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玉文化探析

□ 唐延龄

玉雕作品《寿桃》

博大精深的新疆和田玉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是一个重要课题。2001年在新疆且末县召开的《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学术研讨会 》，正如杨伯达教授所指出 ：“ 且末会议是继《中国和阗玉》正式出版之后召开的首次有关和田玉文化的公开讨论，它是在此领域的一次突破。”接着，2002年在和田市召开了首次中国和田玉会议。这两次会议为新疆和田玉事业发展，特别是和田玉玉文化研究起了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十多年来，和田玉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玉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聚全国地质、考古、文博、历史、文化、玉器等诸界人士研究新疆和田玉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我国玉文化研究提高到建立玉文化玉学的新高度。玉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中国特有玉文化的高度集中与理论升华，有理论和学术体系，建立新疆和田玉玉文化玉学是今后一个重要任务。

唐延龄先生于20世纪 50年代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并主动报名分到新疆，为新疆地质矿业发展奉献了青春、智慧和热血。他是我国第一部和田玉文化巨著《中国和阗玉》的作者之一。直至耄耋之年，他还笔耕不辍，倾心于和田玉文化的研究，并著述颇丰。本文是他应“和田玉文化丛书 ”特约，将多年对古代新疆和田玉文化的研究归纳整理的一篇文稿，并首次与读者见面。

新疆和田玉的历史地位

玉之美是玉文化的第一个基因。

中国是玉石之国，玉石种类多，分布广，先秦文献《山海经》记载有玉、白玉及玉山共 149处。据王时麒教授研究，在我国近万年的玉文化历史长河中，其中所用玉石品种有 20 多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透闪石玉（软玉）。透闪石玉演化历史分为 4 大阶段：一是新石器阶段（距今近万年到 4000年）为地方玉开发利用阶段；二是三代到汉代（距今4000—2000年）为地方玉与和田玉并立发展阶段；三是唐代至清代（距今2000—200年）为和田玉主导阶段；四是乾隆到现代（距今200—现在）为和田玉与翡翠并立阶段。王时麒教授提出唐代至清代时期，“由于和田玉玉质优良，质量上乘，是软玉中的精英，因此挺进中原后，逐渐代替了各地方的玉，成为和田玉的主流，从而形成和田软玉一花独放，几乎垄断的局面。”这是对新疆和田玉历史地位的新评价。

和田俏色玉《荷塘月色》

考古发掘表明，在新石器时期，透闪石玉就在我国占重要地位。我国最早的玉器在内蒙古兴隆洼文化和辽宁省查海文化的两个遗址出土，距今 8200—7400年，玉器有生产工具斧、锛、凿，装饰品有匕形饰、环、管、玦等。工艺有原始性，也有先进性，表明我国玉器及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形成，这一“早兴”特征在世界物质文化史中独树一帜。玉材经鉴定主要为透闪石玉（查海文化中有玉髓、玛瑙等），其来源于辽宁省岫岩和海城一带的透闪石玉矿，说明透闪石玉是我国最早利用制作玉器的玉石，专家称为“中华第一玉”。在辽宁省海城市小孤山仙人洞出土了透闪石玉砍斫器，属于上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说明我国古人用透闪石已有很早的历史。在众多玉石中为什么选择透闪石作为“中华第一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两千年后，东北地区出现了红山文化（距今 5000—6000年），玉器品种齐全，数量多，除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外，出现了礼仪器，工艺精良，是新石器时代北方玉文化的代表，也是我国第一个玉器高峰时期。玉材经鉴定和研究大多是来自当地出产的岫岩玉（蛇纹石玉），而原来使用的“中华第一玉”透闪石玉却大为减少，其原因值得研究。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玉器是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发展的高峰和杰出的代表，也是新石器时代南方玉器的代表，玉器品种齐全，琢制精美，数量很大。玉材经鉴定为透闪石玉，其产地长期是一个谜。直到几十年前于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玉矿后，专家才初步破解了玉料产地之谜。但是，良渚文化玉器著称于世，而玉矿为什么却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其原因也值得研究。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有多处出土一些玉器，玉材有透闪石玉、独山玉、绿松石等。特别是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遗址，在半坡类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26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成批出土的玉器，其年代距今约 6000—6200年。玉器包括有斧、铲、锛、刀、镞等，属于生产工具，并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生产工具，是我国古代文明孕育时期的重要标志。其中4件玉器经鉴定，3件为透闪石玉，1 件为蛇纹石玉。透闪石玉产地认识不一，有四川汶川、陕西汉中、新疆和田玉等说法，一些玉器专家观察，“认为其中几件玉质特别好的玉器可能是新疆和田玉，这需要进一步鉴定证实”（魏京武，2001）。古玉器的原料产地来源是近年来国际考古学科的前沿课题，我国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难度较大。古玉器玉材产地涉及玉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急待攻克的难题。新疆和田玉是透闪石玉，其发现最早时期有距今8000—4000年之说，年代问题是研究新疆和田玉文化的重要问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我国学者季羡林指出：“在全国所有地区，新疆占有独特地位。其所以独特，并非由于新疆幅员广、民族众，而是由于它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宝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新疆和田玉就对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它与国内外其他玉石比较，最独特的是它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享有盛誉，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玉名历史悠久，史载不绝。

