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建设须坚持“终点的开放性”
——访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建军

□通讯员/杨琳惜 本刊记者/冯洁

浙江的大湾区建设须坚持终点的开放性，为市场、企业、群众的创新实践“留白”，同时要加强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融合发展，提升湾区发展的一体化程度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谋划实施“大湾区”建设行动纲要，重点建设杭州湾经济区，支持台州湾区经济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强浙江省重点湾区互联互通，推进沿海大平台深度开发，大力发展湾区经济。近日，省委、省政府为浙江省大湾区建设设定了路线图。顶层设计之下，浙江应如何谋篇布局、精准施策，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世界级大湾区？日前，本刊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教授。

《浙江经济》：您认为，湾区建设的提出是基于怎样的时代背景，湾区建设对浙江乃至长三角发展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陈建军：首先，湾区建设已成为各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提升全球战略优势和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从功能上看，国际化大湾区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的枢纽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区、创新发展的引领区、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群的门户区和核心区。国际公认的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均具备上述四大功能。其次，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很快，但实际上是一种“被俘获”的国际化。发达国家是引领区，中国是跟随区。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一方面，人口与资源继续向沿海、沿港地区聚集，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向纵深；另一方面，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突出了新时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新形势下提出大湾区的概念，意味着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化被动为主动，从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区走向核心地区，要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发挥引领创新的重要作用。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作为“一带一路”、长三角都市圈、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布局的重叠区，搭乘中国湾区发展战略快车，积极实施大湾区战略，体现了优化浙江省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与加强对外开放、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的新思路。

《浙江经济》：从区域划定及概念、内涵上来看，浙江省提出大湾区建设与以往的杭州湾湾区、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有何不同？

陈建军：浙江省湾区建设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0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浙江省环杭州湾产业带发展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目标和“规划建设环杭州湾产业带和城市群”的要求。本次浙江省大湾区建设路线图的发布，与杭州湾湾区、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布局可谓是一脉相承，只是在战略实施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异。杭州湾湾区指向明确，具体指浙江省东部、北部的杭州湾沿线地区，包括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等几个重要的城市，但有一定的空间局限；环杭州湾大湾区概念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相衔接，地域辐射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致力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打造世界级大湾区；浙江省大湾区的重点是建设杭州湾经济区，同时支持台州湾区经济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强全省重点湾区互联互通，推动沿海大平台的深度开发。浙江省大湾区可以说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一个子系统，弥补了杭州湾湾区中对浙南地区的关注不足问题，从政策角度维持了各地区平衡，协调全省沿海各地共同发展湾区经济。

《浙江经济》：浙江发展湾区经济有哪些优势和独特资源？

陈建军：对比国际三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浙江省大湾区在经济总量、人口与产业聚集程度、国际贸易水平、创新资源储备、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然而，浙江发展湾区经济仍具有其独特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政策优势。浙江省是最早提出湾区建设的省份之一，致力于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明确决策部署，向海发展、沿湾布局，推动湾区城市圈建设形成新高潮。二是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浙江沿海滩涂和深水岸线资源丰富，宁波舟山港为世界第一大港，货物吞吐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国际物流、国际贸易发达。在战略区位上，浙江位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地带，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枢纽功能区”。依托长三角城市群的力量，浙江省打造的“一核三引擎四廊带十平台”大湾区空间形态格局，走在全国湾区发展前列。三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掌控优势。浙江省大湾区中的核心——环杭州湾经济区在全球互联网产业中占据重要席位。主要体现为：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多领域的信息化发展技术创新能力均为国内领先；传统制造业，如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也依托“互联网+”开展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新能源汽车、窄带物联网、智能传感器、芯片存储器等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兴制造业不断发力，在未来有望实现“弯道超车”，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四是民营经济优势。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商遍布世界各地，民间资本活跃，应充分发挥浙商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走出去”的发展理念，利用浙商全球化的商业网络，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引领浙江省大湾区发展掌控全球价值链，为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浙江经济》：湾区发展离不开一体化。浙江省大湾区建设应如何处理好浙江与上海以及省内各区域之间的关系，提升浙江大湾区发展的一体化程度？

陈建军：浙江省大湾区建设要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形成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意义上的湾区，首先需要理顺与上海的关系，理顺浙江大湾区建设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位置问题。要充分认识到浙江省大湾区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地区的一个“局地湾区”。浙江省大湾区发展如果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真正成为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世界级湾区，需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同时，要协调好市与市之间、区与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企业的跨区域投资、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产业的跨区域整合；另一方面，也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在目前层级体系的框架下，发挥政府层面的协调作用，消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提升湾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要将分区推动和同域整合两方面结合起来。分区推动，即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与能动性，针对各城市区域的自身发展特征，分析优势与劣势，在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准发展定位，形成紧密关联、特色鲜明、高度互补、综合协调的发展态势。如杭州重点发展互联网产业、休闲健康产业，宁波与舟山重点发展国际贸易与智能制造，台州重点开展军民融合布局，温州以温州人经济打造全球商业网络等。同域整合，既包括地缘相近地区的整合，也包括同类型产业间的整合。如宁波港与舟山港在国际物流方面可进行一体化整合，以杭州为代表的不同区域间的互联网产业、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也需注意协同发展。新时期下，同域整合对于浙江大湾区参与国际化竞争、应对全球经济变化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浙江经济》：浙江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应怎样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

陈建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目标的明确性和终点的开放性。目标的明确性对应的就是顶层设计。在中国发展的全球性定位下，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引领能力的目标是明确的。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浙江省层面提出建设浙江省大湾区，国家层面提出发展长三角城市群，都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战略举措。终点的开放性由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雅各布斯提出，指的是目标实现途径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抱有的开放心态。湾区建设须坚持终点的开放性，规划宜粗不宜细，要给予一定程度的“留白”，为市场、企业、群众的创新实践留有足够的空间。总之，浙江省大湾区建设要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结合起来，既要明确发展理念，把握发展目标，完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建设、城市化发展等方面的服务功能，也要尊重各个区域内部自发的实践探索与创新能力，鼓励基层在创新实践中探索新做法、新模式。

《浙江经济》：从世界各大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人才集聚和科研院所的配套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浙江应如何集聚人才资源，为大湾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陈建军：创新资源的核心是人才资源，现代城市竞争已发展成为人才的竞争。作为浙江省大湾区建设的领头城市，杭州的高校资源相对于其他城市的确有所欠缺。要为湾区发展提供更强劲的人才支撑，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着力拓展高校资源。高校不仅是人才培育的平台，也是科研创新的平台。西湖大学的建设，浙江大学海宁校区、宁波校区的拓展，都为各类科研创新类人才提供了发挥实力、施展才能的重要平台。二是发挥企业的中心作用。如日本各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本田公司更是提出了“生产人才的企业”的口号。今后要鼓励大型民营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拓展研发力量，把企业打造成为科技型企业、人才创造型企业。这样的研发平台将更接地气，更易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如阿里研究院、达摩院。三是鼓励各领域科研领军人才创办企业，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建立各类新兴科研创新平台。此外，还需重视城市人居环境的打造，让开放、自由、安全、和谐的城市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形成吸引、集聚人才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