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

陈 少 卿

〔摘要〕1919年，李石曾、蔡元培等发起了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勤工俭学运动。本文着重研究随着勤工俭学运动走向失败，工读世界社、劳动学会和工余社的部分成员从冲突走向联合，最终抛弃旧的勤工俭学理想，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勤工俭学生很少一开始就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激进思想，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勤工俭学运动失败的后果，与自身的社会经济处境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是五四运动革命化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留法勤工俭学；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少年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07-0037-11

ARe-examinationoftheAcceptanceofMarxismbySelf-SupportingStudentLaborers
Chen Shaoqing

Abstract: The Work-Study Movement,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anarchistic trends, was initiated by Li Shizeng and Cai Yuanpei in 1919.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uniting the three conflicting organizations of student laborers and their acceptance of Marxism in the wake of the failure of the Work-Study Movement. At the outset, few self-supporting student laborers accepted radical theories such as Marxism. Their acceptance of Marxism was the result of the failure of the Work-Study Movement, and it was also related to their own socio-economic situations. In turn, this contributed to 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向世人揭示了日本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史的影响，却忽视了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产生的共产党人*参见〔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这些人中包括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佼佼者。他们来到共产主义的故乡欧洲，一方面从欧洲文献中直接获得革命的理论；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一员，他们深受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两个特征是迥异于同时期国内的中共党小组成员的。虽然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未能派人参加中共一大，但它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共建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风气之先的当属康拉德·布兰特(Conrad Brandt) 的论文 《留法归来的中共党徒》(TheFrench-returnedEliteintheChineseCommunistParty)*该文是布兰特教授在1961年香港大学举办的“远东经济与社会问题研讨会”(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上宣读的论文，陈三井等将其译成中文，题为《留法归来的中共党徒》，收入其编的《勤工俭学运动》(正中书局，1981年)一书。。布兰特通过对法文史料的梳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与法共的接触并不密切，也未见第三国际对他们施加直接影响，“胡志明使周恩来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说法值得商榷，寻找其思想转变的原因还应从法国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化和激进领袖的鼓动着眼。其观点可谓独具慧眼。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相关史料的大量出版，海内外出现了留法勤工俭学研究的热潮。重要的成果有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以下简称《小史》)、陈三井的《勤工俭学运动初探》 (1981年)和《周恩来旅欧时期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一—一九二四)》(1985年)*两文都收入陈三井编：《勤工俭学的发展》，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张洪祥、王永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1982年)、黄利群的《留法勤工俭学简史》(1982年)*参见张洪祥、王永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上述研究都注意到了共产主义组织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的过程，但往往模糊处理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程。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认定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组织建立之初就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没有考虑到他们先组织入党，后精神入党的特殊情况；二是对后来组成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各学生团体从冲突到合作的具体过程缺乏深入研究，自然就对其背后思想的转变也作了简单化处理。

80年代，舒衡哲以张申府的口述史料为主体，参以其他史料，写成《张申府访谈录》*〔美〕舒衡哲著，〔美〕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本书的英文版为 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其中专章论述了张申府在巴黎参与创建党、团组织的情况。舒衡哲敏锐地发现，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还只是“五四”式的社团，而非根据列宁建党原则组织的革命政党，但是由于《张申府访谈录》聚焦于张申府个人的经历，对勤工俭学生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着墨甚少。1994年，鲜于浩所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对于二八运动中以赵世炎为首的劳动学会和以蔡和森为首的工学世界社的矛盾冲突，作了正面研究，并论证了当时并不存在中共旅欧“总支部”；但他并没有沿着这两条线索继续梳理勤工俭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本文受到既有研究的启发，试图结合档案与回忆录分析少共成立的曲折历程，揭示出勤工俭学的现实处境对他们生活抉择的影响，从而理解他们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心路历程。

一、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工学世界社

勤工俭学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石曾1909年在巴黎附近的哥仑布(LaGarenne-Colombs)创办的豆腐公司。李石曾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中国工人组织不兴盛，是因为工人教育程度太低；如果想让工人自我组织，就必须先教育工人。本着这种观念，李石曾在豆腐公司的工人中“设为以工兼学之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200页。1915年6月，原豆腐公司的工人李广安等人，在法国地狭泊(Dieppe)复制豆腐公司“以工兼学”的模式，发起“勤工俭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陈三井编：《勤工俭学运动》，第70页。“勤工俭学”之名由此而立。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旅法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就是让劳动者在工作的同时也能通过教育实现个人的改造，进而实现社会的改造。外国学者将这种观念总结为“把社会革命看作一个教育过程”*〔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这是国内工读主义思潮的源头之一。