几千年来，新疆和田玉一直著称于世，名称有一个演变历史。先秦文献中有“昆山之玉”（昆山玉）、“钟山之玉”“琅玕”“球 琳”“禺氏 之玉”等。商代殷墟出现的甲骨文中就有玉字，而自汉《史记》到清代历代历史著作中，对新疆和田玉均以“玉”称之。到晋时，以古代西域产玉的于阗国命名，称为“于阗玉”。清代康熙时，改于阗为和阗，于阗玉也相应改为和阗玉（现在简化为和田玉）。我国有史以来的历代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史记》等正史，对新疆产的和田玉多有所记载，这在国内外历史上是少见的。

二、玉质优良，成为我国玉的精英和帝王心目中的“真玉”。

玉雕作品《弥勒佛》

在漫长的历史中，古人对新疆和田玉的质地、光泽、色彩、声音等各种特征都有了一定认识，如管子、孔子、荀子和许慎等提出的玉德说，均以新疆和田玉性质特征比德，表明在春秋战国和汉代时期对和田玉就有文化和理论层面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和田玉的历史地位。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说：“凡玉入中国贵用者，尽出于于阗”。大药学家李时珍说：“产玉之处亦多矣……独以于阗玉为贵。”英国李约瑟教授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而闻名世界，他从历史科学角度出发，高度评价了和田玉，说：“新疆的和阗（于阗）和叶尔羌地方山中和水中是两千年来主要的或许是唯一的产玉中心。”“对玉的爱好，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三千多年以来，它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们的灵感。”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为了区别新疆和田玉与其他玉，把其称为“真玉”。文献记载，我国很早就有识别真玉的方法，如《墨庄漫录》录李淳风论辩真玉中说：“其色温润如肥物所染，敲之其声清引，若金磬之余响，绝而复起，残声远沉，徐徐方尽，此真玉也。”我国历史上，周代就有严格用玉制度，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天子用全，上公用骁，侯用瓒，伯用埒。”“全”是指“纯玉也”，这就是说，帝王用玉为优质和田玉。唐玄宗天宝十载下诏：“礼神以玉取其精洁温润，今有司并用珉。自今礼神之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重申礼神、祭祖必用新疆和田玉。

三、新疆和田玉逐步成为中国玉器主要玉材。

从夏到清代是王玉时代，帝王以新疆和田玉为珍宝。如春秋战国和秦时，以“昆山玉”为国宝；汉时，以白玉为玉玺；晋时，皇族中“贵人、夫人、贵嫔三夫人佩于阗玉”；唐时，新疆和田玉玉材充足，成为全国玉器主要玉材；清乾隆皇帝更是酷爱新疆和田玉，亲自过问玉开采和制作，达到了我国古代玉器的最高峰。考古发掘表明，在商晚期，新疆和田玉已是我国宫廷玉器的主要玉材之一；汉代时，统一新疆，宫廷玉器多用新疆和田玉；唐代到清代时，玉器基本上用新疆和田玉。

