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真相与和解
——析论高兰的《猴桥》

单德兴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台湾 台北 11578）

一、无穷的可能，无尽的躁动

“或许他真如我所担心与想象的那般惨遭横死”，十七岁的叙事者阮梅（Mai Nguyen）揣测为何1975年4月30日，外祖父关爸爸（Baba Quan）未能在西贡（现胡志明市）约定的地点和她母亲清（Thanh）见面，那天正是美军历经多年血战后从越南撤军的日子。她继续猜想：“或许是我母亲运气不好，才会在约定会面的那天亲眼目睹此事，以致弃他不顾。或许她吓坏了，所以才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不能或不愿冒险帮助她的父亲抵挡危险。可能的原因无穷无尽。”（Cao 1997c：213-214）高兰（Lan Cao）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猴桥》（Monkey Bridge）接近尾声时，读者跟书中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Falls Church）小西贡的叙事者一样处于悬念之中。直到次章，也就是全书倒数第二章，清才在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中将真相对女儿和盘托出。故事结束时，叙事者翻过家族史上艰辛困苦、纠缠不清的一章，期盼自己成为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1983级的学生，在这所“女子大学，挑战卓越”（Cao 1997c：260），展开新生。这部作品仿佛指出，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过去周旋协商、整理安顿，才能有崭新的开始，进而迈向更好的未来。而且，不同人心目中各有不同的过去，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协商、处理、安顿。

对越裔美国人来说，过去与越战，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的“败战”息息相关①高兰与诺瓦思（Himilce Novas）合著的《亚美历史须知》（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sian-American History）指出，“在1964年，据报有603个越南人在美国，大部分是学生、教师与外交官，他们只是暂时留在国外”（1996：207）。然而越战突如其来的结束使得“越南人在1975年大举前往美国，这在越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许多人两手空空地离开，“对他们要去的国家的语言、习俗、文化一无所知”（Tran 1992：274）。逾8.6万名越南人在短短几天抵达美国（Truong 1993：30）。根据但宁（Bruce B.Dunning）的说法，“到了1979年年底 （越战结束后4年），几近25万越南人已在美国安身”（1989：55）。到了1985年，“64.32万名越南人居住在美国”（Cao ＆ Novas 1996：207），此后越裔美国人的数目持续增加。《亚美历史须知》除了以问答方式提供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史实之外，也可作为《猴桥》的潜文本。此外，但宁对越裔美国人于1975年到1979年在美国适应情形之研究，也可视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社会学潜文本。。因此，长久以来“越南”一直是“战争”的同义词，被视为战场和异域，而在那里的越南人则“被视为无助的农民、野蛮的战士或廉价的妓女”（Vö2003：ix）。有关越战的故事和反省在美国起初受到压抑，后来才逐渐出现。正如高兰在接受伊藤海默（Susan Geller Ettenheim）访谈时所说的：

我于1975年抵达美国，多年来观察美国人尝试如何处理越南经验——起初是压抑与遗忘经验，所以越南便成了禁忌，几乎变成一种名为越南症候群（Vietnam Syndrome）的疾病；之后选择性地允许某些声音被听见，所以美国退伍军人能够开始诉说他们的故事；随之而来的是其他的声音，像是退伍军人家属的故事，以及他们如何应用老兵与国家的经验。（Cao 2001：1）

然而，无论是右派或左派的故事与经验，几乎无一不是从美国人的角度诉说，而“越南人这一面的声音，不论是北越或南越，却一直不为人所听闻”。促使高兰创作的动机，就是“渴望为这故事增添另一面”（Cao 2001： 1）②距离此小说出版21年后的2018年，高兰在近文《越南不只是一场美国战争》（“Vietnam Wasn’t Just an American War”）第一段便指出“美国一直无能也不愿纳入越南观点”，并且感慨这“明显印证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美国人要别人了解他们，却罕于了解别人”（Cao 2018）。。因为，就像克里斯托弗（Renny Christopher）所感叹的，“到 1990 年为止，在美国出版的7000多本有关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书籍中，只有10多本出自越南裔作家”（1995：25）。因此，高兰撰写这部小说的动机之一，就是要为越战及其余波或“残像”（after image），提供一个越南人，或者该说是越裔美国人的另类观点。不可否认，这场战争是越裔美国人最主要的关怀③有关越裔美国文学的一般背景，参阅张（Monique T.D.Truong）的《越裔美国文学》（“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1997）与杰尼特（Michele Janette）2003 的《以英文书写的越裔美国文学，1963—1994》（“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1963-1994”），尤其是后者中的“Selected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部分（2003： 280-283）及注 2（284）。，因此，越裔美国人对这一集体记忆与创伤的反省与叙事，构成了越裔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陈魁发（Qui-Phiet Tran）引用拉康（Jacques Lacan）对于文学的强调，认为文学的独特功能在于“揭开被压抑的无意识，符征（signifiers）与真实语言的贮藏所”，他主张“要了解越裔美国人心灵的错综复杂，就应该转向他们的文学”（1992：273）。科沃特（David Cowart）则指出《猴桥》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个故事比起大部分作品，都更有技巧地把美国的观点整合、归并或纳入‘他者’的、被殖民者的观点，而此‘他者’或被殖民的角色到头来毕竟是镜中的面孔”（2006：159）。