李石曾、蔡元培还针对学生群体设计了只“俭学”不“勤工”的模式。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5月，他们在北京建立留法俭学会和留法俭学预备学校。第一批预备学校学生经过简单的学习，于同年抵达法国开始俭学。很多人因此实现了进入法国高等院校的愿望。中国第一位女博士郑毓秀、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李书华、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都来自这个群体。*参见〔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页。这个俭学生群体，与“以工兼学”的工人群体是互不交叉的。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虽然蔡元培声称欲“兴苦学之风”，以“节俭费用，推广留学”，但每年六七百元的费用把俭学生限制在了富裕阶层，这也保证了他们大多数人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参见〔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第7—8页。

1916年袁世凯病死之后，因反对帝制流亡法国的蔡元培、吴敬恒、李石曾等纷纷回国。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国外思潮涌入中国，而带有浓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揄扬下，迅速在青年学生中流行开来。曦园、工读互助团等就是学生自发建立的工读主义团体。*关于工学世界社，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79年，第361—496页。关于曦园，参见冯资荣、何培香：《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48—49页。李石曾则走“下层路线”，在北京设“留法勤工俭学会”，在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分会，展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法勤工俭学会首先在河北蠡县布里村开办了“第一预备学校”，招收农民子弟，教授简单法语和工业技艺，学期一年，学成后赴法勤工俭学，由华法教育会负责介绍工作。继布里村第一预备学校之后，北京、保定、上海、成都等地的留法预备学校或预备班次第建立。*廉晓洁：《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钩沉》，《保定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李石曾起初在农村办学，招收的多是青年农民，可见其目的是培养有知识的劳动者；而北京、上海、保定等地的预备学校招收的则多是中等学校的毕业生，这些人赴法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做有知识的劳动者了，其理想大概分两种：第一种是希望赴欧洲求取真理，从而完善个人、改造社会，这种理想为少数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所有；第二种是大部分人都有的理想，就是取得晋身之阶。科举废除后，留洋即是最重要的晋身之阶。*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3页。不少勤工俭学生希望到法国读大学、成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两个理想的破灭是相当一部分勤工俭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原因。

1919年3月，留法勤工俭学会将第一批勤工俭学生送达法国。随着人数激增，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问题逐渐显露。一方面法国经济凋敝，工厂开工不足，军人又大量复员，工作难觅；另一方面勤工俭学生本身对艰苦的劳动没有思想和体魄的准备。到了1919年12月28日，上海《时报》就称勤工俭学“万难实行”*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16页。。勤工俭学生盛成回顾自己找工作的经验说：“才知找工不难，并不要手艺，只要舌头滚出几个洋字出来，让人家听得懂，杂工‘马老五’，有的就可做了。”*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华书局，1932年，第52页。“并不要手艺”的工作往往是重体力劳动。熊自难在家书中说：“男体力单弱，初试甚觉不胜其任。盖每负总在三四十斤，运上运下，周流不息，此不特以力言，即以习言亦非所惯也。然置身数万里外，衣食住之逼人，宁容稍假？”*张允侯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2页。即使是学徒工，要想学些技术，也要吃不少苦。熊自难的同乡王若飞学的是制模。制模工作，“要亲倒铁水(即熔化之铁汁)，稍不谨慎，铁水落在身上，轻则坏衣，重则肌肉尽烂”，且需长时间在高温的熔炉边工作，“热不可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223页。。 有毅力者尚能保证每天抽出时间学习，而意志薄弱者连工作都不能承受，学习更无从谈起。《留法勤工俭学生使馆请愿记》里提到“讵知一抵法境，与国内所闻之理想勤工俭学方法，大相径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434页。。 其时来法学生络绎不绝，仅介绍工厂一项任务，华法教育会便已吃不消。工作暂时无着落的人就住在巴黎西郊哥仑布镇华法教育会的办公地点华侨协社。华法教育会还向候工学生发放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更使得华侨协社人满为患。甚至有人辞了工作，专以维持费维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第827—828页。当时学生们具有这样的心态：“他们将我们鼓吹过来，他们便应该管我们的生养死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207页。