四、精美的新疆和田玉玉器。

世界上的几大古文明，有的因种种原因消失了，而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光辉的魅力，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的是玉器，著名学者费孝通指出：“中国玉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重要的地位，这是西方文化没有的或少见的。”丰富优良的新疆和田玉为发展中国玉器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琢制出了无以计数的绚丽多彩、精美绝伦的玉器，其工艺之精，艺术之美，延续之久为国内外玉器所罕见。和田玉玉器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艺术之林的奇葩。

五、新疆和田玉是玉德的载体。

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图景，“德”指立身根据和行为准则。春秋战国时，管子、孔子、荀子分别以玉比德提出了“九德说”“十一德说”“七德说”，以后到东汉时，许慎提出“五德说”。玉德说以新疆和田玉物理性质比喻我国传统道德的仁、义、礼、智、信、忠、勇等，玉象征着高尚、坚贞、纯洁、吉祥、平和、美好、珍贵等人类美德。玉德说为我国人民爱玉、敬玉、尊玉提供了精神支柱，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玉几乎成为人们习俗生活的一部分。玉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正如我国古玉专家邓淑苹所说：“美而不朽是玉的特色，圣贞温润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民族精神，“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近年来经专家研究提出：玉德说反映的新疆和田玉的物理性质有致密的质地；中等的光泽和折光率；中等的半透明度；特殊的玉音；较高的密度；中等的硬度；超高的韧性（王春云，2011）。

玉雕作品《灵猴》

六、新疆和田玉与美和文学艺术结缘。

把玉作为美的理想，自古已有之。在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就把美称之“如玉”，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西汉时，刘向提出了玉“六美”说，即以新疆和田玉的物理性质比美，提出“玉有六美，君子贵之。”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玉是美的代表，汉语词汇中赞人美从玉，如“冰清玉洁”“金玉良言”“昆山片玉”等。人名从玉，根据《中国名人大辞典》中资料，从玉部的名人达170 个。词语“玉化”现象非常普遍，汉语词汇里的同根词，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够与玉相比。仅《汉语大词典》里以玉为词根的词、词组就多达1268 个。玉化已普及到天地山川、花草动物、人物品德，可谓无所不至。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学艺术与玉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戏曲等，都留下了许多与玉结缘的佳作，使中国玉文化增加了浓厚的文学气息。《诗经》是我国最早以文学形式反映玉文化的作品，如歌颂爱情的：“彼留之子，贻我佩玖。”屈原在《离骚》中向往着：“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如《红楼梦》《金瓶梅》《碾玉观音》都是从不同侧面反映玉文化与小说的融合。古代戏曲中以玉为故事的也不少，代表性的如《拾玉镯》《一捧雪》《碧玉簪》《玉梳记》《玉簪记》《紫钗记》《荆钗记》等。

玉雕作品《鱼龙佩》

玉石之路与石器之路、丝绸之路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亚欧大陆的腹部，是亚欧大陆古代陆路交通的咽喉和桥梁，从石器时代开始逐步形成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正如我国学者季羡林所指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

新疆考古发掘表明，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东西文化就有了交流和联系的通道。新疆发现旧石器时期最早的遗址是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遗址，这也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一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地点。地面采集了砍砸器、刮削器、薄刃斧和手镐等石器，其中有一种欧洲流行的属于西方莫斯特文化的勒瓦娄哇石器，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鲜明技术特征。这一特征石器可与我国宁夏水洞沟遗址相对比，并在我国北方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均有发现。勒瓦娄哇石器技术是欧亚旧石器工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在人类演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北方特别是近年来新疆地区勒瓦娄哇石器的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东西方就有道路进行联系交流，一些学者称之为“史前石器之路。”新疆细石器时代距今10000—4000年前，细石器以细小的打制石器为主，主要有细石叶、石核及经二次加工使用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镞、矛等，多为复合工具。石质有致密的硅质岩石块、燧石、石英等。细石器遗址在全疆分布较广，已发现有 30 多处。