这部小说呈现了多种与过去协商的方式。对高兰而言，撰写这部带有半自传色彩的小说是她与自身过往的协商方式。高兰1961年出生于越南西贡，1975年越南统一前两天才搭机离开西贡，因此符合第1.5代越裔美国人（the 1.5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s）的定义，即“出生于国外，但在美国受教育及社会化的移民……跨越两个国家和两个文化的世代”（Cao ＆ Novas 1996：198）。这个世代的特点是急切地想融入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疏离原本的文化和家庭结构（Cao ＆ Novas 1996：199）。他们往往等到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安稳之后，才会开始回顾被自己抛在身后的国家和文化。许多访谈都印证了高兰本人就是这个世代的典型人物。她于1987年取得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博士学位，1994年于纽约布鲁克林法学院（Brooklyn Law School）取得教职，之后才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根源，并于1996年造访越南。就像谭恩美（Amy Tan）那样，高兰是在母亲罹患重病之际才萌生创作小说的念头④高兰在纽约工作，重病的母亲则住在华盛顿，她于往返两地的频繁飞行中开始写这部小说。她在与希娜德（Martha Cinader）的访谈中说：“情感上的冲动其实来自我母亲的病，但越南的故事这部分……也变得有点嵌入母亲/女儿的故事中。”（Cao 1997b：1）。谭恩美的首部长篇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有如下的献词：

献给我的母亲

以及对她的母亲的记忆

你有一次问我

我会记得什么。

这个，还有更多。

同样地，《猴桥》也是一部女儿献给母亲的作品，而且可以解读为一位作家在母亲生命中的关键时刻，同时也是自己生命的转折点，所进行的一种回忆行为（act of remembering）。正如巴巴（Homi Bhabha）所主张的：“记忆（remembering）从来不是一种安静的内省或回顾行为。它是痛苦的回忆/重组（re-membering），把肢解的过去重新组合，以理解现在的创伤。”（1994： 63）科索夫（Mirinda J.Kossoff）在探讨高兰的文章中写道：“记忆有时是痛苦的，但高兰说，‘我已经变得善于区隔。每当某些回忆出现，我就会做噩梦。接着我就处置它，并移向下一件差事’。”（2003：2）因此，这部半自传性的小说是对她过去的记忆/回忆以及呈现/再现，同时也探究越裔美国人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与创伤，并对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或者高兰所理解的佛教的“业报”观（karma）⑤“业报”一词在书中反复出现,科索夫观察到高兰所理解的是“作为后果的业”（2003：3）。，提供一个越南的观点。但她绝不是以一种简单、直截了当的方式与过去协商。小说中处理了不同版本的过去，其中既有谎言，也有真相。因此，《猴桥》所再现的与其说是独一无二的过去，不如说是多层次、多面貌的过去，必须以繁复多元的方式来斡旋与协商。

