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问题探析*

马 亮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江苏 南通 226007)

2月4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分12个章节用16000余字的篇幅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和重要部署，其中一些新名词、新提法备受关注。南通应如何正确解读中央相关意图，在结合本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基础上，主动避开思想误区和实践误区，将乡村振兴战略推向纵深，值得探讨。

一、思想误区

所谓思想误区，就是没有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央相关精神的实质内涵，对中央政策意图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研判失误，从而在指导实践过程中渐行渐远甚至是背道而驰。乡村振兴战略是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新提法，解读中容易有困惑、不解甚至错觉，这是产生思想误区的主要原因。

(一)乡村振兴就是要关心乡村、聚焦乡村？

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机遇看，乡村振兴这一表述理应包含两句潜台词：一是乡村曾经兴盛过。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它见证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繁荣和昌盛，而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城乡关系走向了分离与对立，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日益显著，以致近代乡村、农业的衰落与城市、工业的强大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如今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与习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逻辑相关的两个概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包含了乡村的伟大复兴，正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含了乡村小康社会的建成，复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层含义。二是乡村衰落已久。乡村因城乡对立而衰落，因城乡融合而兴盛，而城乡从对立走向融合、乡村从衰落走向兴盛需要一个经济周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城乡分离和对立只是(城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城乡融合’才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历史归宿”。换句话说，乡村的衰落成为了城乡最终走向融合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当前时期，国内大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具备了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乡村的提振上行周期已经到来，提出“乡村振兴”正当时，提振是乡村振兴的第二层含义。

综上所述，与其说乡村振兴是中央政令的一纸高呼，不如说是中央对经济发展全局的宏观审视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遵循，切忌把它看成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那样就容易认为乡村振兴只是关心乡村、只须聚焦乡村。这句话虽然没有本质错误，但却存在语义上的歧义。正如讲城镇化是化乡村为城市的过程一样，会让人误认为城镇化就是去乡村、去农业，只要城市不要乡村；同样，讲乡村振兴就是发展农业、治理乡村，只谈乡村、不谈城市。其实，无论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都是指向城乡关系这对矛盾的。城市和乡村是一体两面的依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时期会发生转化。城镇化加速时期，城市就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振兴时期，乡村就变为了主要方面，但无论处于哪个时期，正因为存在城乡融合这个目标前提，解决城市问题必然离不开乡村，解决乡村问题也必然离不开城市，两者相辅相成。

因此，南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既要立足乡村，了解乡村；又要跳出乡村、发展乡村，用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捏合城乡的规划、政策、产业、人才等发展要素和资源，在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当然也要避免从只关注城市这个极端走向只关注乡村的另一个极端，充分保障城乡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

(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是要在乡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作为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并不能高效吸收现代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农业一产资本有机构成低、机会成本高、效益空间小，向二产、三产要效益势所必然。其实，农业部门内早有“五业”之说，即农林牧副渔，而副业就包含了主业以外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它综合了工业、服务业的一些传统部门，比如运输、采集、捕捞以及农副产品加工、手工业等。有所区别的是，如今涉农二三产业的行业门类随着农业消费需求的精细化有了新的拓展和提升。问题在于，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兴旺章节提出“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其重点不是“二三产业”的进化，而是如何进一步“融合”。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是要在乡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而是要跳出“五业”有主有副的思维定势，主副之分虽然有助于突出主业，却阻隔和延缓了其间的融合态势。这里的融合指的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主业与副业应该在同一条产业链上，而不是彼此分开，另起炉灶。上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铺开推行的“乡村工业化、就地城镇化”，就是因为人为地割裂了乡村的主业和副业，急于在乡村大规模布局城市机器工业而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造成农业的基础地位被严重削弱。

另外，一般认为，农业产业链的长度代表了产业的成熟度和深度，产业链越长，产业附加值就越高。所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直接目的就是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通过一二三产的有序衔接来延长产业链，从而延伸价值链。但是，不能一概而论产业链越长越好，因为产业链在延伸的同时发生了分化，链条之间出现了背离，其显著表现在价值链的延长与利益链的分化相生相随，农民并没有从产业链的延伸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必须追问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产业提升、为资本增殖还是为农民谋利？以往农民把农产品交给上门收货的商人或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就算完成了交易，这是农民对产业链的运作不了解，农业利润的大头不在农产品生产环节，而在加工流通环节，农产品价格“低开高走”的定价方式和被其掩盖的利益分配方式与农民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侵害了农民和消费者的权益，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直接目的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根本目的。