细石器有多种类型，并有其特点，与我国北方细石器有着共同的工艺特征，某些与中亚、西亚细石器也有共性，表明了东西文化交流和联系通道的特点。在细石器遗址中还发现有陶器和彩陶器，彩陶器工艺主要来自东部甘肃、青海等地区，主要表现为东方彩陶文化的西进。

玉，石之美者。昆仑山前的先民在细石器时代采集石料中发现了美玉，并沿着石器时代开拓的道路把它传送到东西方。最早何时发现昆山玉还是一个待解之谜。史前时期，我国古籍《山海经》《尚书大全》《列子·穆王篇》《史记·周秦本记》中皆有西王母来朝贡献玉石的记载。《山海经·西山经》载：“玉山，是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厉及五残。”历史学者研究，西王母是昆仑山北坡母系社会的首领。西王母头戴玉胜，表明那时玉已开发，并把美玉献给黄帝、舜。据《瑞应图》记载：“黄帝时，西王母乘白鹿献白环之休符。”《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之来朝……献白环、玉玦”。《山海经·西山经》载：“峚山……其中多白玉。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据《越绝书》记载，“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这些均表明了黄帝与玉的关系。当然，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是传说时代，这些传说也表明了新疆和田玉与我国远古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关系。考古资料表明，新疆楼兰地区发现和田玉玉斧，时代大约在距今4000年上下。就这一时期，新疆和田玉已向东西传输。在甘肃和青海的齐家文化、陕西北部和内蒙古的新华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少量新疆和田玉为原料的玉器，说明公元前 2000年新疆和田玉已向东部传输。据乌兹别克斯坦史记载，在公元前 2000年前时，已有新疆碧玉在那里出现，表明新疆和田玉距今4000年已向西传输。

夏商周时期：据《史记·夏本纪》记载：“三危即度，三苗大序……贡璆、琳、琅玕。”昆仑美玉，古代称之“琅玕”，这就是说，夏代时，昆仑山美玉已输入夏王朝了。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和田玉玉料玉器。商代玉器发展，如距今 3200年的商殷时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玉材经鉴定主要是新疆和田玉，表明和田玉是宫廷玉器的重要玉材。我国最早文字商代甲骨文中有“取玉”“征玉”等记载，也表明和田玉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西周时期宫廷玉器的原料，和田玉占了重要地位。《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征，亲临产玉之山并攻玉：“甲戌，至于赤乌……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珤玉之所在。”“ 癸巳，到群玉之山……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周穆王是我国西周时代的第五位皇帝，姬姓，名满，距今约3000年。《穆天子传》所载路线就是玉石之路的原始路线。这一路线，是史前石器之路的延伸，也与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文献中玉石运输线相一致，如《管子》一书提出了“禺氏之玉”，“禺氏”即月氏之音译，他们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昆仑美玉那时要经过他们之手，可见，从昆仑山到内地的首要站是到达甘青交界地区，这与远古时齐家文化地区相符。又如《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了公元前 283年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说：“秦之上郡近挺关，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

和田俏色玉《赏菊图》

玉石之路，实际上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东西方互通有无的通道，只是以和田玉运输为特点而命名。这条通道上也传输其他物品。如考古发现，近四千年前的罗布泊小河等墓地出土海菊贝及其制作的装饰物。新疆远离大海，本地不产海菊贝，专家研究这类海菊贝源于我国东南沿海。

