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翻译之“道”
——赵彦春教授访谈录

田 霞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怀化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自著名的翻译大家赵彦春教授2014年出版《英韵三字经》以来，这一三词格偶韵体译本在学界被称誉为“神翻译”“神还原”，并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知名媒体广泛地报道。赵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经典以及现当代诗歌的英译和研究，成果丰硕。笔者就中国国学翻译之“道”的系列问题对赵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赵教授结合自己的中华文化经典英译实践经验，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并给年轻一代中华文化经典英译者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建议。以下是笔者根据访谈整理的文字材料。

田霞（以下简称“田”）：多年来，赵教授您一直潜心研究并翻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经典，以及现当代诗歌，并获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知名媒体的广泛赞誉。请问，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在《英韵三字经》这部作品中采用的翻译准则吗？能否针对您的译本与众多汉学家的译本，尤其是影响最大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译本，详细地作一些比较性的阐释？

赵彦春（以下简称“赵”）：我在完成《英韵三字经》之后检索了相关文献，得知西方译家早就翻译过《三字经》了。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译本是利玛窦的老师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S.J.，1543—1607）的拉丁文译本，但据说没有出版。而后，西方相继出现了多种英文译本，如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等，都曾经翻译过《三字经》。

诚然，翟理斯的译本是影响最大的。翟理斯曾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并于1897年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的第二任汉学教授。他的无韵体《三字经》英译本早在1873年就得以出版，并于1910年推出重译本。翟理斯《三字经》英译本采用英汉对照的方式编排，每一个汉字都标注了音，还标明了音调。翟理斯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每一个汉字的结构、偏旁、部首等进行了分析，对诗文中涉及的历史、文化、典故也进行了介绍。作为一位优秀的英语诗人，翟理斯对《三字经》的翻译却少了本应该保留的节奏韵律，虽然他对每一个汉字的发音都作了语音补偿，希望译文的读者可以领略到原文的韵律，但结果是既丢失了原文句子的工整性，也没有用英语体现出原文的韵律。可见，西方译家尽管具有母语的优势，但并不一定能够透彻理解原文的语言；加之对语言表征性和翻译本质的辩证认知不够，致使文学不可或缺的形式未能得到完美再现，翻译处理后的国学经典自然也就黯然失色了。不过，后来又听说王宝童先生于2008年出版了《三字经》英译本，王先生不同于西方译家之处是他采用了韵体。由此看来诗的韵律美是当下本土译家要保全的重要因素。

相比较而言，我在英译《三字经》时做到了兼顾“音”“形”“义”三方面，遵循“直译尽其可能，意译按其所需”的准则，做到最大程度的语义相等、文体相谐、语效相当。我以三个英文单词建行，来对译汉语的三个字，以aabb韵式英译《三字经》，从而最大程度再现原文信息的同时也兼顾了形美。英汉这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表征体系，差别巨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英语的语言单位中没有“字”，而《三字经》的“三字”又是不可或缺的凸显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马礼逊、裨治文、翟理斯等所作的散体翻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字经》，只不过是语义解释而已。此类解释即便能够通其情，达其理，也失去了原典性的价值。即便有的译家把《三字经》译成整饬的韵文，如果没有“三字”的凸显，那么也必定会缺失《三字经》的韵味。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译语中没有“字”而译文中又必须表现“三字”这样的矛盾，又该何以解决呢？我求诸化矛盾为不矛盾的可拓逻辑，以类比（analogy）的方式，即以英语的三个单词类比汉语的三个字，找到二者之间的相似点。这样，英译文就能较好地实现形式上的对应。

田：随着现代翻译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大数据、语言服务等概念使翻译研究产生了新方法和新准则。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教授于2013年推出《数字化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在数字时代的大背景下，您是怎么调和“机译”准则和“人译”准则的呢？

赵：机译是通过使用电子计算机模拟人的翻译智能，把一种语言（源语言，source language）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的自动化过程。然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实用型机译系统对源语分析都囿于一个孤立的句子。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语篇环境下的多义、歧义、省略、替代等语言学上的难点，机译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其译文的质量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机译能做到的是，利用网络搜索引擎快捷地提供许多免费综合词典和专业词典供用户使用，以降低劳动强度和成本。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下，机译可以让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从网络中获得信息，了解目标语的大体内容。国学经典翻译的过程不仅需要人的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还必须具有语言哲学思维和艺术思维，脱离了人的这些思维的翻译，译文就会走样。