危机已经显露之际，1920年2月6日，法国中部小城蒙达尔纪*Montargis，法国中部城市，当时有蒙达尔纪、蒙达尼、蒙达尔多种译法，今译蒙塔日。本文取“蒙达尔纪”的译法。又迎来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其中湖南人占了多数，湖南人中又以新民学会的成员居多，其领袖便是蔡和森与萧子升。萧子升政治观点温和，长期在华法教育会做秘书，与新民学会同人无形疏远，1920年冬回到北京。于是蔡和森则成为学会在法国的唯一核心。蔡和森来法之初本拟在语言学校学习三个月之后，便入厂做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25页。然而在1920年5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他透露了新的打算：华法教育会可向勤工俭学生借支生活费用，大家打算到无钱可借时再去做工*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2页。。 后来正是工学世界社发起了反对停发维持费的二八运动。由此可以推断，蔡和森提到的“借款”，就是维持费。在信中蔡和森表示要通过看法国报刊杂志，研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德谟克拉西。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到了8月13日的信中，蔡和森已经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了。

在蔡和森、萧子升等离湘赴法之前，新民学会就决定吸收外省成员，并在法国发展组织*《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22页。。这个决议的具体落实，就是1920年3月成立的新民学会外围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当年7月，工学励进会又改组为工学世界社。于是在留法学生中形成了一个以工学世界社成员为主的派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危机日益显现，工学世界社也在激进化。12月27日，工学世界社召开大会，蔡和森发表长篇演说：“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李维汉则针锋相对地宣扬无政府主义：“从个性为出发点，主张社会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众人最终认同了蔡和森的主张，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学世界社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当时法国华人的情形与国内相同，很少有宗奉单一主义的学生团体。各派思潮相互激荡，处于混沌的状态。工学世界社是最早统一了意识形态的旅法学生组织。巧合的是，同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分裂，多数派成立了法国共产党，可见当时法国社会环境是趋于激进的，工学世界社乃至整个勤工俭学生群体趋向马克思主义也与这个大环境有关。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勤工俭学就是放弃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从事个体改良，是没有出路的。勤工俭学运动本身就是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产物，工读结合又恰好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宣扬的生活方式。工学世界社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等于否定了勤工俭学要达到的理想。后来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的争论，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

二、工学世界社与劳动学会：从冲突到联合

1920年12月27日，蔡元培来到法国。很可能是在他的授意下，巴黎华法教育会在1921年1月7日致函北京华法教育会，陈述勤工俭学的困难情形，请其商请教育部暂行停送学生赴法。不久，教育部果然发出了停送赴法留学生的布告。*《教育杂志》十三卷第二号，1921年2月。1月12日，蔡元培又以巴黎华法教育会名义发出通告，辨明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留法俭学会的区别，并代拟了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会章。1月16日，他再次发布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与学生脱卸经济关系，不再发放维持费。*《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399页。通告一公布，学生立时分为反对和支持两派。

