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马 季

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主要侧重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镇用地规模的扩张以及城镇空间的延展，大多是人为因素促成的结果。这种人为推动的城镇化，通常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城镇化发展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许多学者据此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如C.D.James等人对产业发展在城镇化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1］；S.Kim研究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工业化在城市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2］；S.M.Rasoolimanesh等人则指出城市化应当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提升整体发展质量［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析出”，转向城镇建设；政策推动也促使城镇化迅速发展。但是，城镇用地“摊大饼”式扩张致使城镇化弊端逐渐显现，新型城镇化理念应运而生。新型城镇化不仅聚焦城镇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还强调城镇化过程中人的思想。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测度、发展模式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4-11］。重庆市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成渝经济区及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处于我国中西部过度地带，在西南乃至全国城镇化发展上战略地位极高。目前，关于重庆市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笔者以重庆市为例，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权重TOPSIS模型进行新型城镇化水平测算，同时利用空间关联指数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时空格局，以期为推动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提供科学依据。

一、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四川盆地的中东部地区，地形复杂多样，渝西丘陵广布，东南和东北部分别位于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海拔在73.1~2 796.8 m。区内气候主要以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为主，多年平均气温为16~18℃，年均降水量1 000~1 350 mm。山区立体性气候较明显，为山区多样的植物与动物繁衍提供了条件。河流水系纵横交错，以长江干流为轴线呈南北不对称分布，北部有嘉陵江、高滩河、大宁河，南部有乌江等支流分布。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下辖38区县，2015年GDP总值达15 679.973亿元，同比增长10.7%。重庆市是成渝经济区的重要核心区之一，又是三峡库区库中和库尾段经过地区，是联结长江上游与中下游、承接中西部地区的重要纽带。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地图数据和统计数据。地图数据主要包括矢量数据和DEM栅格数据。其中，重庆市区县行政区划的比例尺为1∶500 000。SHP格式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数据中心；重庆市90 m分辨率的DEM数据由中科院地理空间云平台提供。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15年《重庆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重庆市各区县历年统计年鉴。考虑到重庆市历年行政区划分不同，笔者以重庆市最新行政区划为准进行数据汇总与测算。

（二）数据处理

第一，将重庆市各年份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汇总，对个别区县空缺数据，采取平均值进行替代。

第二，利用Excel进行统计数据汇总与计算。

第三，将测算数据结果导入Arcgis属性表之中，为后期数据可视化处理做准备。

第四，利用Opengeoda计算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格局。

三、研究方法

（一）评价体系

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应当追求体系本身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与可获得性。笔者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与生态城镇化5个方面选取新型城镇化指标，初步确定18个指标，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剔除共线性较强的指标，最终确定15个指标。笔者所建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的要素、指标及依据见表1。

表1 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的要素、指标及依据

对评价指标数据需要进行分类方能判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笔者借助模糊数学分类方法确定各区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将其划分为极低、次低、次高与极高4类。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划分标准

（二）综合权重Topsis

目前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较多，主要包括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与神经网络法等。作为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Topsis模型已被应用到诸多领域［12-15］。为了追求计算结果的方便性与科学性，笔者采用综合权重Topsis方法测算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新型城镇化水平测算过程见表3。

（三）空间自相关模型

作为一种经典的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空间自相关模型能够精准地表征事物的空间集聚特征。目前，空间自相关模型已经被应用于区域经济、自然资源等相关领域［16-20］。本次研究的目的是表征重庆市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此，笔者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空间自相关主要包括全局关联指数分析与局部关联指数分析，模型计算方法如表4。

四、结果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水平

1.指标要素贡献度

新型城镇化要素贡献度见图1，新型城镇化指标权重见表5。由图1和表5可以看出，2000—2015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指标权重具有一定规律。总体来看，人口、空间与经济空间成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因素，而社会与生态城镇化成为次要因素，平均贡献度为22.25%、21.50%和35.75%。由于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大幅增加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导致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与之配套的产业逐步兴起，而社会与生态的新型城镇化则相对滞后。这种新型城镇化要素贡献度格局在短期内不会被破坏，因为前3种要素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刚性”条件，而后2种要素则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软性”条件。同时，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的要素贡献度格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发生嬗变。这主要表现为新型城镇化要素贡献度格局逐渐由人口-经济-空间主导转变为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贡献度格局。由此产生的现象是经济要素贡献度从32%上升到40%，社会与生态要素贡献度分别由12%与6%上升到17%与12%，而人口与空间要素贡献度则分别由27%与23%下降到20%与21%。