到汉代，玉石之路一直在延续。典型是玉门关的设置，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 116年到公元前 111年），《汉书·地理志》记载，敦煌郡“有阳关、玉门关，皆为郡尉治。”表明这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玉门关何以得名，斯坦因在 1929年提出：“玉门之得名始于和阗的美玉。”1979年及此前旧版《辞海》的注解是：“玉门关，汉武帝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得名。”玉门关设置是在张骞第一次通西域之后，这个关隘不以丝绸命名而以玉命名，其原因值得研究，这也表明汉初及其以前 确实存在新疆和田玉的运输线。汉代统一了新疆，加强了新疆和田玉的开发和管理，有了丰富的玉材，玉器进入了我国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史记》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书》记载了产玉情况，如于阗国“多玉石”、莎车国“出青玉”、鄯善国“出玉”，展示出昆仑山北坡采玉规模之大，是世界上一条长达上千千米的巨大成玉带。

古代玉石之路正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张骞出使西域，逐渐打开由中原经中国西北至中亚、西亚，并联结欧洲北非的陆上交通通道。通过这条大道，欧亚东西方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中国的丝织品等沿此道路销往西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开辟的这一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此后，丝绸之路逐渐泛化为以欧洲为中心的欧亚西方世界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东方世界人们交往的总称。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玉石之路不仅是沟通东西政治、文化及商贸的运输线，而且是一条友谊之路。在世界上，无论民族、国家、群体或个人，在交往中往往带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品，以表示友谊。西王母之邦最有象征意义的礼品当然是新疆和田玉，它不仅晶莹美丽，而且还有通天和通神的功能，因此它成了友谊与和平的象征。郭沫若先生指出，《穆天子传》一书生动地表现了民族情谊，也正如李商隐诗中所说：“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玉石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成了玉帛之路，如唐代大诗人杜甫所颂：“归随汉使千堆宝，少答王

朝万匹罗。”元代维吾尔诗人马祖常也说：“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玉石之路的开拓，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新疆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决定的。新疆是东西文明的交汇聚集之地。新疆罗布泊和且末等地发现的古代干尸表明，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以及混合人种。在古代历史上，欧亚大陆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社会制度变迁，都与游牧民族有关。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人类历史则主要是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正是如此，打通了新疆与我国各地以及与中亚、西亚、欧洲的联系，为新疆史前石器之路和玉石之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玉石之路是一个重要课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或质疑，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新疆古代玉器初探

新疆和田玉对我国古代玉器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新疆古玉器如何，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新疆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如罗绍文《新疆玉雕艺术》等，但是，目前新疆古代玉器出土文物较少，资料较少，研究较为薄弱，建议有关专家进一步研究。笔者从少量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玉器出发，按远古、上古、中古、近古 4 个时期进行初步分析，仅供参考。

一、远古时期（夏以前石器时期）

目前，已知有楼兰地区出土的玉斧。最早有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记载的：“磨制甚精的玉质石斧”和“碧玉质之磨制石斧”。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记载的：“余在罗布淖尔采集之石器，关于磨制者共三件，皆为玉质，计有玉刀二件，玉斧一件，制作均甚精美”。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所曾在楼兰古城及附近采集到一批玉斧，其中有质优的白玉斧。20世纪90年代，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保管所，发现了30 多件玉斧。楼兰玉斧形体一般较小，大多数在5.8 厘米×3.5 厘米×1 厘米左右，较大者长 17.2厘米，宽5.7厘米，厚2.7厘米，较小者长2.7厘米，宽1.6厘米，厚0.6厘米，为无孔玉斧，样式有扁长楔形、扁平钝三角形、扁平梯形、扁平长条形、扁平矩形等，为复合型实用性工具。关于玉斧的时代，因为产于地表，找不到相应层位，根据器形制和伴存的细石叶、石核、石镞、石矛的造型与加工方法判断，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的遗物，具体时代大约在距今 4000年上下，玉斧的玉料，一般来自阿尔金山或昆仑山，以青玉为主，有少量白玉、墨玉或碧玉（何德修、牛耕，2004）。

和田俏色玉《国色天香》

除了楼兰地区外，新疆其他地区发现的玉斧很少。如 1906年法国的伯希和在库车县库木吐拉发现 3 件绿玉斧，1979年文物考古所在和硕县辛塔拉青铜遗址出土了一件青玉斧，1988年一位石油工作者在沙雅县南面沙漠里发现了一件青玉斧，1992年在且末县征集了一件青白玉斧。