南通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省前列，农业投资主体多元活跃，乡村振兴的从业氛围良好。一方面，应继续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新业态，探寻农业价值增殖新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明确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根本目的就是谋利农民，以按劳分配作为农业生产利润的分配主体，做到农业产业链的公开透明，把农民和其他农业从业者进行利益捆绑，让农民自始至终都受益于这根价值增殖链条。

二、实践误区

所谓实践误区，就是对中央的相关精神有所理解，对中央的政策导向心知肚明，但因为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直接生搬硬套，甚至故意曲解政策适用范围，使得实践的结果没有达到政策的效果，反而浪费了发展的资源。乡村振兴是一项大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规划实施切不可一风吹、一刀切、一把抓。

(一)推进乡村振兴要以三阶段时间表为严格参照制定相关规划？

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重申了这个时间表。不难发现，这个时间表和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战略安排是前后呼应的，三阶段时间节点完全一致，这再次说明乡村振兴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化同步”就是要把农业这块短板补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齐步走。

江苏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就提出了“两个率先”的奋斗目标：即在21世纪头20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中，“21世纪头20年”应该理解为一个相对宽裕和保守的预期年限，并不是说江苏一定要到2020年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证明，江苏全省在小康社会各主要建设指标上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任务，2020年也由此转变为全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的时间节点。同时，两相对比，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预期年限比全国提前了整整15年。因此，绝不能把全国的时间表套用到江苏的发展实际上，乡村振兴适用于这个逻辑，南通发展同样也适用于这个逻辑。为什么一再强调时间表？一方面，抢时间就是顾大局。乡村振兴是新实践，全国各地都在摸索推进，需要尽早树典型。南通能否彰显“两个率先”的江苏气魄和“敢为人先”的南通精神，在创新中总结，在总结中推广值得期待；另一方面，乡村振兴规划先行，时间跨度是规划的第一要素，制定规划必须设立起止时间。而地方乡村振兴的时间表必须以全国的时间表为参照进行修正。

就南通的乡村振兴而言，科学合理的规划应该体现以下三点：其一、全国分几步走，南通也分几步走，时间跨度上可以稍微领先全国和全省，但不可一味追求速度。要有用质量换速度的责任担当，宁可时间长一些、步子小一些，也要追求乡村振兴的质量，避免低水平建设和华而不实；其二、把大时间表进行拆分，制定若干南通乡村振兴十年远景规划、五年中期规划和三年短期规划，注重规划与规划间的衔接和协调；其三、对实际工作的推进进行量化考核，目标到年、责任到人。对照乡村振兴的五点总要求，细化量化考核指标，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重心，科学设置和修正具体指标的权重系数。注重质量兴农导向，从考核速度、规模转向考核质量、生态。

(二)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就是要推广共享农房，发展乡村旅游就是要推广乡村民宿？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要求，是乡村发展壮大的物质基础。时下，共享经济作为经济新名词、发展新业态受到各界关注，它的市场生命力源于人均资源的短缺和不均，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互助思想。其意图通过使用权的临时转移，有效提高特定物的使用率和经济效率，从而为更多的利益主体创造红利。共享经济很好地呼应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经济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也是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努力的有益尝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章节提出了新“三权分置”，即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因为使用权的可剥离，使得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有了异地置换和集中统一的政策依据，这是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又一突破，它直接促成了共享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伟大实践。一号文件同时指出：“建设一批设备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发展乡村共享经济。”中央对共享经济新载体的支持态度是明确的。

作为经济对标市，嘉兴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长年大幅领先于南通。据2017年地方统计年鉴显示，2016年嘉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8997元，同比增长了8%，而南通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8741元，同比增长8.5%。嘉兴及其下辖县市的部分乡村甚至达到了“就地城镇化”的发展程度，藏富于民在当地已经形成共识。究其根本，乡村旅游的富民效应是二者产生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而乡村民宿作为当地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功不可没。调研中发现，浙江是国内较早引进乡村民宿的省份，乡村旅游载体从农家乐到第一代民宿，再到现在的第二代民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开发和集中投入的新一代民宿更具市场亲和力。乡村民宿有效推动了闲置农房的再造(共享农房)、“厕所革命”、太阳能热水器的推广、垃圾分类、特色种植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侧改革，形成了城乡融合下新一轮供给和需求的良性循环。

