢迎，许多人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充满人性关怀，吸引了广大被压迫阶级和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占有道义的制高点，为被压迫民族人民自觉认同接受。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描绘表现了他被激怒的正义感”［8］(P76)，体现了对工人阶级、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怀，而且在理论上体现了人类人性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人类最终摆脱的不仅仅是少数压迫者的社会统治的束缚，而且还摆脱了典型人类行为活动中的非人性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的双重胜利——一个是克服了阶级统治的胜利，另一个是克服了异化畸变的胜利。”［8］(P50)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这种对强权的批判，对弱者的同情，体现了人性的关怀，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道德高度，这是吸引落后国家、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的一种重要理论魅力，给这些国家以道义的支持和对未来革命必胜的信心。同时，在思想文化主题方面，也契合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人性解放等主题，契合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

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自我解放理论，为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提供了革命途径和动力。坚持原则与斗争，重视革命的暴力，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P66)从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来看，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契合了近代中国对革命理论的内在需求：即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妥协、中庸、改良都已无济于事，必须通过暴力的手段、走革命的道路，才能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要在现实生活里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奴役和贫困中得到解放，“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10］(P475)。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在现世中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也契合了近代中国革命的要求，即不是寻求西方的赐予，不是寻求宗教的慰藉，而是要通过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现状来改变中国受奴役、受压迫的这种贫穷落后状况。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注入了积极进取的精神。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都是在解释世界，而关键就在于改造世界。这种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给予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人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克服艰难险阻的自信，给予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以克服困难的希望，也是在理想上给民族思想文化带来一种强烈的自信意识或者自豪感，而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中最缺乏的东西。这也说明，近代中国需要一种为民族精神注入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观点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将所有事物、所有历史都看成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这种发展的、运动的观点，在近代特别是“五四”前后，能给中国人以历史的动力，使人们得以摆脱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历史宿命论，并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近代虽然积弱积贫，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只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国一定能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走出这种贫穷落后的状态，并走向辉煌的明天。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在当时也被人们所接受，孙中山就多次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都反映了一种能动的历史观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带给中国思想文化的积极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这是历史的选择、革命的选择、文化的选择，具有必然性。

四、结 语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答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领导阶级、同盟军等基本问题，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夙愿，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在革命实践中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我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具有客观的、现实的内在相关性，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玛雅.理论自信——世界新秩序的中国思想贡献［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4］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美）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M］.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美）罗伯特·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