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舆情的生成与传播

赵作为

摘要 微信和微博作为当下我国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媒体，日益影响着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公众生活。微信和微博作为时下网络舆论的源发主要平台，在网络舆情生成和传播过程中存在巨大差异，文章从舆论场域、舆论自净化能力、舆情传播差异和公共事件传播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 新媒体舆情；微博；微信；比较分析

1舆论场场域：开放VS封闭、显性VS隐性

作为当下最为流行的社会化媒体，微博与微信两大信息交流的平台在网络舆论热点生成和传播中，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基于微博、微信各自舆论场域的传播特征，决定着舆情生成和传播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微博由于其相对开放的信息传播特点，更像是一个大众化媒体平台，其舆论场相对开放。而微信是基于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交平台，其舆论场场域（以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为主）相对封闭。

微博由于其信息相对开放，呈现的舆论场域较为显性，普通民众可以直观感受到，而微信由于其信息传播环境相对封闭，舆论场域呈现隐性特征。正是由于微博舆论场的开放特点，微博舆论更为多元化，带来的问题是微博的舆论撕裂现象严重。由于我国微博用户庞大，微博已经成为社会现实问题的放大器，社会现实中的戾气和冲突矛盾，在网络匿名机制环境下，经由微博发酵、传播，又会引发舆情下线群体性事件。微博中由各兴趣话题、“圈子”形成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对舆论议题的不同见解，常常引发舆论场的群体极化和舆论撕裂，甚至激化为网下不可调和的斗殴事件。

而微信舆论场表面看似平静，实则舆论场暗流涌动。微信的传播特性决定了舆论事件经过微信平台的聚集发酵，一旦爆发，就会成为舆情热点。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的裂变传播方式，决定了微信舆论的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的特点，微信的封闭传播，使得微信舆论呈现出单一极化明显的特征，2015年2月末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环境调查纪录片《穹项之下》就是很好的例子。

微博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其舆论监督效能上。近年来，民众的民主监督意识空前高涨，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微博为普通大众监督政府官员提供了绝佳平台，为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提供了快车道，从一侧面加速了我国法制化进程，起到了社会减压阀、疏解负面社会情绪、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2舆论自净能力

网络谣言作为网络舆论的形式之一，在微博和微信各自平台传播中，呈现出迥异的自我纠错和自净化能力。微信对谣言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微博则具有很强的自净功能。微信属于熟人关系下的私人小众圈，因为是熟人彼此信任度高。在微信这一强关系和信息传播环境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好友问的信任度使得人们对谣言的免疫力下降。由于特殊的传播生态，谣言自澄清机制弱，外部真实信息难以进入，谣言的生命力、煽动性和欺骗性极强，谣言管理难度增加。

而微博作为信息公开的媒体平台，谣言的自澄清能力极强，微博平台的信息纠错能力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来。当网络谣言出现时，微博用户可以互相质疑、印证、纠错，在信息的良性互动中，事件不断被去伪存真，接近真相，最终谣言会被真实信息所取代。

“微博是微信谣言的清道夫”这句话，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微信和微博各自平台谣言传播特点和自我纠错能力的差别。

3舆情传播差异

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最早提出，强关系理论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与人联系紧密，弱关系是指人与人关系并不紧密，异质性较强。微信是典型的强关系传播，而微博则呈现弱关系传播，微信中的关系是现实中人际关系的网络延伸，舆论可以通过这种新型的“网络人际传播”进行迅速发酵、扩散；而微博用户虽然彼此很少是现实中相互认识的人，表面上看是弱关系，但由于可以通过“共同关注”、兴趣爱好进行分类，以及互相转发、评论等形式互动，相对“弱关系”的环境下，也为网络舆论生成和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在微信“强关系”在舆论传播中，更多地通过传递信任感与影响力左右舆论发展，舆论生成和传播隐蔽，爆发性强；而微博“弱关系”更多地通过传递信息与知识形成舆论，舆论生成和传播高效迅速、成本低、扩散面广。

4“沉默的螺旋”效应

“沉默的螺旋”是德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诺依曼于1974年发表的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中提出的观点。该假说认为：人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会判断和比较别人的观点，如果觉得自己的意见与群体意见一致处于“优势”时，就会果断发表自己的观点；相反，當发现自身的观点与大多数人所持观点不一致，属于“较少数”或者处于“劣势”时，“担心被孤立”的恐惧心理会促使他们选择保持沉默。这样，“优势”的意见和“劣势”的意见就成螺旋态势发展。

“沉默的螺旋”是基于人们的社会心理。在微博环境下，由于用户匿名性这一特点，“害怕被孤立”心理极大弱化，基于微博的“弱人际关系”，人们发表意见时，不必在意是否被孤立，因为现实中没人知道他们的具体身份。但由于有意见领袖、群体压力的存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依然在微博舆论场中存在。

而在微信这一强关系下，“沉默的螺旋”效应依然凸显，人们发表与公众多数意见相左的看法时，会考虑“被熟人孤立”“被嘲笑为另类”这一心理活动，从而不倾向于发表与其他人不同意见或观点。

5公共舆情事件传播

微信与微博基于不同的信息传播架构，微信定向于社交、朋友圈，人际交流强于微博，而微博的基本功能是信息发布和获取，具有的媒体属性强于社交属性。在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性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方面，微博的传播力和引爆力、话题制造能力以及信源等，都具有微信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2014年“马航失联”事件中，更多的人选择从微博寻找有用的信息，而不相信微信中的谣言。一系列公共突发事件的实践证明，微博的号召力和公信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微博也借助一些公共事件，开始回暖，很多曾离开微博的人又重新回归了这块舆论场。在2016年媒体公信力调查中，受访者认为公信力最强的是电视，其次是报纸，再次是微博，广播和微信则分列第四、五位。

微信圈群较为封闭，容易导致信息传播的偏向和极化。与微博相比，微信好友与现实生活中真实好友的契合度较高，彼此的信息来源更易被信赖。所以，微信用户的信息交流者偏向于有共同兴趣和价值取向的群体，导致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

在公共事件线下动员方面，微信基于熟人的“强关系”，在发动线下活动时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在一些热点事件中，微信公众账号中的观点与微博、知乎等其他社交平台观点形成网络共振，既易强化既有观点，也大大降低网络时代社会动员的成本。在近年来的诸多公共突发事件中，微信的“圈群化网络动员”成为舆论场中的汹涌暗流，频繁发生的涉及“诉求性群体利益”公共事件，在圈群化传播环境下，舆论会聚集壮大，涉事主体如果回应不力，则会演变成线下大规模群体事件或运动。

在当前日益分众化媒体时代，因共同兴趣、话题分享而形成的新时代网络社群，在风险规避中会产生心理或身份认同，社群内形成瞬时强关系，风险信息会通过QQ群、微信群等“圈群”渠道扩散到其他社群，进而传播到整个网络舆论场域，从而加速舆情风险的扩大和传播。在2016年和颐酒店女孩遇袭、雷洋案、江苏高考减招风波等几起典型舆情事件中，这些舆情风险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