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研究

姚岚

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政策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要提高人口出生率，实现人口有目标的增长，这不仅需要政策的引导，关键还在于女性的生育观念。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育龄女性对二孩生育观念存在差异，同时女性的生育观念还受到年龄、身体状况、职业发展、家庭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女性背负较多压力。

关键词：育龄女性；生育观念；影响因素

一、引言

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七十年代主要是鼓励生一胎，允许生二胎，八十年代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我国的人口基数得到很好的控制，但近年来，我国人口又出现了诸多问题，于是，中央逐渐开始对计生政策有所松动，2002年实施“双独二孩”政策，但人口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1]。然而该政策实施两年来，想象中的人口生育洪峰仍旧没有到来，关于人口危机的研究与舆论反倒越来越强烈。于是，2015年12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全面两孩”政策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立即成为全国最热点的话题，不但已婚已育一孩家庭热烈讨论、其他已婚未婚人士，老少青壮都在津津乐道，然而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有不少人对于生二孩一直犹豫不决。

二、生育观念的影响因素

（一）年龄及身体因素

根据国家计生委2011年以及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降低生育意愿呈现阶梯状下降的特征。例如，2015年调查育龄人群中40—49岁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9，25—39岁为1.98，18—24岁最低，仅为1.89，这预示着生育意愿随年龄下降而持续稳定走低。[2]并且，在民众真正“落实”二孩政策时，除了年龄，其次最应该考虑的是产妇的身体情况，这项原则既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性观，也是女权主义所强调的最基本的女性权利。根据《全面二孩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在有意愿生育二孩的女性中，22.67%的女性属于高龄育龄女性，意味着生育二孩对其自身和胎儿的健康与否都存在极大的风险；另外，26.67%的女性有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10.67%的女性则自身体质较弱。而对于没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女性来说，因其身体生理的问题而影响生育二孩意愿的占到47.95%。这两组数据显示二孩生育对大多数女性的身体和生理健康都是一种挑战，这就需要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这一女性群体提供充足的医疗保障。[3]

（二）职业发展因素

根据《全面二孩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认为生育二孩会对职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女性占了调查样本的一半以上，并且在这部分女性当中，有一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不难看出，生育的决定和女性职业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就启示本文要呼吁社会用人单位对于女性生育期间以及生育之后的职业发展做出保障，因为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男女两性在社会发展中虽处于平等地位，但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特点，女性成家后，一方面要投入到社会劳动中，作为社会劳动者与男性一起在岗位上竞争，接受一致的考核标准；另一方面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管理家中的大小事务，一系列行为影响女性在职场上的表现，在这方面，女性一直是负重前行，而男性则是轻装上阵，所以社会有必要保护女性的公平竞争发展权利。[4]

（三）经济因素

根据西蒙的理论，在人均收入刚开始提高时，生育率呈现上升趋势；而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经过若干中介环节的作用，人均收入继续提高则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家庭收入提高，在一定条件下会增加孩子（作为消费品）以及孩子之外其他不同商品的需求。现代社会生育和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大大提高，这给很多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压力，根据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经济负担较重和有一定负担的家庭居于大多数，而经济条件相对轻松或没有太大负担的家庭只占大约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前者。正如莱宾斯坦所说：“只要存在支出的边际效应递增，而不是相反。高收人家庭组比低收入家庭组就可能只要较少的孩子”。[5]在家庭收入上升的情况下，家庭愈益重视“购买”孩子的质而非量，家庭收入的增加，孩子生产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都会增加，而生育率相应下降。总括起来，对于生育率，人口随着最初的收入增加而上升，并随着收入的再增加而下降；短期内增长，但从长远看是下降的，家庭收入和生育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四）现代女性地位提高因素

现代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进步和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妇女地位以及相应的家庭内部分工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这些变化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女性就业和照顾孩子之间矛盾的弱化。由于弹性工作时间制和电脑网络的兴起，女性可以在家里办公，这也使得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二者不再冲突。第二，职业女性收入水平相對提高，进而可以用货币投入代替时间投入来“购买”孩子照顾。第三，男子参加家务劳动的比例和时间增加，甚至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内部分工模式。这些变化都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孩子、照顾孩子的弹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如今虽然女性在决定是否生育二孩的时候会受到来自家庭不同角色的影响，但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已经渐渐掌握了生育二孩的决定权，妇女地位的提高，使得女性不再把所有精力放在家庭上，从而对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产生较大影响。[6]

总而言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党和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这一政策。调整人口结构，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取决于提高整个社会对生育价值的认识，有赖于推动政府承担主要的生育成本，立足于社会整体对女性的关怀、理解和支持。只要育龄女性的整体待遇、处境和发展机遇得到全面改善和提升，生育或是二孩事务中的纠结与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沈晓冲.“全面两孩”生还是不生[J].中国人大，2016， （1）：31.

[2]韩雷，田龙鹏.“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51-56.

[3]张勇，尹秀芳，徐玮.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5）：14-19.

[4]王松，刘光远，刘希珍.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39-48.

[5]潘新新，赫林，汪斌.全面二孩政策下“80后”青年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SX市的实证调查[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02：90-96.

[6]风笑天，李芬.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J].思想战线，2016，01：88-9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