在罗布泊地区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中，发现有玉串珠，距今为 3800年前后。

此外，在尼雅遗址以北曾采到一件玉器，时代可能为青铜早期。

考古发掘表明，在远古时期，主要为玉斧和玉串珠，玉器处于原始开创时期。

在文献中曾记载西王母献玉器的神话传说。《玉海》引南北朝孙柔之《瑞应图》说：“黄帝时，西王母乘白鹿献白环之休符，舜时复来献。”《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之来朝……献白环、玉玦”。《晋书·律历》中曾记载，“黄帝作律，以玉为管……至舜时，西王母献昭华之琯，以玉为之。及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则古者又以玉为管矣。以玉者，取其体含廉润也。”西王母作为昆仑母系社会首领向中原黄帝、舜献上玉环、玉玦、玉管等礼器和乐器，这些神话传说表明那时已有较为发达的玉器业，当然这难以为据。

二、上古时期（夏商周时期）

已知有于田县流水乡古墓中的玉佩，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中央电视台组成的玉石之路科考队发现。玉佩呈扁圆形，中间有一个小孔用以系绳，据专家考证，这是新疆发现的历史上最早的一件玉饰。古墓年代大约是3000年左右。专家推测，他们是当地的采玉人。

此外，在克里雅河西边老河道发现的早于西汉的古城地区，采集到数件玉斧及玉球。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征，见到了琢玉部落，如定居于羽陵部落以攻玉为业，如“孟秋丁酉，天子北征……觞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黑水之阿部落善琢玉器，如“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这一传说表明昆仑地区已有了琢玉业，有玉版、玉器等。

这一时期，玉器主要有玉佩、玉珠等，较远古时期有一定发展，为成长期。

三、中古时期（秦到元时期）

汉代新疆和田玉进入了新时期。琢玉是一个重要手工业，制作了一些精美玉器献给宫廷。据文献记载，如《太平御览》记载的“盛桃玉盘”和“冰玉等色精玉盘”，《洞冥记》记载的“尺见方的玉鸟笼。”

考古学者在尼雅遗址和楼兰遗址中分别采集到玉珠。

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坦因在昆仑山前发现了一些玉器，如玉龙喀什河畔的碧玉鸟，约特 干的玉猴，和田北部的白玉环，安迪尔的几何形玉环等。其时代不明。

考古学者在尼雅遗址中出土了55枚木简，其中8枚用汉字记录了当时用玉的情况，展示了西域用昆仑美玉致问谱写的玉文化。如“王母谨以琅玕一致问王。”“休乌宋耶谨以琅玕一，致问小大子九健持。”“君华谨以琅玕一，致问且末夫人。”“大子美夫人叩头，谨以琅玕一，致问夫人春君。”“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请勿相忘。”这反映了王母、臣、太子夫人等用琅玕向王、太王、少太子、夫人等致以问候，表示尊敬或“请勿相忘”的友谊。木简的时代，专家提出为东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载有玉佛、玉印等西域玉器献给宫廷。如《魏书》载：“孝昌中，于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梁书》载于阗国：“以玉为印。”“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前凉录》载：“吕光之称王也，遣市六玺于于阗，六月玉至也。”《谈荟》载：“魏孝武帝时，后有二玉缽，系西域鬼作，大小相盛，转而不可出。”说明工艺之巧妙。

玉玦

唐代时，西域玉器业又有新的发展。琢有许多精美玉器献给朝廷。如《新唐书》载：“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及还，诈言假道回纥为所夺。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册府元龟外臣传》载：唐太宗贞观六年，于阗遣使献玉带，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西域献白玉环，唐文宗大和元年得玉带。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龟兹东昭怙厘（今库车县苏巴什寺）玉佛足履情况：“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东西玉器文化艺术的交流，在隋唐时期，西域有高度发达的玉器琢业，制作了多种玉器，如唐代的于阗玉工制作的玉带和玉乐舞胡人铊尾、白玉持杯胡人铊尾，形成了西域风格，曾风靡一时，引起中原玉雕业的仿制。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唐代玉器《孔雀明王像》，具有吸收犍陀罗艺术观念所形成的古于阗地域民族文化艺术特征（陈曙明，2006）。