以蔡和森为首的工学世界社反对蔡元培的通告，发出《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其原文已佚，但通过对手反驳它的文字，仍能推知其大概内容：一是“作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二是“社会革命”，要求平等的生存权、求学权，消灭官费生、勤工俭学生、华工的“阶级差异”；三是“请补官费”，即要求发给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月400法郎，共支付四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第829—835页；金德群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27—528页。同为毛泽东好友的李立三不同意蔡和森的主张。他写了一篇《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发表在2月19日的《旅欧周刊》上。李立三认为，勤工俭学不仅可行，且当继续扩大，要求官费的人，不是向军阀“呼号求救的懦夫”，就是与军阀“坐地分赃的强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第829—831页。。赵世炎看到李立三的文章，感到志同道合，便致信约见李立三。2月下旬，以赵世炎、李立三为核心的劳动学会成立。劳动学会的骨干大多也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员*如陈公培、王凌汉、刘伯庄、刘伯坚、任卓宣、蒲照魂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主张响应蔡元培的通告，自筹对策，坚持工学。工读互助团是蔡元培、李大钊等发起的践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社团，劳动、互助是它运行的基础。团员的劳动收入被集中起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参见张允侯编：《五四运动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60—528页。勤工俭学本身就是“工读互助”理想的另一种实践方式。劳动学会会员熊自难在致父母的信中道出了他们的想法：“因为工作的生活，说来实在是一种人的正当生活。日出而作，日末而息，与世无争，与人无忤，实在非常的有秩序，非常的清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第228页。李立三回忆，劳动学会原拟的名称是“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创始的八人中有人还不信仰马列主义，只好改称*《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80页。。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讦”*《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399页。。 劳动学会说工学世界社是懦夫、强盗，工学世界社则谓赵世炎和李立三被陈箓(即中国驻法公使)收买。*《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80页。此时，工学世界社发起的请愿运动已经在紧锣密鼓地串联中。2月28日，各地学生四五百人来到巴黎，涌向中国驻法国公使馆请愿，直接向公使馆提出“每月四百佛郎四年为限”的要求。公使馆做了部分让步，答应除自愿遣送回国之20余人外，暂时每人每日发5法郎维持费，“于是请愿团四五百人，即纷纷瓦解”。*《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527页。后来有人称这次运动为“二·二八运动”。“二八运动”是当时的习称，本文沿用当时的说法。工学世界社社员不过数十人，而参加运动的人数多达四五百之人。可见多数人的请愿只是讨价还价，相对温和，中国公使馆和法国政府也未用强硬手段弹压。这是二八运动与之后发生的里大进军的本质不同。二八运动以工学世界社的失败告终，劳动学会成为胜利者。随后在劳动学会的主导下，勤工俭学会成立，赵世炎等骨干分子纷纷离开巴黎，到法国东部的工业重镇克鲁邹(LeCreusot)勤工俭学。

二八运动后，两派并未立即携手，而仍互相攻击，各自扩张势力*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68页。。例如，站在劳动学会一边的张申府向蔡和森发起了笔战*《张申府访谈录》，第134页。两篇笔战文章，即张崧年：《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收入《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页；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收入《蔡和森文集》，第74—79页。。两派联合的契机到1921年的夏初才出现。这年3月初，北京政府专使朱启钤、财政部次长吴鼎昌来法，滞留巴黎数月，与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6月中旬，法国媒体披露了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陈毅就是此时从一个法国朋友加埃尼口中得知中法借款之事*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页。。周恩来也是6月中旬从法国报纸获悉此事，并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9页。。此时，工学世界社开始向劳动学会靠近。据郑超麟回忆，初夏某日，劳动学会的汪颂鲁主动拜访工学世界社的尹宽、郑超麟，邀请二人参加“通信图书馆”，以示友好。尹、郑二人虽然答应下来，但与汪会面谈话中夹杂着冷嘲热讽，并不愉快。可见这次会面是两派较早的沟通，而时间正与中法借款一事泄露的时间吻合。6月30日，各界华人拒款大会在巴黎召开，8月16日又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拒款运动只是两派捐释前嫌的台阶。然而，这个运动很快就被“更大的群众运动”取代了。*《郑超麟回忆录》(上)，第370页。

三、里大进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事件

民族主义是各旅法华人团体的最大公约数，几乎所有旅法华人团体都参加了拒款运动，工余社、醒狮派、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实现了大联合。直到1923年，在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运动中，团旅欧支部仍与醒狮派有着密切合作。*旅法华侨拒绝中法借款的宣言由曾琦和周恩来商酌拟定，宣言草稿中号召“实行罢工、罢市、罢租，以推倒军阀，另组织国民政府”是双方一致赞成的。参见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365页。那么为什么单单是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合流呢？这就关系到上文所说的“更大的群众运动”，即1921年9月发生的里大进军事件。