田：走向世界的中华文化的美既有老子那超然物外的哲学高度、辩证性、悖论性乃至恣肆汪洋的文风，又有歌曲《青花瓷》那种反传统、超越后现代的，拒绝句法、语义、诗学分析的“异端”的美。《三字经》在目前是译本最多的国学经典之一，但是，一些译本要么对原文进行阐释，要么干脆采取“音译”的不作为态度。这种做法明显遮蔽了中华文化的光彩，有的甚至造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碍。那么，请问，您认为译者应该如何超越既有的认识框架，突破重重矛盾、上升到本源表现文化生态或文学性呢？

赵：翻译难，译国学尤难，在字数固定的特定文本框架内译诗则几乎不可能，尤其是《三字经》，西方翻译家将其翻译视为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代表中华文化的国学经典往往具有传统的哲学性与辩证性，又兼具不可分析的反传统性，要将其转换成英语这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也往往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难度。而像《三字经》这样的文本，要用英语三个单词对应三个汉字，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不过，要做到成功的翻译，基本条件是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史哲知识。就语言学知识而言，需要具备语法、语义、语用、语篇诸层次的知识；就文学而言，需要具有押韵、韵式、节奏、音步、审美构成、文学性生成机制等方面的知识；就哲学而言，需要体悟中西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异同；就翻译本身而言，必须深刻把握翻译本体论的定位、语言表征性的认识和翻译机制。同时，译者的知识储备既要博又要专。在巨大的语言差异下做到形神兼备、圆满调和的确不容易，然而，为了再现中华元素和提高文本自身的价值，我们作为译者，理当孜孜以求，尽可能以最佳译文传播中华文化的原貌与魅力。

田：不论是从“还原经典”，还是从“还原文化”的角度，为了文本和文化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译者该如何做呢？

赵：中华经典外译是一项浩繁、琐细、艰巨的工作。前人的开拓之功值得肯定，但其译文质量还难以企及经典的高度。不可否认的是，译者乃至翻译理论家在认识上尚存在一些误区，这不仅遮蔽了中华文化的神采而且造成了极大的误解乃至危害——这种危害首先在于对中西文化一体性的割裂。译者如何超越既有的认识层面，突破重重矛盾、回归到本源，成了当下译学亟需探讨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作了思考：译者没有形而上的元理论意识，对翻译的本质和机制认识不够。人类知识体系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对立与统一。如果没有“道”或“形而上”的观照，译者对知识体系的把握是肤浅而琐细的。翻译理论家的研究虽然有了学科范式，比如阐释学、语言学、交际学、文化学等等，但也不是从翻译本身来探讨翻译而是将翻译嫁接到其他学科之上，并基于此提出了片面的、不构成充要条件的论断，比如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控之类。更有甚者，他们消解了忠实、对等、等值之类的翻译原则，并且也解构了原著、作者等翻译核心要素，最终导致翻译走向了无所不是又失去自身的虚无。比如《道德经》的很多译本，由于译者不能洞穿或融通中西文化，沿袭“不翻”的音译法，本来可以视作一体的中西方本体论被肢解和异化了。 譬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把“道”译作 Tao，把“德”译作 Teh，即玄奘所说的“不翻”或西方当下所谓的零翻译（zero translation）。这种音译法虽然由来已久，不过，在某种情况下也是造成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还有的译本无论是在哲学层面还是文学层面，都出现了不少矛盾、悖谬或低级的笑话，根本没有达到“道”的高度。

我认为，音译意味着语码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丧失殆尽，而且有时还会造成译文的悖谬。如《庄子》，无论就哲学还是文学而言，都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该书共涉及近六百个专名，这些专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独到的文化体系，如反映中国宇宙观、本体论的专名（“道”“无”“无极”“阴阳”“六合”）、蕴含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名（“轩辕”“尧”“舜”“禹”“桀”）、反映社会体制和阶层的名字（“孔子”“子游”“周公”“叶公”）。从本质上说，语言与这个世界之间存在映现关系，具有一定的象似性，在此意义上词都是有理据的，即“得名之所由”，也就是说，很多词都有来由，有其文化内涵。如果采用音译，无疑将会抽空这些专名蕴含的理据和文化信息，不仅打乱了文本织体，而且也会撕裂文本，由此，中华文化语篇的连贯性会被减弱，命名理据和文化信息也被遮蔽，其寓意无以彰显，经典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因此，为了文本和文化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译者可以通过类比或编码，采用重构法，还原文化信息。譬如，《庄子》中的“盗跖”一词，如果音译成 Daozhi，那么读者联系语篇语境时一定会疑惑：孔子为何为Daozhi感到耻辱呢？如果通过编码进行重构，该词可以译成能表明身份的Theft Barefoot，这样语篇的连贯性问题、命名理据和文化信息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田：在媒体化时代，请问您为何首选《三字经》作为您的翻译对象，又是如何处理《三字经》传统纸质版、现代音像版以及儿童插画版的问题，以实现翻译的预期效果？