但是对于南通而言，以乡村民宿为载体的乡村旅游之前景并不明朗，盲目借鉴浙江经验存在较大风险。旅游资源禀赋、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以及现有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南通民宿发展的瓶颈和短板。据南通市统计局农调队最新的统计显示，目前登记在册的乡村民宿项目仅9家，运营成功的案例更是屈指可数。将民宿简单理解为农家乐加住宿的做法并不可行，民宿的目的是扩大活动半径，以住宿来串联相近的观光点，达到所谓的“全域旅游”。如果没有足够丰富的旅游资源做支撑，民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民宿不等于乡村旅游，共享农房也不等于共享经济。首先，要把共享模式看成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契机，共享农房虽然不用于民宿，但可以帮助当地乡村进行土地整理、摸清家底，至于具体的用途可以因地制宜，一号文件中新增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其他乡村旅游的载体都可以为其所用。其次，南通乡村的农家乐项目还有一定的消费市场和潜力，但由于数量众多、鱼龙混杂，行业整体素质并不高，急需去粗取精、优胜劣汰；再次，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集体资产成为了村民共享的资产，集体的权利成为了村民们共享发展的权利，这何尝不是一种“共享经济”？这也是南通真正要向嘉兴学习的地方。截至2016年底，嘉兴农村集体经济股改率达到了98.6%，而南通才达到50%，并且集中在主城区周边的农村，一些县市中心镇的主要行政村还没有启动改革。同时，从股改措施的灵活度和力度来看，嘉兴也取得了领先。因此南通必须抓住乡村振兴的良好机遇、审时度势，通过积极的股份制改革有效盘活集体经济这盘棋。

(三)培育创建特色小镇就是要以优为特，以特为先？

特色小镇是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的又一重要载体。它兴起于浙江，是浙江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2016年，江苏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培育创建江苏特色小镇的指导意见》，明确江苏特色小镇坚持用非镇非区的新理念、“宽进严出”的创建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以及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模式。按照这个标准，吕四仙渔小镇和海门足球小镇入选了第一批创建名单。从命名方式看，省级特色小镇的名称突出了特色所在，确实与中国特色小镇完全冠以行政区划的命名方式区分开来，表明特色小镇的经济内涵比行政意义更重要；从特色内容看，吕四近海捕鱼和南通体育之乡的优势为两个小镇的申报加注了砝码，以优为特、以特为先在二者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也是培育创建特色小镇的良好思路。

除此之外，特色小镇的培育创建能否另辟蹊径，通过逆向思维，用追溯而不是培育的方法，探寻南通镇村更多的文化资源和底蕴特色，借当前的政策东风还原一些本来就存在过的“特色小镇”。比如古镇和古村落。古镇的开发和保护并非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南通各县市是否存在一些古镇因为过于强调保护，或者当地财力所限而错过了开发的时机，导致很多自然和人文景观隐没于世？如何转变观念，吸引各方投资参与古镇开发，把古镇运营的部分收益投入到古镇的维护中，同时有效拉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和带动当地就业，需要认真调研。同时，江北和江南在古镇自然风光资源禀赋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不能据此认为江北古镇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就没有开发的必要。浙江乌镇原先在江南六大古镇客流量排名中并不靠前，源于小桥流水人家同质化竞争严重，但乌镇运营商打好了手上的文化牌，先是创办了一年一度的戏剧节，通过文化搭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后又申请到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把乌镇推向世界的同时，促进了古今文化交融，乌镇因此脱颖而出。江北古镇可能没有优越的自然风光，但源远流长的故事传说、诗词歌赋可以弥补这块短板。自然风景仅是乡村旅游的一个方面，如何挖掘出当地文化资源的底蕴，处理好“看风景”和“讲故事”的关系才更加重要。这里有一个观念前提，就是承认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不要羞于承认文化的经济价值，文化成为产品才能更好地传承创新，南通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人文优势，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一步融合，打造一个更好的文化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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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伟.习近平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研究[J].井冈山大学学报，2014，(6).

[4]马亮.权衡修正现代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路径[J].理论动态，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