“里大”即里昂中法大学，是李石曾、吴稚晖等牵头，游说当时的北洋政府、广东军政府、法国政府共同出资创办的海外大学。吴稚晖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中特别提到“派遣留学与海外自设大学两不相同，两宜并行”，二者互相不能取代。*参见《勤工俭学运动》，第323—343页。里大本非为勤工俭学生而设，勤工俭学的目的是造就技术人才，而里昂中法大学是为造就高等人才而设的，二者泾渭分明。占领里大只是他们解决勤工俭学问题的一个策略。*葛夫平：《关于里昂中法大学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站在校方的立场，此说自然能够成立。然而从勤工俭学生的角度讲，则并非如此。上文已经提到，中等学校毕业生们来法勤工俭学的初心，有的是想改造个人和社会，有的希望出人头地，并不甘心只做一介技工。当时西人将“勤工俭学生”译作“self-supportingstudent-labourers”，即认为这些人是“labourers”(劳工)，这和吴稚晖想法一致。而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学生”。一个是“以工兼学”的定位，一个是“以工济学”的定位。陈延年致信国内友人，批评华法教育会的人员：“谈科学尽说些工业、农业的门面语，至于科学自身的真价值及其特殊方法，似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研究”*《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202页。。蔡和森埋头“猛看猛译”，拒绝做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86页。。贺果工余时间虽然读《共产党人》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但仍然坚持做几何练习题，还考虑向本县有钱人借款读书*参见《党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25—27页。；郑超麟翻译爱弥·法格(EmileFaguet)的新作《文学入门》，写信给胡适，询问他主编的《世界丛书》需要不需要这部译稿*《郑超麟回忆录》(上)，第356页。。陈毅被提拔为技术工人，马上盘算着攒了钱考大学*参见聂元素等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6页。。

无论如何，勤工俭学生都希望能进大学深造；如果不能进正宗的法国大学，至少可以进里大。克鲁邹学生争回里大的宣言中提到，李石曾和蔡元培都曾宣布，里昂中法大学是为已经在法的学生所设*《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528页。。华法协社墙上挂出李石曾的来信，承诺“将来里大……诸君工学不成问题”*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第46—47页。。 显然，李石曾本人或是华法教育会其他工作人员，为了稳定一触即发的局势，不得不画出一张大饼。工学世界社社员聂荣臻早在1920年春天就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自己想进法国化学大学，如果此校进不去，则“俟里昂大学办成，即住此校”*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可见在聂荣臻心目中，至少还有中法合办的里大“兜底”。很可能在时人看来，里大就是一个“兜底”的选项，如果连此“兜底”的选项也发生问题，那么出现普遍恐慌乃至酿成风潮就不可避免了。求学心切的勤工俭学生为了争取进入里大，开始组织起来。1921年5月30日，向警予、蔡畅等向国内发出了《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将进入里昂中国大学的愿望宣示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519—524页。。8月，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发表《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宣言》。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两派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有着共同的诉求——进入里大求学；也有着共同的身份——勤工俭学生，这是他们相互接近的最根本的条件。李季在巴黎时，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留法学生的“此疆彼界”：“老留学生看不起新留学生，官费生看不起自费生，而自费生又看不起勤工俭学生。”*李季：《我的生平》(一)，亚东图书馆，1932年，第280页。歧视是双向的，陈毅、盛成的回忆显示，勤工俭学生同样看不起其他群体*聂元素等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20页；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第42—44页。。 劳动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两派的理想虽有分歧，但现实诉求与社会地位是一致的，沟通合作最为容易。萧三、李立三都提到，赵世炎曾访问蒙达尔纪，他们一起讨论了共产主义，且“尽欢而散”*萧三：《珍贵的纪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0页；李立三：《回忆赵世炎同志》，《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第82页。。 从上文分析看，这次会面能“尽欢而散”，如果不是事后的粉饰，那么应该是之前有了初步沟通。所以，这次访问应该是在拒款运动开始之后进行的。7月，蔡和森的湖南同乡李立三又以劳动学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工学世界社的年会*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页。，预示着两派合作的深入。