二、交迭的声音，纠结的故事

正如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所指出的，亚裔美国文学集中于种族、性别、家庭等主题。她进一步说明：“亲子关系不仅意指一整套主题，也成为叙事策略的模式——诸如叙事观点、情节、角色、声音和语言的选择。”（2000：21）《猴桥》也不例外。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固然颇为显眼，然而传奇性的外祖父关爸爸却在事件的进展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希娜德的访谈中，高兰指出：“外祖父……在故事中是个重要的催化剂，因为他推动故事往前发展……透过外祖父的故事，《猴桥》也成为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故事，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是谁，他为什么失踪，以及在那背后的谜团。”（Cao 1997b：2）整篇小说围绕着母亲与女儿分别诉说的两套叙事。全书十三章大半是女儿/叙事者的叙事，母亲的叙事则以斜体字区隔开来，其形式不是日记（第四章和第九章的部分内容），就是一封长信（第十二章全部）。两套叙事分别代表了两人都努力去理解造成自身当前处境的原因，而这的确是巴巴所说的 “痛苦的回忆/重组”，而放逐与家庭成为全书最凸显的主题⑥根据陈魁发的观察，在当代越裔美国女性书写中，放逐与家庭构成“两个首要的主题”（1993：71）。。

就女儿而言，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母亲的中风与逐渐痊愈，自己努力在越南寻找并拯救外祖父，以及申请优良的女子学院，让自己有机会进一步融入美国社会。吊诡的是，这些努力既彼此密切相关，又相互矛盾。她想要拯救外祖父，因为这样才能解除母亲内心深处的罪恶感，使她从中风中早日痊愈。然而，母亲对女儿的努力反应冷淡。直到阮梅读了母亲的遗书后，始能一窥外祖父的复杂面貌，了解为何他未与母亲会面，一块搭机离开西贡。此外，大学能提供机会让女儿离开家庭和越南社区，接受良好教育，有机会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上大学也意味着斩断母女之间的紧密联结，而这绝非母亲所乐见。

相对于女儿急欲找出真相、联络并营救外祖父、离家上大学，母亲则显得很守旧、抗拒、落伍、迷信。她身体和心理的脆弱，加上不谙英语，使得她在美国这个新世界格外地依赖女儿。简言之，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剧变，以致身病体弱、适应不良的母亲和具企图心、能随机应变的女儿之间的角色互换。母亲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人，她必须接受现状，并与女儿建立新的关系。然而，这样的处境丝毫没有减损她对梅的爱，她强烈的母爱在日记和最后的书信中表露无遗。直到读了母亲的遗书，梅才了解母亲多年隐瞒的事情，是为了保护女儿免受家族史上一桩可怕悲剧的伤害。

三、“翻译者，反逆者也”？——文化翻译者的角色

在美国母女的角色互换，这种处境在通篇故事中昭然若揭，而以换公寓这个插曲最为鲜明。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以戏剧性的方式再现了跨文化的遭遇，其中女儿扮演了 “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的角色，宛如“翻译者，背叛者也”（“Traduttore，traditore” “Translator，traitor”）此一意大利谚语活脱脱的例证。这对母女刚搬到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的公寓住宅区时，清对她们承租的公寓极为不满。在她看来，公寓对面大楼屋顶的巨大天线直指她们的客厅，而“长长的金属尖端形成一把致命的剑，威胁着把我们的福气与健康劈成两半”（Cao 1997c：21），因此清要求租屋经理为她们换一间公寓。尽管从亚洲的“风水”观念来说，这个想法合情合理，至少是可理解的，但在她们必须打交道的美国经理眼中，会显得迷信、荒谬。梅接受过“十三年良好的儒家伦理教养”，也受过“家庭礼仪”和“几近自动自发的顺从”的教诲（Cao 1997c：21），她必须遵奉母命解决这个问题，却又不能让美国经理感到荒唐无稽。

换言之，年仅十三岁的年轻移民女孩扮演着 “亚洲故乡的女儿与美国社会的继女之双重角色”（Newton 2005：138），陷入对越南母亲的职责与美式思维的两难境地。梅深切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奇特夹缝位置：“我左右为难的窘境就是，看得到每件事情的两面，却不属于任何一方。我成了居间的调停者……”（Cao 1997c：88）为了完成任务，她想出下面的谎言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有蛇在浴室出现，引发了她母亲的恐惧症。她刻意将母亲的讯息“误译”为流行的心理学术语，因为正如美国叔叔迈克尔告诉她的，“心理学是美国的新宗教”（Cao 1997c：22）。如此一来，梅既能达成母亲对她的要求，也不致成为美国人眼中迷信又不理性的外国人。吊诡的是，在与美国经理交涉成功后，达到目的的母亲不无骄傲地在女儿耳边轻声道，“记住这次教训：如果想在这个国家得到任何东西，就得挺身对抗美国人”（Cao 1997c： 23）。