表3 新型城镇化水平测算过程

表4 空间自相关相关分析测算方法

表5 新型城镇化指标权重

从表5还可以发现，隶属于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下各指标权重变化亦具有一定规律。2000年贡献度排在前3位的指标为二、三产业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均建成区面积；而贡献度排在后3位的为卫生床位拥有量、建成区绿地覆盖率与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005年贡献度排在前3位的指标为人均建成区所占面积，二、三产业人口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排在后3位的为卫生床位拥有量、建成区绿地覆盖率与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010年贡献度排在前3位的为公交车拥有量、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人均GDP；后3位的为信息覆盖率、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和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015年贡献度在前3位的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人口比重和二、三产业人口比重；排在后3位的为卫生床位拥有量、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和污水、垃圾集中处理率。

图1 新型城镇化要素贡献度

2.要素发展水平

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与生态角度反映的新型城镇化要素发展水平分别见图2a—2e。从图中可以发现，2000—2015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要素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时空演化规律。从人口要素来看，2000—2015年其整体要素水平在不断下降，这反映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人口要素的影响贡献度降低。但是，不管人口要素水平是否波动，重庆市主城区及附近区县的发展水平都高于其他地区发展水平。从空间要素来看，2005年发展水平最高，2000年其次，而2010年最低。城镇空间范围的扩展、政府政策倾斜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速关系较为密切。随着人们认知加深，对新型城镇化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盲目追求扩大城镇面积。从区县发展水平来看，主城9区及附近涪陵、长寿与江津等区县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原因是重庆主城区具备良好的城镇建设条件，浅丘带坝地形为城镇建设提供了足够的建设用地，长江与嘉陵江及支流流经该区域为城镇建设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与水源条件。从经济要素来看，2000—2015年其发展水平逐渐增强。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重庆市经济快速发展，基本保持在10%的增长速度。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要素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引擎”作用更加突出。从区县经济要素发展水平看，重庆主城区高而周围地区低。从社会要素看，2005—2015年其发展水平逐年下降。这也反映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涉及民生的医疗卫生、公共交通、信息条件得以改善。具体区县发展水平仍然表现为主城区附近及万州附近较高，而其他地区较低的格局。其原因在于新型城镇化社会条件的改善必须始终依靠经济支撑，而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平衡格局致使其社会条件发展水平亦不相同。从生态要素看，2010年最高，2015年次之，而2000年最低。这主要是基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加之“退耕还林”“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使得重庆市整体生态环境状况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从具体区县看，“两翼”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生态发展水平。

3.综合发展水平

2000—2015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分异规律。总体来看，重庆市“一圈”内的区县发展水平具有明显优势，“两翼”地区的区县综合发展水平明显偏低。其中，重庆主城9区、附近区县以及万州附近区县综合发展水平较高，而渝东南的彭水、酉阳与秀山和渝东北的奉节、云阳等区县综合发展水平较低。这种格局主要与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条件有关。如前所述，基于不同的发展条件，重庆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的自然、经济以及生态等发展条件各不相同，加之政策支持力度与发展历史条件不一，致使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从动态发展水平来看，2000—2005年各区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00年得分值范围为0.335~0.951，平均值为0.638，渝中区发展水平最高，城口县最低。其中，极低水平的区县有4个，占总数的10.52%，分别为城口、黔江、酉阳与彭水；次低水平的区县有12个，占总数的31.58%；次高水平区县有12个，占总数的31.58%；极高水平区县有12个，占总数的31.58%。2005年得分值范围为0.348~0.930，平均值为0.634，渝中区发展水平最高而城口水平最低。其中，极低发展水平区县有3个，分别为城口、酉阳与彭水，占总数的7.89%；次低水平区县有13个，占总数的34.21%；次高水平区县有12个，占总数的31.58%；极高水平区县有12个，占总数的31.58%。2010年得分值范围为0.365~0.902，平均值为0.630，渝中发展水平最高，城口发展水平最低。其中，极低水平区县有2个，占总数的5%；次低水平区县有14个，占总数的35%；次高水平区县有13个，占总数的32.5%；极高水平区县有11个，占总数的27.5%。