1921年8月20日，北京政府驻巴黎领事馆宣布：自9月15日起停止发放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对于找不到工作又想继续求学的勤工俭学生来说，最理想的出路就是进里昂中法大学读书。停发维持费的传言在里大即将开学之际传出，直接引发了占领里大运动。9月6日，200多勤工俭学生在华侨协社开会，决议要求无条件开放里大。14日，传说停发维持费的前一天，驻法公使陈箓和学生对话，声称绝不会停发维持费、不会遣送学生回国。事实上，维持费并未在15日停发。关于勤工俭学生入读里大，陈箓同意章士钊“严格考取”的办法。勤工俭学生或疲于做工，或忍饥挨饿，大多学业荒疏，不同意考试入学。9月17日，他们集会成立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提出三个口号：誓死争回里大、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绝对不承认考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535—536页。19日，联合委员会得到消息，吴稚晖带领的里大学生将于24日入校。20日夜间，在蔡和森、陈毅、赵世炎、陈公培等人率领下，116人的先发队分两批出发，次日凌晨抵达里昂，占领了里大校舍，史称里大进军。当时学校尚未开学，只有庶务褚民谊在校。褚民谊一边周旋，一边向各方通报。第二日，法国警察包围了学校，将先发队押到兵营。在押的同学公推赵世炎等十人作为代表，与吴稚晖谈判。吴稚晖提出了逐步分批解决的方案，代表唯恐被各个击破，拒绝了吴的方案。最终谈判破裂，10月15日，104人被押解回国。谈判代表之一赵世炎侥幸逃出，得免回国。*参见《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553—570页；陈敬堂：《“进占里大”事件与中共旅欧总支部之成立》，黄嫣梨：《张若茗研究及资料辑集——“女爱会”、“觉悟社”与“共青团”的妇女先锋》，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7年。同日，维持费停发*《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里大进军失败后，因为既无维持费又无法上学，多数勤工俭学生虽迫于生计继续做工，却看不到前途。10月21日，勤工俭学生蒲照魂自杀。他是赵世炎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旧友、又是劳动学会的同志。赵世炎感到内疚万分，写信给劳动学会的同人：“我没回国对不起百多人，我不死对不起照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1页。据说他与曾琦谈起此事时“为之泪下”。学生领袖们威信扫地。群众“不去反对敌人的残暴和狡诈，而去反对自己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无能，怀疑他们叛卖。工学世界社的领袖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尹宽、王若飞等都不敢住在厂方提供的宿舍中，而是另在蒙达尔纪城中赁房居住，为的是避免和群众照面而引起他们的反对。*《郑超麟回忆录》(上)，第372—378页。勤工俭学的理想就此崩塌。

四、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

旧理想的破灭，为新理想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当时看来过于激烈，很少有勤工俭学生一开始就接受。对于他们来说，里大进军的失败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契机。两种不同类型的勤工俭学生在此后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种是本有其他信仰的，如赵世炎、李合林和陈氏兄弟(陈延年和陈乔年)。赵世炎从里昂逃出后，到北方省做工，经历了一个消沉的时期。他本已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与张申府和陈独秀联系密切，在克鲁邹做工时就收到国内寄来的《共产党》。里大进军后，在陈独秀和张申府的引导下，赵世炎彻底抛弃了工读主义的理想，正式承担起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1921年底开始，赵世炎即联手周恩来筹备旅欧青年团(即后来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到1922年4月，赵世炎辞去工作，专为此事奔走。*《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839页。在他的影响下，前劳动学会的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少共。

李合林和陈氏兄弟来法之初都信奉无政府主义，是工余派的骨干。1920年8月，陈公培初到法国，将陈独秀的介绍信给陈延年看，陈延年不屑地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认为：“大概是对陈独秀在国内筹备组织共产党一事，表示不满。”*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5页。从不满共产党，到转向共产党，陈氏兄弟和李合林的变化与里大有直接关系。当时里大在校生只有130人，多靠请托入学，程度极差，开学初期完全是一所语言补习学校，有一级还要从字母教起。*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2页。这种情况使得章士钊此前宣称的“严格考取”成了笑话。另外，学校管理混乱，学生生活颓废，也令人齿冷：

还有夜间，十一点以后息了电灯，大家点洋烛，早晨十点还有人没起床，或是清梦未醒，或是藏在被窝里看小说。所以早晨吃稀饭的人总不到一半。讲堂上的功课，自然也可以自由去听不去听了。*《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363页。

这篇里昂中国大学参观记由周恩来加了按语转载在1922年3月10日的《益世报》上，其最初发表的刊物正是《工余》杂志。陈延年、李合林是工余社的骨干，这篇参观记亮明了他们对里大的失望和厌恶，也暗示了无政府主义者转变的可能。这篇文章刊出不久，就发生了震动国内外的李合林刺杀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事件。