虽然这只是个小插曲，但对于置身“机会国度”的年轻亚裔移民女子而言，所展现的不仅是她的生存策略，也是成功策略。横跨两个文化，面对彼此的不同要求，梅采取了她所谓的“新世界的把戏”（new world tricks）（Cao 1997c：21），以便能在新公寓里落户安居。清骄傲地宣告凯旋时，并不知道梅为了实践身为子女的孝道，不得不扮演翻译者/反逆者的角色，才能达成母亲交付的任务。使命必达的梅并未遵照母亲的意思逐字翻译，而是刻意扭曲讯息，采取她判断当下最能达成母亲愿望的方式⑦如同梅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在我新的舌头里，我真实的舌头里，存在着一股惊人的新力量。对我母亲和她的越南邻居来说，我变成语言的守护者，是唯一能通达光明世界的人。如同亚当，我拥有上帝赐予的权力，能为空中飞鸟、野地走兽命名”（Cao 1997c：37）。然而，她当时并不了解，母亲因为知道家族秘密，也有充分理由被称为“语言的守护者”或“旧世界的守护者”，旧世界的资讯和秘密必须通过母亲才能揭露。。这件事能顺利完成，证明了对年轻越南移民来说，这是能在美国生存并成功的有效策略。讽刺的是，这个插曲也多少印证了母亲对女儿的怀疑，认为她是个“善变而不可靠的人，知道内在消息的局外人（an outsider with inside information）——一个必须永远检查与控制其言词的人”（Cao 1997c：41）。然而，也正是借助这种“知道内在消息的局外人”，或者该说是“知道外在消息的局内人”⑧参阅 2012年图昂（Bunkong Tuon）在《知道内在消息的局外人：高兰〈猴桥〉中的 1.5代》（“An Outsider with Inside Information：The 1.5 Generation in Lan Cao’s Monkey Bridge”）中对1.5代处境的说法。笔者则有意借“知道内在消息的局外人”，以及由之引申而来的“知道外在消息的局内人”的说法，强调这种内/外夹缝之间既左支右绌又左右逢源的处境。，鼓起她不受检查与控制的如簧之舌，这位孝顺的女儿才能顺利达成任务，满足母亲的愿望。因此，这个插曲生动呈现了一个年轻移民女子的“跨文化位置”，以及她努力“借着探索及学习不同文化，形塑自己的跨文化认同”（Newton 2005： 128）⑨傅琦（Chi Vu）在《作为后殖民翻译者的1.5代越裔美国作家》（“The 1.5 Generation Vietnamese-American Writer as Post-colonial Translator”）中指出梅所扮演的“文化翻译者”的困境（2010：135），点明此类语言与文化翻译者的角色来自其“双语能力与双文化性”，并说“翻译者，反逆者也”的说法适用于1.5代的程度超过第一或第二代（144）。。

然而这并不意味清和她那一代的越南人不知如何适应新环境，尽管他们适应的方式比不上年轻一代。“如果想在这个国家得到任何东西，就得挺身对抗美国人”，这种说法正显示了老一辈省悟到自己身处的情境，也的确努力运用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新世界的环境。例如，清的老友贝太太（Mrs.Bay）建议同胞好好利用“这个真正一干二净的开始，完全没有身份认同，没有历史”，因为许多人在战争期间遗失了身份证明文件，那就依靠他们的“骗徒智慧”，在新世界重新开始（Cao 1997c：41）。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指出，这种欠缺反而“赋予他们重新创造自我的能力”（1997：C13）。此外，越南传统的“会”（hui），让社区成员可以聚集资金应付急用；想要申请食品药物管理局认证的执照，开创制造和配销腌制蔬菜的新事业——显示了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如仪式般定期举行的餐会也为这些移民补充了新力量，以面对在美国的命运。换言之，这些离散海外的越南长者本身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文化翻译者/协商者。