（二）空间集聚特征

1.全局关联性

为从整体上探明重庆市38个区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空间的依赖关系，笔者利用全局莫兰指数探究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之间的空间关系。2000—2015年重庆市整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依赖关系较强，全局莫兰指数平均值为0.624，同时Z-Score平均值为6.411，显著性水平皆为100%。这主要是因为重庆市38个区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协同性。在同一时期，要实现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就必须实现不同区县之间人才、资金等资源的交流。从动态水平来看，2000—2015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先减少后缓慢上升的特征。具体来看，2000—2010年全局莫兰指数从0.629降至0.621，而到2015年则回升至0.626。2000年全局莫兰指数较高主要是因为重庆市“一圈”地区与“两翼”地区城镇化格局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析出”，以及城镇数量与规模的扩大，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化发展步调不一致，原来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被打破。随着国家统筹发展等一系列规划实施，特别是快速交通的发展，重庆主城与各区县之间，以及各区县之间的联系加强。

图2 新型城镇化要素发展水平

2.局部集聚特征

全局莫兰指数只能反映重庆市整体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依赖关系，而不能表征区县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笔者利用局部莫兰指数进行刻画。2000—2015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较为强烈的空间集聚特征。从新型城镇化空间分布来看，重庆市主城区及周围合川、长寿与江津等区县总体表现为高值集聚，而渝东北的城口、巫山、巫溪等区县与渝东南的彭水、黔江、酉阳与秀山一带成为低值集聚区。这种格局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经济要素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作用突出，这种空间集聚特征与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联。受自然条件、历史乃至政策要素的约束，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格局呈现出渝西较渝东南与渝东北相对发达的格局。

但是，上述空间集聚特征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方面，主城区辐射效应增强，呈现出主城9区高-高集聚格局，而周围区县由于受其辐射带动则表现为高-低集聚格局。万州、忠县等区县则表现为低-高的空间集聚特征。特别是，2010—2015年这种集聚格局区域在不断扩展，现从万州延伸至开州、梁平与忠县一带，主要是因为该区域位于川东平行岭谷地带，同时又是长江上游航道的重要节点，因此，该区域相对于周围区县发展水平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亦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性。总体来看，新型城镇化要素贡献度格局从人口、空间与经济3要素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以经济为主，其他要素均衡贡献的格局。从要素发展看，人口要素水平在不断下降，这并非说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在不断减少，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人口要素的影响贡献度降低。空间要素水平2005年发展水平最高，2000年其次，而2010年最低。从经济要素看，2000—2015年其发展水平逐渐增强。社会要素水平2005—2015年逐年增加。从生态要素看，2010年最高，2015年次之，而2000年最低。从综合发展水平看，重庆市“一圈”区县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两翼”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明显偏低。其中，重庆主城9区、附近区县以及万州附近区县综合发展水平较高，而渝东南的彭水、酉阳与秀山和渝东北的奉节、云阳等区县综合发展水平较低。2000—2005年各区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从空间集聚特征看，重庆市新型城镇化空间关联度较强，表现为重庆主城9区“高-高”集聚、周围区县“高-低”集聚、万州及周围区县“低-高”集聚以及渝东北与渝东南“低-低”集聚格局。

（二）讨论

虽然本次研究对重庆市2000—2015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进行了研究，但尚存在以下几点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是研究尺度问题。本次研究立足于重庆区县尺度进行新型城镇化格局演变研究，这也是目前国内外新型城镇化相关文献立足的尺度。因此，如何从多尺度探讨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演变格局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二是数据来源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其进行量化研究目前主要立足于相关统计数据，而数据相对单一化。因此，有没有更广泛的数据来源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演变？新型城镇化能否与RS、GIS等相关技术结合得更为紧密？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三是理论转变成实际策略。目前，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文献众多，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同相关政策契合，将理论研究转变成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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