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信息经济发展分层体系构建及水平测度研究

2018-02-15 01:31刘春柯湾
关键词:测度水平信息化

刘春 柯湾

摘  要: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层次理论视角的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12个省区的信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基础层、传输层、融合层、新生层及福利层的信息经济遵循时间上不断递进、空间上不断扩散及程度上不断深化的关系,下层信息经济的发展对上层信息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随着层级的升高而叠加递增,但是这种递增效应无法传递到最上层,即福利层。因此,在信息经济发展上,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区在信息经济生态系统各层次中所处的位置,有的放矢,有重点的综合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工具组合来推动信息经济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字:信息经济发展;西部;分层体系;水平测度

作者简介:刘春,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产业发展理论、政策与监管(E-mail:psuchunliu@gmail.com)。柯湾,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理论与应用(四川 成都 610031)。

基金项目: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建设智慧社会的顶层设计与实现路径研究”(18VSJ057);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研究项目(XBS16-A5);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公共管理信息化研究中心项目“智慧区县发展水平评估方案研究”(QGXH17-01)。

中图分类号:F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6

一 引言

信息经济改变了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经济领域和新业态,促进了生产要素更大范围的重新配置,释放了巨大消费潜力,极大影响了空间区位对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信息经济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西部地区既面临区位限制减小、市场距离拉近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竞争门槛提高、要素流失加剧的严峻挑战。如何实现信息经济跨越式发展,是西部省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美国经济史学家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信息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方面有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Abramjoritz,Brezis,和Barro從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后发地区通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赶超式发展。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由于技术模仿易,制度模仿难,且制度模仿必然带来利益冲突,因此后发地区会更倾向于技术模仿,这种“跛脚鸭”式的超越发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成就,但是会给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信息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信息技术应用环境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向信息社会迈进的程度、把握潜在的市场机会和制定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12个省的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测量评估,纵向比较了各省份在不同层次阶段的发展差异,进而得出排名,并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层次的视角

(一)现有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综述

马克卢普法从宏观上测算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信息部门就业人数的比例以及信息部门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大小来间接描述信息资源的作用与贡献。在马克卢普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波拉特法将经济社会的基本产业结构从三分法发展为四分法,即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波拉特将信息服务业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将信息部门划分为两级部门,一级部门直接与市场对接,提供产品和服务,二级部门主要负责内部消费,构建了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日本经济学家小松畸清介提出了信息化指数模型。他从信息产业中选取了4个一阶变量和11个二阶变量作为一套指标体系,选取基准年后将指标换算成指数,最终得到信息化指数反映信息经济发展程度。

国内对信息化测度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国家统计信息中心提出的方法。该方法吸收了波拉特法和小松畸清介指数法的优点,结合我国国情对指标进行删选,最终得到21项指标。该方法中选取的指标大多可以从国家、地方或是相关行业的统计年鉴中获得数据,算法较简单,具有可操作性,是我国目前研究信息化常用的方法。李国秋在欧盟信息化测度的研究中,讨论了欧盟i2010的测度体系、欧洲数字进程及其测度和欧盟最新信息社会测度框架——DESI,并比较这三种测度体系,总结出了欧盟信息化测度体系的特点,欧盟信息化测度的重点和内容与相应的信息社会建设计划密切相关。戴小颖在2017福建省信息社会发展研究中,对福建省的信息经济、网络社会、在线政府和数字生活四个重点领域进行了测评,分析了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分布特点及其原因。王兰敬在研究新常态下信息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中,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两化融合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张红历在对我国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研究中,按照国家、东中西区域和省域三种尺度对我国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展开实证分析,指出我国信息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差异,我国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此外,陈爱雪等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我国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体系中包含了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得出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最终找出了对精准扶贫影响最为显著的指标。李美洲等在测度广东省信息化水平时,采用了信息化指标测度法,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先使用层次分析法得到原始指标的权重,再求得指数加权算数平均,进而得到测算年度的信息化总指数;马岩等在测度江苏省城镇信息化水平时,选用了信息化综合指数法规定的各指标权值, 得到江苏省社会信息化指数值。赵珊等在测度藏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时,构建的指标测度体系,包含3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区域分析图,说明了信息化发展水平。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存在以下的几点局限性:一是信息化测度指标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这会造成在测算过程中某一因素(特别是基础设施指标)会占有较大比重;二是有些重要的信息活动指标(例如信息消费,创新环境等)又未能被体现,故不能全面准确地描述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此外,德尔菲法受研究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通过算术平均法求得的信息化指数未能按实际情况定义不同因素的权重,故难以真实反映出信息化进程;最后,是基本所有现有的测度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对象均为国家层面,而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巨大而显著的差异,简单的把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套用到中观地区经济体层面是不妥当的,特别是现有的信息化测度方法只重视对信息化现状水平的测度,而不重视对信息化质量和潜力的评估,对区域经济体发展的指导意义不强。