五代十国时期，在后晋时于阗国与后晋联系密切，天福三年（公元 938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派张匡邺、高居诲为判官，出使于阗国四年时间，高居诲在《行程记》中除了记述该地玉的产地和采玉情况外，还说：“彼人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玉河滨者。故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新五代史》记载采玉的礼制文化和玉器：“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以捞玉。”“匡邺等还，圣天又遣都监刘子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旧五代史》记载了当时回鹘献玉器情况：后晋高祖天福五年贡白玉团、白玉鞍辔等。《佛祖统记》载：“大同七年，于田国遣使贡玉刻佛像。”

宋代是一个手工业和工商业空前发展兴盛的时代，西域玉器业有很大的发展。《宋史》记载了献玉器情况：“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押：玉枕一。”“天圣三年十二月，遣使…… 贡玉鞍辔、白玉带。”“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来进玉鞍勒。”《玉海》载：“宋太祖乾德三年回鹘贡玉鞍辔。”

新疆已知规模最大的古玉器，出土于吉木萨尔县北庭高昌回鹘佛寺中（为王室寺院，俗称西大寺），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于 1979—1980年发掘发现的。玉器保存在佛寺南部建筑群西南的一座库房底部，共计30件。玉器有带具、马具和佩饰3类，属于半成品，为不成套的窖藏玉器，白玉玉器制作精美，其他玉器制作较粗糙。经专家鉴定，24件为新疆和田玉，其中白玉13件、青白玉8件、墨玉3件。另有硅化白云岩 3件、绿松石和汉白玉、白色石英岩各1件。玉器的年代与佛寺年代相同，大致在公元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相当于北宋到元代初期前后（孙秉根，2004）。宋代时，王延德受命使高昌，他在《西州使程纪》中记述所见，说：伊州“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

元代时，新疆有多处碾玉作坊，制作了不少玉器。据《八紘译史》记载，元至元初，伯颜丞相常到于阗国，在一井中找到一座玉佛，高三尺，色如截脂。

综观从汉到元的中古时期，西域玉器进入发展期，逐步形成了西域风格。玉器除佩件外，有宫廷需要的玉印、玉带、玉鞍辔等，以及佛教文化的玉佛。

四、近古时期（明代到清代）

明代，新疆琢玉发达，称誉于世。西班牙外交家克拉维约曾出使过帖木儿汗国，他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一书中说：“和阗所产之货，其极名贵者，皆可求之于撒马尔罕市上。和阗琢玉镶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生活在16世纪前半期的著名维吾尔族史学家米尔咱·海答尔在《拉失德史》一书中说：“于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城镇之一，但是现在只有玉石值得称道了。”

清代时，新疆玉琢业繁荣，在和阗、叶尔羌、喀什等地有玉器手工业，并有江南玉工设置作坊，琢成许多精美玉器。如《玉刻诗大盘》，现存故宫博物院，为新疆玉工用青玉琢成，口径65.3厘米，重达15千克。浑厚持重，光洁温润，反映了民族玉器艺术风格。

这件玉器是乾隆时平定准噶尔叛乱中缴获，乾隆撰诗刻于盘内，记述了玉盘的由来。《和阗玉笔砚匣》，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件极其特殊的玉器。器身及盖面均以青绿色玉片拼接而成，镶嵌18片大小不等的镂雕白玉片，器底玉片雕琢乾隆御制诗，诗题为“咏赛提卜阿勒制所贡和阗玉笔砚匣”，称“巧琢和阗玉，四藏宛其中，虽非贵异物，实乃表丹衷。”这件玉器为新疆清代制作，非常精美，专家研究指出玉嵌片呈现了明代风格（邓淑苹，2004）。

明清时期玉器为繁荣期，除进献朝廷的玉器外，还有大量民间玉器，种类多，工艺艺术大为提高，出现了一些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