在某种程度上，高兰本人在这部宣称是第一部由越南观点书写的越战小说中，已然成为一位文化翻译者。身为越南与美国文化中介者的她，可根据不同的角度被视为“知道内在消息的局外人”或“知道外在消息的局内人”。她和书中的梅一样，是第1.5代越裔美国女子，试图达成两个文化之间传递者的使命，其中很可能也不无扭曲⑩巴纳瑞恩（James Banerian）在书评中就提醒美国读者，不要“把这本小说当成越南教科书”（1998：692）。。因此，《猴桥》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它有如“当地资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所提供的民族志式的讯息。书中呈现的越南新年（Tet），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传说、神话、食物、景色等等，便是明显的例子⑪这种情形类似弱势族裔居住区的导览，而高兰对越南食物的描绘几乎到了赵健秀 （Frank Chin）所称的 “食品春官”（food pornography）的地步。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将此词定义为“借着剥削自己民族具‘异国情调’的饮食方式来谋生”。她进一步将之转译为文化术语，指的是“将众所周知的文化差异加以具体化，并夸大自己的差异性，以便在白人宰制的社会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1993： 55）。。这些描述增添了丰富的地方色彩，使得故事更为活泼生动，同时强化了作者以文化中介者自许的角色。如同一位书评者所指出的，“越南带着此地（美国）诸多小说中罕见的美丽和神秘活了过来”（Steinberg 1997：64）。简言之，高兰积极涉入越裔美国人论述，并通过自己的中介者角色，以文学重新形塑了越战及其后果⑫杰尼特强调高兰的“游击反讽法”（guerrilla irony）策略，质疑将《猴桥》当成“具有文化代表性”的读法（2001：50）。虽然杰尼特反对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主张有几分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高兰本人都宣称她是从越南观点来书写越战，因此多多少少扮演了“当地资讯提供者”的角色。换言之，有关真实性和本质主义的宣称和看法，应以暂时的、可变的方式看待或检视，但不宜完全忽略。否则，类似“越南人”或“越裔美国人”的称号就会自我解构。杰尼特的文章《以英文书写的越裔美国文学，1963—1994》开宗明义的说法，就是最佳印证：“幸运的是，现在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为了了解美国与越南的牵连，或越裔美国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倾听越南人和越裔美国人自己的声音”（2003：267，粗体字标示为笔者所加）。。

四、不同的观点，多重的过去

清和梅母女俩之所以来到美国，是由于她们过去的个人与集体的作为。她们必须以各自的方式面对过去，因为如果她们想在新世界获得心灵的宁静，不仅要了解过去，并且要与之和解。在个人层次上，梅与清必须分别面对与处理自己的过去。在集体层次上，她们的过去是宏观历史的一小部分，而这个历史就是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the‘Vietnam War’），但对越南人来说，则是“美国战争”（the‘American War’）或“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the ‘Second Indochina War’）（Cao 1997c： 126-127）。

梅的关怀基本上是双重的。她从移居美国的年轻越南人的观点来看，想要知道外祖父在与她母亲约定会合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事，试图把他接来美国，并且自由自在地追寻一位未来的美国大学生可能会有的理想。换言之，她的过去绝不是与现在和未来毫无关联的前尘往事，而是三者息息相关。身为移居美国的越南青少女，梅现在所有的努力，既是在回顾并照应一场漫长苦战中的过去，也是在展望和谐光明的未来，届时所有健在的家族成员都能摆脱战争的阴影，而她也能顺利上大学并展开新生。

相形之下，母亲对过去的探索则复杂得多。梅就宛如来自现在的提醒，召唤出母亲被压抑的痛苦往事，并通过书写传达给下一代。其实，清必须面对与处理的是纵横纠葛的多重过去：在她出生前就被压抑、隐瞒的往事；她孩提时期先为贫农之女，后来有幸被当地最富有又最欺压农民的大地主康（Khan）收为养女；在养父的资助下，成为少数能上法国寄宿学校的特权女孩，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嫁给来自另一个富家豪门的哲学教授，一开始对身为进步的知识分子之妻的生活充满了憧憬，日后却沦入越南父权社会的传统主妇角色；无助地陷入一场大战中交战的双方，也陷入佃农父亲与地主养父之间长久的家族恩怨；最后，到了美国，她身受中风与梦魇不断之苦，努力试图恢复身心平安与健康。

为了帮助母亲，梅热切地想知道外祖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目前身在何方，如何才能使他离开越南。尽管她努力探寻过去，换来的却是身体已明显康复的母亲的冷淡回应。清出于母爱，希望保护女儿免受残酷、难以承受的过去的伤害，试图隐瞒家族历史中的秘密创伤，直到在遗书中才向女儿披露所有的秘密。真相使得关爸爸原先的“英雄”形象顿时冰消瓦解，他先前被视为“英勇的越南佃农”，因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一支受困地雷区的美国特遣部队逃脱，而获得美国官方颁赠的勋章。