(二)信息产业管理的层次理论

一些学者基于互联网的基石TCP/IP协议的思想,提出了信息经济发展的分层理论。分层理论认为,信息经济是以互联网为核心,仅对应用(例如Email, WWW)进行规制。分层的基本思想是将网络概念性的分为物理层、传输层和应用层,对每一层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从分业到分层,是信息产业管理理论的革命性改变,如图1所示。

分層理论基础来源于互联网的体系结构设计本身,即端到端原则(End-to-End Principle)。哈佛的法学教授Lessig是首位将端到端原则应用到信息产业政策设计上来的学者,虽然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策主张,但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明确指出互联网的基本哲学就是端端生而平等,端与端有自由不受网络约束交换信息的权利。

从技术角度讲,分层视角反映了互联网的本质架构,其中下层为上层奠定了基础,网络是应用程序到达用户的服务基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策工具的效力在信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各层次的作用各不相同,例如,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在宽带(基础层信息经济)发展的初期有着积极的影响,当宽带普及率达到一定程度后,仅有需求侧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在分层视角下,本文将信息经济生态系统自下而上分为五层,即:基础层、传输层、融合层、新生层和福利层。基础层信息经济是信息经济生态系统的最底层,是信息经济的基石,主要体现为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主要包括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两个部分,后者是以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为主,主要指基础电信业务和以互联网为主的增值电信业务。传播层信息经济是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服务扩散和传播到传统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在信息采集、传输、储存和处理等方面的进步,形成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赢利模式,带来了传统产业更多的产出。融合型信息经济是指信息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其他产业整体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优化和制度创新,最终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其他产业的产出规模增长而增加的经济总量。新生型信息经济是信息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发展,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从而形成的富有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产业。新生型信息经济主要有两类:一是由信息产品和服务自身的创新发展动能而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二是信息产品和服务对传统产业的彻底改造而衍生的新型经济形态。福利层信息经济主要是指随着工业时代的政府(即传统政府)向信息时代的政府(即现代政府)的演变,政府服务能力的提升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福利。

(三)基于层次视角的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方案

根据上文讨论的信息经济分层,考虑数据的可取性和适用性,本文构建了一个信息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以准确定位西部地区各省区发展信息经济的机遇和挑战。该体系包括了基础层、传输层、融合层、新生层和福利层5个一级指标,共28个二级指标。

三 西部省区信息经济发展水平的水平测度

对原始数据采用先中心化再标准化的方式进行量纲统一,即采用z-score标准化,操作较为简单直观,防止边际样本增加、整体分布改变带来的全体分值变动,有利于原样本与新增样本数据的横向对比。在统计年鉴只有总量的情况下,例如“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局用交换机容量”,根据地区常住人口除以其总量得到人均拥有量,能更直观地展现地区的水平,同时也更符合普通评价和认知标准。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从西部地区信息经济综合实力排名来看,四川省、重庆市和陕西省的综合指数分列第1位、第2位和第3位,而其他9省(市、区)的综合指数皆为负值。四川省重庆市和陕西省以其遥遥领先的信息经济综合水平,共同构成西部信息经济发展的“黄金三角”,即第一梯队,引领西部信息经济发展。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分别位于西部地区信息经济发展的倒数第一、二位,两省(区)的信息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形成西部信息经济发展的“洼地”,即第三梯队。其余7省(市、区)组成西部信息经济发展的中间梯队。整体上看,西部信息经济发展分别仍然呈现出明显的“枣核型”。

四 西部省区的信息经济生态系统:基于层次的分析

(一)信息经济各层次间的分析

1.信息经济各层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理论研究表明,从信息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基础层、传输层、融合层、新生层及福利层的信息经济遵循时间上的不断递进、空间上的不断扩散及程度上的不断深化的关系,下层是上层的基础,而上层又反过来促进下层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测算了基于西部各省区信息经济发展层次指数的相关系数矩阵,结果表明,信息经济各层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下层对上层的边际推动效应先递增后递减

从信息经济发展层次相关性矩阵中相关系数的变化可以清楚的看到,下层信息经济的发展对上层信息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效应随着层级的升高而叠加递增,但是这种递增效应无法传递到最上层,即福利层。因此,尽管福利层信息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需要依靠下层的支撑,福利层信息经济有其独特的特征。

总体看来,对于信息经济生态系统,政策的效力在信息经济发展的不同层级作用各不相同。由分层视图可以知道,在理想化状态下,政府应该同时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工具来刺激信息经济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工具,特别是供给侧政策工具对下层的边际效应减弱,重心应该逐渐从网络建设和服务提供转移到了应用程序创建和用户需求刺激上。虽然同时出台针对所有层级的相关政策是理想化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必须特别注意政策的优先级选择,在有限的资源下选择最具成本效益的政策工具。

3.融合层与新生层强相关

在信息经济层次划分中,融合层信息经济指信息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其他产业整体技术进步、资源配置优化和制度创新,最终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其他产业的产出规模增长而增加的经济总量。新生层信息经济指信息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发展,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从而形成的富有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产业。