赵：我想，《三字经》在当今的媒体化时代，理应成为世界性儿童读物。已经出版发行的《英韵三字经》，可读、可听、亦可唱。整套书凸显全球视野、国际化表达；译诗如诗、译经如经；还原原典、高度对等；用词精妙、音韵对仗；设计精美、具有中英诵读的双语特点。书籍设计精美，页面多有留白，创意简洁的插图使得阅读的视觉效果疏朗，体验上佳。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英韵三字经》不仅可以学习《三字经》本身，还可以学习英文；而外国读者可以通过英文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等，是一部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希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国朋友的上佳之作。

田：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与翻译选材密切相关的隐喻、语言及认知因素的呢？

赵：鉴于隐喻之于语言的关系，可以说，语言具有隐喻性。隐喻在我们身边普遍存在，即便是作为辞格的形式，也十分普遍。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隐喻中。不过，隐喻不等于语言，它使语言处于偏离与常规（deviation and convention）的张力之中，是贯穿语言与非语言、语言系统与语言应用的表征机制，是意义建构或创生的手段。

隐喻在语言的意义构建（meaning construction）和演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揭示这一过程对代表中华文化的国学经典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隐喻的张力理论，隐喻可以引发国学经典作品中的激情，传达原作的情绪感受；同时，隐喻的生动性有助于激活认知图式。由于人类具有类似的关于世界的隐喻表征和概念隐喻表征，于是也就有了类似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使含有隐喻因素的国学经典中的词和义项易学、易记。

田：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作为译者的我们要充分观照读者在阅读译本之前的先在知识与期待视野，积极地将原文视野与读者期待视野融为一体，使读者能够透彻地理解原文并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请问，基于读者的接受，在待译的国学经典作品方面，您有什么期待？

赵：基于读者的接受，国学经典作品外译，首先要考虑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国学双语研究会的权威专家领衔选定的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100部国学经典著作,这是国内译界学人需要通力合作的时代使命。目前，首批有9本，即《英韵三字经》《英韵弟子规》《英韵千字文》《英韵诗经》《英韵唐诗》《英韵宋词》《英译论语》《英译庄子》《英译道德经》，已于2018年上半年整体推出。此外，我于2017年获得关于“李白诗歌全集英译及译本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已完成500多首李白诗歌的英译，平时也零零散散地译一些歌曲等。仅就诗歌翻译而言，加上已经出版的《曹操诗歌英译》《曹丕诗歌英译》《曹植诗歌英译》《林徽因诗歌英译》等，英译诗歌近2000首。此外，我还参与编写中宣部“中国思想”系列教材26本并负责英译。

田：您对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赤忱热爱，对中华经典外译缺失学理所造成的文化交流路障而深感忧心，而对当下走向国际的中华文化外译工程抱持莫大的文化自信，确实值得中国译界和所有学人敬仰与学习。最后请问，在国学翻译人才方面，您有什么期待？

赵：“双语功底”和“国学基础”是作为一个优秀国学翻译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两大基本素养。要做好国学翻译，我们首先需要大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中外语言能力，使其能同时熟练运用汉语和外语，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经典有基本了解与涉猎。不论是课堂引导，还是自学修为，都必须增强对中华文化中的汉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哲学典籍、文学经典、传统典故和宗教文化等的兴趣和解读能力。

在国学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上，术语学理论知识的传播及其能力的培养是当前翻译教学中的当务之急。另外，国学翻译人才的培养还须具有较强的双语专业性，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具备外语和国学两方面的素质与能力，即“师型”师资，拥有广博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国学翻译工作技能，以便更有效地培养高素质的国学翻译人才。当然，国学翻译人才不可或缺的专业能力还应该包括网络资源使用能力，文本审校能力，文献查找、利用、储备和管理能力以及各类文体的处理能力等。这些我们可以从《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的英译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