整个家族的秘密和国家悲剧具体而微地表征于清的伤疤，也铭记于有关这个无法忘怀的创伤的两个不同版本。这个明显的伤疤不断提醒着一段悲惨的过去，可有两种不同诠释：一个是 “隐藏”（covering）或“再隐藏”（re-covering）；另一个是“揭露”（uncovering）和“恢复”（recovering）。第一种诠释或故事把伤疤视为清的心理创伤之表征：她在厨房“准备焦糖猪肉”时，突然起火，“烧到她颈上的丝巾”（Cao 1997c：3）。然而清对这伤疤的反应令女儿感到不解，因为“她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它（这个永远的伤害）”（Cao 1997c：3）。对于这不幸事件的“家庭式”诠释和淡然的反应其实是清的伪装，以便隐藏伤疤背后的真相，并降低对梅的冲击。换言之，为了保护女儿，母亲不断隐瞒这“意外”（Cao 1997c：3）的真相。

然而，正如清的母亲临终前告诉清的，她的生父其实就是康地主，以及这个家族秘密背后的理由——“你尽一切所能拯救自己的家庭”（Cao 1997c：234），清也决定在自杀前留下遗书，把伤疤的真相告诉梅。对清来说，揭露真相是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并从前后两代的创伤中恢复的必要步骤。正是由这个揭露之举，梅才得知母亲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疤背后的真相。真相大白之后，梅才能摆脱自己对关爸爸的执着，带着“尚待探索的未来的种种契机，以及在其庇护下的安全感”（Cao 1997c：260），展望美国大学的新生活。

五、联结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高兰在与纽顿（Pauline T.Newton）的访谈中指出，自己“一向对桥梁感兴趣得多（相对于固定的立足点）”，而且“不论身在何方，更感兴趣于制造联结”（Cao 2005：176）。她对桥梁的兴趣表现于《猴桥》中。叙事者一开始并非从家人或其他越南人那里得知关于猴桥和她家族的故事，而是从迈克尔叔叔这位由她外祖父拯救而与她父母结交的前美国大兵。基本上，与梅的家族直接相关的猴桥故事有两个。根据迈克尔的说法，猴桥是：

一排排细长的天桥，高悬在网状的运河上三十公尺左右，像是热带的威尼斯。村民称之为“猴桥”，因为这桥是根细细的竹竿，不比一个成人的脚掌宽，以藤蔓和水笔仔的根绑在一起。一边绑了个扶手，这样至少你能像猴子般扶着前进。（Cao 1997c：109）

按照迈克尔的说法，“只有最大胆、最灵巧的人，才会想到使用这个称作桥的虚悬物”（Cao 1997c：110）。然而梅的父亲正是在此首度与她母亲相遇，她当时看起来像个“身着‘白色宽裤的幽灵’，……异常轻盈地飘过桥”（Cao 1997c：110）。换言之，就在这猴桥上，这对背景迥异的男女初次相遇并彼此吸引（Cao 1997c：179）。相对于这桥浪漫、脱俗的一面，它也有传奇、惊险的一面。当迈克尔的特遣部队被困在地雷区时，关爸爸越过猴桥，把他们带出地雷区。猴桥是联系与相会之处——猴桥联结了两岸，梅的父母在此初次相遇，关爸爸也借由它帮助了迈克尔。

梅的父母在猴桥上的相遇将他们联结在一起，这对清来说 “永远改变了我的命运”（Cao 1997c：180）。后来在婚礼当天，清才意外发现关爸爸、她母亲与康地主之间的秘密。这发现启动了一连串揪心的事件，从此不断萦绕心头，困扰不已。关爸爸与迈克尔的相遇也显示出命运的神秘难测：正由于救了他的美国敌人，关爸爸也一并救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关爸爸的正确与错误之举，在不知不觉间永远改变了清与梅的命运。

由于亲眼目睹关爸爸谋杀康地主，清把恐惧和罪恶感从旧世界带到新世界。她说：“我害怕我们那充满罪恶、报复和谋杀的家族历史，也怕它会在我们孩子的生命中留下痕迹；它扯穿了一个世代，又撕裂了下一代。”（Cao 1997c：252）这多少说明了小说伊始引自《荒原》的题词：