在表3中,融合层信息经济与新生层信息经济的相关性达到了0.95,是相关矩阵中最高的,这说明一个地区“两化融合”的发展水平越高,其新生层信息经济水平也相应比较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强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且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在这两层信息经济的研究中,本文选择了第三方二手数据作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融合层和新生层不能割裂开来区别对待,融合层是推动力,新生层是拉动力,形成合力,才能推动信息经济的实质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4.基础层与传输层弱相关

在分层模型里,基础层代表信息基础设施,传输层反映以宽带网络服务为代表的信息服务水平。在表3中,其相關系数是最低的,表明现阶段在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力对提升信息服务水平的作用有限。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供给方面的政策致力于促进宽带市场。这些政策包括给予电信运营商优惠的待遇,调整产业结构,创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支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数字电视转型等。这些政策工具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和设施为基础的宽带市场结构。

但是随着市场走向成熟,以宽带普及为关键指标的传输层服务水平从快速增长期进入了平缓期。“宽带中国”战略将宽带分类为公共事业而不再是电信增值服务,这表明,中国政府认为宽带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是一个社会问题(用户和应用)而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网络和服务)。在服务水平上,西部省区和东部省区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受制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能力,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提升基础设设水平来带动传输层信息经济水平提升的空间有限。

(二)信息经济各层次内的分析

从西部地区信息经济的整体上看,三个梯队层次分明,在各个层次上,四川省、重庆市和陕西省基本上都处在前三甲的位置,优势十分明显,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基本上都处于下游位置,随着层次的上升,劣势也愈发明显,处于中间层次的7个省(市、区)基本上都在中游的位置,有时也出现垫底的情况。

在第一梯队中,四川省在各层次均排在第1位,重庆市在基础层、融合层、新生层和福利层四个层次排名第2位,在传输层屈居第3位,陕西省在基础层排名第6位,在传输层跃居第2位,超过重庆市,在融合层、新生层和福利层三个均仅次于四川和重庆位于第3。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总指数上遥遥领先,陕西省紧随其后,三省份在西部地区信息经济发展中处于优势地位。四川省和重庆市在融合型信息经济方面优势突出,但是重庆市的基础型信息经济落后于四川,陕西省在基础型信息经济层面底子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整个信息经济的发展。

在第二梯队中,内蒙古自治区信息经济基础较好,但是传输层、融合层、新生层及福利层都比较差,尤其融合层严重滞后,致使其信息经济整体实力下降,广西自治区基础层尚可,但是其他层次均处在低位,尤其是传输层的严重滞后,导致其信息经济整体水平不高,贵州福利层尚可,但其他层次均处在低位,特别是基础层与传输层较低,导致其信息经济整体水平不高,云南省各个信息经济层次均处在低位,相对于其他层次新生层和福利层有一定优势,甘肃省信息经济整体落后,尤其是信息经济扩散和渗透能力最差,宁夏信息经济扩散和渗透能力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融合信息经济很落后,基础层信息经济有待加强,新疆信息经济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的渗透和扩散能力,但是在新生和福利层面发展不够。

在第三梯队中,西藏自治区在西部地区信息经济综合排名最低,反应了西藏自治区信息经济严重落后的实际情况,青海省信息经济整体非常落后,所有指标均在西部地区平均值之下。

五 政策措施建议

已有研究表明,信息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能推动信息经济的集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信息经济发展为我国西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信息化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西部地区要抓住信息经济发展的契机,发挥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必须对自身在信息经济各层次所处的位置有明确的判断,有针对性的制定发展战略,有的放矢,精准发展。总体来看,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发挥网络最大效益

基础层和传输层信息经济发展薄弱的省份应大力夯实信息经济发展基础,从而推动其他层信息经济的发展。通过落实招商引资政策,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技术服务业,为公众使用互联网提供可得性和便利性。推进地方性项目工程,如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制造业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先进工艺流程信息化等建设内容,实现“两化” 深度融合的快速发展,并推动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积极推动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探索农村电子商务试点工作,为信息经济新兴业态的孕育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二)增强产业渗透能力,提升产业融合水平

处于第二梯队的省份应增强信息产业的渗透和扩散能力,提升宽带速率和电脑普及率,实现信息产业的快速传播能力,从而为发展融合层信息经济提供助力。同时,应以“两化” 融合发展为重点,鼓励工业企业、农业企业和服务业与信息化服务机构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此外,还要积极推动宽带战略,各省因地制宜,统筹3G、WLAN和LTE协调发展,扩大无线宽带网络的覆盖面,增加基站、公共运营热点和AP的布局,从而促进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浸润、渗透和融合,催生信息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

(三)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本文研究表明,信息经济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不能传达到信息经济福利层。因此,在发展福利层信息经济时,各省各级政府应当注重服务能力的提升,转变政府的管理思路,进一步解放思想,走出“大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例如,在社会福利方面,政府可以完善互联网教育省级数据中心建设工作,做好教育数据的集成与服务,加快社会保障及医疗信息化建设,实现工作人员信息网上查询、监控、数据统计,积极推动旅游信息化服务和管理,实现智慧旅游,依托无线平台,实现交通等行业的智能水平,向智慧城市迈进。

【责任编辑  吴应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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