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天矩地置城乡

文 | 景志刚

自华夏先民在东方大陆点燃文明的火种，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便成为中华儿女生息、繁衍和成长的舞台。每一处都市、城镇、村落、农田、道路和沟渠，都记载着民族的印迹和历史的进程。

“画疆兴庶务，地矩囿天规。”如何科学规划、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历来是王朝统治者和先贤们思考的重大问题，并由此探索出一条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治国之路。

体国经野立规划

规划，历来被称作统筹土地开发利用的“龙头”。在古语中，“规”的本义为“正圆之器”，即圆规，后引申为法度；“划”原本指以刀锥刻画，后来也作设计之意。

尽管现代意义的土地规划出现较晚，但古人很早便认识到规划对于土地利用的重要性。“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周礼》开宗明义阐述了治国兴邦的首要任务，强调天子建立国家，必先辨别方向，明确宗庙和朝廷的位置，划分都城与郊野的界限，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在西周官员体系中，大司徒的职责便是“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这里的“天下土地之图”，不仅指地图，更带有土地规划图的性质。

“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记载着商周时期城镇与农林牧用地的布局。邑即城镇，是人们聚居的地方；郊在邑之外，为城镇周边的耕地；牧在郊之外，为耕地外围的牧草地；野在牧之外，为牧草地外围的未利用地；林在野之外，为未利用地外围的林地；坰在林之外，指离城镇很远的荒地。这种以城镇为中心的同心圆布局，至今还影响着城乡土地规划者的思维。

叁国伍鄙划城乡

城乡土地如何划分，人地关系如何均衡，各类用地如何配置，直接影响城乡的布局、人口的聚居、农业的生产，向来是土地规划开发利用的前提，也为历代治国先贤所重视。

明定国野。土地是有限的，既要满足城镇人口居住和商业手工业发展的需求，更要保证农业生产所需的耕地，城市规模的大小必然受制于农业水平的高低。“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春秋时，管仲就提出，如果城镇土地的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农田数量减少，粮食总产量下降、农产品供应匮乏，难以满足人民生活所需。这与当今严格保护耕地、合理控制城市规模的政策如出一辙。

民地相宜。“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战国时商鞅对人地比例失衡的后果进行分析：“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人多地少导致粮食生产难以满足军民需要；“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地多人少则使各类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他认为，最合适的人地比例应该是：“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

均衡地类。不同地类的搭配，形成不同的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商鞅提出：“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薮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也就是说在方圆百里之地，山岭丘陵、湖泊沼泽、谷地河流、城镇道路各占十分之一，薄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

分业用地。管仲在齐国为相时，将人民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对不同的职业安排不同的居住区域，并提出“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土地分类利用政策。“叁其国”，就是把非农建设用地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伍其鄙”，则是将农村土地分为五大属区，“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十邑为率，十率为乡，三乡为属”，安排农业人口居住并从事农业生产。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土地规划理论。

井邑沟洫利农地

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的合理规划与利用。中华农耕文明源远流长，《诗经》中就已有勘测土地、垦荒种田的记载：“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商周时的人们，已懂得采用日影法测量平原和山丘，调查山坡南北采光情况，勘明附近的水源与水流，勘察低地开挖排灌渠道，开垦出大片的耕地来种植粮食。《周礼》以当时形成的“井田”为基础，规划出一套完整的农用土地布局与体系。

井邑——农田系统。“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古时“一夫受田百亩”，九个成年男子所受的九百亩土地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在“夫-井-邑-丘-甸-县-都”的农田体系中，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官府收取贡赋田税。

沟洫——水利系统。农田离不开灌溉水系，根据田块大小，挖掘宽度、深度不同的干渠和支渠，分别称为遂、沟、洫、浍。夫与夫之间是最小的水渠，“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各类水渠如网状的血脉，铺满大地，直通河流。

径畛——道路系统。道路是农业生产和物资运输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 与遂、沟、洫、浍、川等水系平行分布的，是通往各地的道路。径、畛、涂、道、路，纵横大地、四通八达，人们穿梭往来、劳苦耕作，遍历百态人生。

九经九纬建城邦

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承载着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功能的城市，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中华文明越过山川、河流、村落和农田，开始在雕梁画栋、红砖碧瓦间前行。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以白描的笔法，勾勒出商周城市土地利用的图景：天子王城占地九平方里，四面各有三个大门；城内南北大道、东西大道各九条；王宫建于王城中央，左边是祭祀祖先的太庙，右边是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社稷坛，前面是官吏议事的朝廷，后面是商旅交易的集市，朝廷和集市共占地一百亩。这一经典设计传承后世，奠定了历代都城的基本框架，一直影响到明清乃至今天的北京城。

与分封建制相对应，王城、诸侯城、采邑的建设各有规格。比如城市道路，王城“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古时一轨约八尺（一辆两轮马车的宽度），即王城的南北大道宽七丈二尺，环城大道宽五丈六尺，城外大道宽四丈。而“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诸侯城内南北大道不能宽于王城的环城路，采邑内南北大道不能宽于王城外道路。

从西周先秦诸子论井田，到汉唐明清屯田垦荒；从周公建洛邑，到梁思成设计新北京，城乡土地规划走过3000多年的历史长廊。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借鉴苏联的理论和方法，新中国土地规划事业在国营农场建设、移民垦荒、农业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建设中起步，山、水、路、林、田、渠、村综合规划利用逐步为人们所接受。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获得法定地位。1987年至今，先后三轮规划编制实施，城乡土地利用接连迈上新的台阶。

古老的黄土地，如同凝固的历史，演绎千古风流，传承万世文明。抚今追昔，我们从一田、一地、一城、一乡中探寻祖先的遗迹；登高望远，我们也将在这广袤的大地上，规划出更加壮丽的蓝图，构筑起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