（来吧，走进这红岩石的阴影下）

而我要让你看的东西既不同于

早晨时在你身后昂首阔步的阴影

也不同于黄昏时起身与你相迎的阴影；

我要让你在一掬尘土中看见恐惧。

当这五行诗抽离原诗的脉络，而重置于《猴桥》的脉络时，其恐惧与阴影的弦外之音联结了过去与未来。人究竟要如何面对周遭的恐惧与阴影？其实，人对待过去与未来的恐惧与阴影的态度，取决于他们面对现在的态度。换言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无法分割。这就是清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学来的教训：“业报正是如此，一直存在，就像关爸爸的执念般持续不断，就像我们对时间的观念般无可分割。你瞧，我们的真实同时存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Cao 1997c：252）

已经做了的事，无论好坏对错，都无法取消，也各有其后果。然而虽然无法逃避后果，却总存在着更新与转化的机会。因此必须发掘过去，与之协商——这不只是为了过去本身，也是为了现在与未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巴纳瑞恩把这故事解读为“一个移民的精神探索，追究自己的身世，希望能与过去和现在和解，并能得到未来的解脱”（1998：693）。因此，清沉思观照并写下自己身为女儿/妻子/母亲的个人创伤，以及家族和国家的集体创伤，她的心目中不仅带着“道德责任与义务”，也带着母爱、“忏悔与赎罪”（Cao 1997c：56）。通过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清希望为她女儿在新世界引进一个更美好、不受牵累的未来⑬在与赖登（Jacki Lyden）的访谈中，高兰对于本书的题词及其意义有如下的说法：“不管发生何事，不管个人承接的荒原如何……最终总会有和解的希望。而这希望其实存在于第二代身上。”（Cao 1997a）。

猴桥除了联结两岸并象征“从战争到和平的行动”之外，也联结了男人和女人，自我和他者，朋友和仇敌，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虚悬于空中的猴桥有如一条渠道，各种差异和区隔都能通过它来沟通、跨越、联结，尤其是当移民努力试图在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时。身为有过去“包袱”的移民，高兰说自己“看一个事件……几乎都是同时透过两种不同的文化透镜”，因为“过去和现在同时出现在我眼前”（Cao 2005： 174）。高兰在接受《书女》（Bookgirl）访谈时，对于《猴桥》有如下的说法：“整体而言，这本书的感性是个人的演化，从战争的荒原（因而以艾略特的诗句为题词）走向和平的空间，不管就身体或隐喻上都是由一个边界走到另一个边界，从移民到成为美国人”（Cao 2001：2）。

清和梅两人都经历了背井离乡的命运，根据萨义德（Edward W.Said）的说法，这种命运“想象起来出奇地吸引人，但体验起来却很可怖”（2000：173）。萨义德以二战时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逃出的著名犹太裔知识分子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为例，主张正是因为写作的可能，使得他免于“沦为具体的流亡危险的受害者：丧失文本、传统、持续，这些构成文化网络的要素”（1983：6）。意义深远的是，正是透过清的书写，才保存并揭露了有关伤疤/创伤的真相，而女儿也不再受制于对关爸爸和想象的家族史的执念。进一步说，正是通过像《猴桥》这类的作品，才提供了关于“那场战争”的另类版本与看法，赋予重塑自我的机会⑭高兰在与赖登的访谈中指出：“整个国家试着要遗忘那场战争，但我们却提醒。”（Cao 1997a）因此，《猴桥》含蓄地要求美国人以不同的视角来面对这个不名誉的过去，特别是这场造成“美国巨大的心理伤痕的战争”（Cao 1997b）。。在与母校曼荷莲学院的人进行访谈时，以优等成绩毕业的高兰表达了自己对写作的感受与着迷：“通过写作，我……发现，注视我们的人生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我们所见、所经历的人生，现在与过去，在我们的想象中重新形塑。我发觉重新想象、虚构一个事件，让我能够诚实地、不受限制地剖析它，因而使它成为一个很有感受的经验。”（Cao 2003：2）借着跨越这些文字之桥，人们得以明了隐藏与压抑了什么。随着这种新的知见与体悟，崭新的现在与未来将会出现，带来更美好的希望与和解。

本文系根据笔者“Crossing Bridges into the Pasts：Reading Lan Cao’sMonkey Bridge”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1[April 2010]：19-44）补充资料并改写而成。承蒙程爱民教授邀稿，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