李合林，又名鹤龄，1920年来法勤工俭学，因资斧告乏，到巴黎华法教育会当司书生。1921年12月间由华法教育会书记李光汉荐至郑毓秀处任书记。1922年3月19日，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到郑毓秀寓所参加郑的生日宴会，宴会结束时，李合林持手枪冲出，向陈箓所乘汽车中连开三枪，打伤陈箓的夫人和同行的张弧*许多材料把“张弧”写作“章祜”或“张瑚”，不确。张弧(1876—1937)，字岱杉，浙江萧山人。1921年起任梁士诒内阁财政总长，张弧到法是为了代表中国出席“认诺财政大会”。刺杀案详情，请参考《曾琦先生文集》，第949页；《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第711—715页；张振华：《忆八十六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一段公案——李鹤龄行刺陈箓始末》，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蓉参史料》第2集，1990年，第132—135页。。从李合林的供词中，可以看出这件事仍然是里大进军事件的余波：“陈箓为中国一腐败而专横之官吏，既密谋卖国借款，又特别苛遇学生。上次大学请愿赴里昂之同学被驱逐回国，纯为陈之罪恶，乃毫未闻彼有悔过之表示，故予蓄意除之。”巴黎警方从李合林的行李中搜出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照片，又在他的日记上发现克鲁泡特金的格言及其党人姓名，于是怀疑他是“过激党”。*《曾琦先生文集》，第949页。刺杀事件前后李合林的思想刚完成转变。后来李合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遇害。

李合林行刺被捕事件，深深震动了陈氏兄弟。1922年4月26日，赵世炎致信陈公培：

李合林事后，安那其朋友奋然而起。但以我观察，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爱，近日他们所出的《工余》杂志，竟高呼暗杀……革命……气魄可钦。*《赵世炎文集》，第81页。

4月30日，他再次致信陈公培，强调“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信接洽(即以青年团为题)”*《赵世炎文集》，第82页。。果不其然，6月3日少共成立大会上，二陈已经是与会代表了。这其间说服过程中有怎样的曲折，笔者未能找到材料，不能妄断，但可以清晰地看出，当社会现实使得“教育”一路走不通时，“先革命后教育”的想法就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信念走向崩塌、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传统观点将他们的转变归功于赵世炎的说服*张洪祥、王永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第121—123页。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解释。

第二种是游移不定的中间派。他们来法国是为求晋身之阶。陈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可作为中间派的代表，他用一个“逼”字道出了中间派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的原因。1920年春陈毅进入施奈德公司的一个工厂，最初当杂工，几天就难以忍受，决心还是等略有积蓄再去读书。他还参加了1920年五一节的罢工，思想逐步向蔡和森靠拢。不久，陈毅的心态又起了变化：

到工厂3个月后，被提为技术工，工资也增加了，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开始有了点积蓄。这时候又自满陶醉起来，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大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号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35页。

与大多数人一样，陈毅来法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想“爬上去”。然而1921年2月陈毅遭到解雇，陷入窘境，随后参加二八运动，不久又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并成为里大进军的一员骁将。他追述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时，连用了两个“被迫”：

只是后来法国发生经济危机，工厂紧缩，自己被抛上街头，后来又被押送回国，才被迫放弃了文艺救国的梦想，被迫参加了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讲，干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35—36页。

与留法勤工俭学生相比，其他留学生群体绝少革命者。能够自费留学欧美者，往往家资富厚，难以产生革命倾向。而以庚款等公费留学者，也不免同下层社会隔绝。对于留学社会的真面目，难有深刻体察。*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0页。因为留法者多是勤工俭学生，而留英者多是自费和公费，所以王光祈断言：留英学生造成资本主义，留法勤工俭学生造成劳动主义，将来此两种主义在中国必有短兵相接之一日*《党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31页。。这一现象，体会最深的还是实际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李富春总结道：

旅欧的学生中，在一般官费生同自费生我们的活动力量比较难插入，在旅欧的团体中，官费生与自费生少极了。几乎全体都是勤工俭学生。在这一点我们很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论证：思想行动是由生活条件决定出来的价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6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周恩来虽不是勤工俭学生，但与他们关系密切，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与第二种情形相同。他本不喜谈主义，自谓“谈主义，我便心跳”*《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49页。。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以弟之谋学所敢认定者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第241页。到了1922年3月，他的想法已经彻底改变：

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第373页。。

“去年秋后”，正是占领里大的104人被遣送回国的时间。占领里大无疑是使周恩来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外因。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尔纪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一事，议后决定分头筹备*《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48页。。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勤工俭学生，甚至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有左派的思想基础。勤工俭学生转向马克思主义，离不开欧洲社会氛围整体左转的大气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欧洲，百业凋敝，旧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失去了吸引力，各种左派思想盛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法国尤甚。许多勤工俭学生都阅读过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报刊。国内五四运动也受欧洲影响，有浓厚的左派色彩，勤工俭学生读到的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中文刊物也是有左派色彩的。郑超麟是1919年赴法的福建半官费生，他观察到，和自己同批赴法的福建学生，与外省学生比起来相当保守，但是到法国一年后，几乎全写白话文、谈新思潮，还有人信仰了共产主义*《郑超麟回忆录》(上)，第165页。。1920年春季的法国大罢工震动一时，许多勤工俭学生都曾和法国工人一道参加当年的五一节罢工游行。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德国、奥地利等国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占优势，而法国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则是马克思主义者占多数。法国工人运动中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的勤工俭学生。1920年12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召开大会，多数派成立了法国共产党。后来赵世炎、陈延年等人还通过胡志明的介绍加入了法共。*《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99页。所以，当时身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受到这个环境影响，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内外条件既已具备，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中得到了快速传播。1922年6月3日，少共在巴黎成立。此后勤工俭学生人数急剧萎缩，而少共成员的数量却在逆势大增。1922年6月，少共成员人数占勤工俭学生总数的2%左右；1923年初，达到了7%左右；到了1924年初，则已接近20%。*关于少共的人数：1922年6月，出席少共成立大会的代表有18人，全体成员应该不超过40人，因为1923年2月的临时代表大会有代表42人，而全体成员只有72人；1923年初人数为72人，其中华工2人，参见《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第844页；1923年底，有164人，其中华工40余人，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63辑，第5页。有一部分成员在德国和比利时，但大多数人仍在法国。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人数：1921年里大进军前夕周恩来调查的数字是1579人，参见怀恩选编：《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8—149页；1921年12月26日《申报》的记载是“一千七百余人”；1922年11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调查得出的数字是“九百二十人”，《申报》1923年1月28日；1923年8月19日《申报》显示，留法勤工俭学生只剩“七百余人”。

五、结 语

马克思主义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人类社会还是一种极为激进的思想，即使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也很难遽然接受。面对五四运动中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来学说，中国知识青年的思想也处于庞杂混沌、变动不居的状态。强调个人改造和解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开始比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引青年。勤工俭学运动就是无政府主义理想在欧洲的实践，其发起者就是老一辈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而参与者也有不少受无政府主义理想感召的青年，到欧洲之前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几乎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闻名、受委托在西欧发展党组织的张申府，也一度沉迷于弗洛依德的学说，甚至把性冲动和自我冲动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50页。遑论其他人。舒衡哲评价共产主义小组时期的中共：

参加者并没有放弃旧有的组织和思想，共产党不过是五四运动高潮时另一种活动而已，并非取代已有的活动*《张申府访谈录》，第109页。。

因为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送人出国一味求多，对运动的估计过于乐观，再加上勤工俭学生自身对工厂劳动的主观准备不足，所以运动开始一年多就陷入危机，不少学生无工可做，做工也仅能糊口，求学希望渺茫。工学世界社受这一危机的刺激，又受法国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影响，在蔡和森的领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掀起了争取求学权的二八运动。但是此时的危机暴露还不充分，赵世炎等抱有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勤工俭学生仍然坚持勤工俭学，并与工学世界社产生了争论。但毕竟两派社会经济地位相同，又都面临争取求学权的问题，所以很快通过拒款运动捐弃前嫌，共同发起了争取入读里昂中法大学的里大进军。里大进军的失败标志着勤工俭学理想的破灭，证明了由完善个人入手改造社会的路走不通，所以主张阶级革命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最吸引勤工俭学群体的选择。于是在里大进军失败后，勤工俭学群体的几个重要派别联合起来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标志着先进的青年学生开始集体转向马克思主义。国内五四运动的革命化是通过国共两党的政治宣传和苏俄的推动实现的；而勤工俭学运动的革命化是勤工俭学生亲身作为无产阶级一员参加和集体抗争达成的，有先经历实践、后接受理论的特点。本文侧重从前人论述较少的社会经济角度考察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战斗性，才是勤工俭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条件只是提供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原因和具体语境。理论提供方向，生活提供决心。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实践的学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都要经历生活的锻打。留法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信仰是与最现实的生活直接联系的，但它并不因此而卑微；相反，它因此获得了最鲜活的血脉和最持久的生命力。他们中涌现出了一批最为坚贞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