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多维变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阳立高　赵思嘉　龚世豪　杨华峰

摘 要：依据1990-2014年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成本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相关数據，构建VAR模型，考量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不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上升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这与成本上升倒逼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相关。鉴此，既要通过全面放开计生政策甚至鼓励生育以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快速下降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带来的负向冲击；又要基于市场导向，培养产业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同时合理运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倒逼机制促进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劳动力供给；多维变化；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8）01.0127.07

一、引 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给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升带来了深远影响，突出表现为：一是随着我国第一个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劳动力供给数量正在迅速消减，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0年达到9.4亿的峰值之后，首次出现且将长期延续负增长，2016年相比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已经减少了3304万，这将使我国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一去不复返；二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由人均受教育年限体现的劳动力质量快速提升，但受现有教育体制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制约，当前所培养人才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制造业技术竞争新优势难以形成；三是受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变化影响，近年来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全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003年的12671元一路攀升至2016年的59470元，14年间增长4.7倍，这表明我国制造业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渐削减。在劳动力供给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保持制造业原有国际竞争力和培养竞争新优势日显迫切而紧要，这一选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探讨劳动力供给数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早在十八世纪中期，Adam Smith就强调了劳动要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1]。接下来，Cobb和Douglas（1928）利用生产函数分析了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投入产出数据，将1899-1922年间美国制造业3/4的产出归因于劳动要素投入，进一步证实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对产业发展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李祥进（2012）认为，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成本变化异常敏感，劳动力供给不足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这类企业的发展，降低企业竞争力[2]。王有鑫（2013）运用交叉项方法论证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少子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数量使劳动要素变得相对昂贵而使资本要素变得相对廉价，这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优化并有利于提升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3]。刘传江（2017）运用引入人力资本和年龄结构因子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考察了人口结构对工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年轻劳动者，中壮年劳动者具有更高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也能更大程度地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4]。二是探讨劳动力质量变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在其人口质量理论中提出，科技进步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带来的质量提高是影响技术变革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5]。Grossman（1993）通过构建新经济增长模型，将劳动力质量设为内生变量加以研究，得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6]。国内学者王志华（2012）的实证结论也表明，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需求结构不匹配且劳动力质量的提升速度远大于制造业结构升级速度是制约我国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的根源[7]。阳立高（2017）进一步指出，只有当劳动力质量及层次和制造业结构相匹配时，劳动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进而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8]。三是分析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Lewis（1972）较早从劳动力成本视角探讨了产业国际转移，他认为劳动力成本上涨直接导致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在国内集中发展更为高端的产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9]。张峰（2016）等学者指出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势不可挡，将很可能引发价格优势削减、部分产业外迁他国、国内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从而会严重削弱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10]。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成本等视角，就劳动力供给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影响效应进行了有效探讨。大多认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不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劳动力质量提高能有效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现有文献大多数是从劳动力供给数量或质量或成本的单一视角分析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和成本综合视角切入，在劳动力供给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尚属少见。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1990-2014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成本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就劳动力供给新条件下，如何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制造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一）模型构建

一般认为，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成本变化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密切相关[11，12]。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通常是指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相比竞争者在生产效率、外贸出口、长期收益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借鉴魏浩等的研究[13]，本文用RCA指数表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用Lanum表示劳动力供给数量、Laqui代表劳动力质量，Lacost代表劳动力成本，则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可表示为：endprint

RCA=fLanum，Laqui，Lacost （1）

此外，现有文献大多认为技术（用Tech表示）、资本（用Capital表示）、FDI、城市化（用Urban表示）、政府控制力（用Govern表示）、人均公路里程数（用Road表示）等因素也会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14，15]。因此，为了让趋势线性化，结果更显著，消除序列异方差和单位差异，在实证检验中采用对数形式进行测度，并将计量模型重新调整如下：

ln RCA=a0+a1ln Lanumt+a2ln Laquit+

a3ln Lacos tt+a4ln Techt+a5ln Capitalt+

a7ln Urbant+a8ln FDIt+a9ln Governt+

a10ln Roadt+εt （2）

式（2）中，a0和εt分别为截距项与随机扰动项，t为时间（t =1990-2014）单位：年；a1-10为系数。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本文样本为1990-2014年全国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成本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等数据。数据来源于199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就业统计年鉴》和《国际统计年鉴》。为保持数据完整性和统一性，运用差值法及平滑法对部分数据进行了修正。下面是相关变量与测度说明，各变量的选择、数据来源、数据整理和处理方法如下：

（1）被解释变量：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CA。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采用RCA指数表示，RCA指数用一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在本国贸易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和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球贸易出口总额的份额之比来表示，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RCAij =（Xij / Xj）÷（Xi / X） （3）

其中，Xij表示国家j出口产品i的出口额，Xj表示国家j的总出口额；Xi表示世界出口产品i的出口额，X表示世界总出口额。RCA指数所需数据来源于1991-2015年《国际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成本）的测度。劳动力供给数量Lanum用15～64周岁适龄劳动人口数表示。劳动力质量Laqui用当年人均受教育程度来表示，统计方法为：第t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第t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16+第t年高中文化程度人数×12+第t年初中文化程度人数×9+第t年小学文化程度人数×6）/第t年总人数[16]。劳动力成本Lacost用职工平均工资数额表示。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于1991-201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3）其他控制变量的测度。技术水平（Tech）：用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单位：件。资本存量（Capital）：用资本存量作为衡量产业总资本的依据，根据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单位：亿元，具体计算参考单豪杰（2008）[17]关于固定资本、年折旧率等指标的计算方法。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对华投资总量来衡量，单位：千万美元。城市化水平（Urban）：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政府控制力（Govern）：用政府当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之和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人均公路里程（Road）：全国公路总里程与总人口比值，其他控制变量所需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基本统计指标值见表1。

三、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在VAR模型中，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其误差向量满足白噪声序列。因此，首先对lnRCA、lnLanum、lnLaqui、lnLacost、lnTech、lnCapital、lnUrban、lnFDI、lnGovern、lnRoad所有指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在检验形式的确定上，首先通过图形观察，来检验趋势项或常数项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CA、劳动力供给数量Lanum、技术进步Tech、城市化Urban通过一级差分后，分别在1%、1%、10%、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即都属于I（1），这说明Lanum、Tech、Urban和RCA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而劳动力供给质量Laqui、劳动力成本Lacost、FDI、政府控制力Govern及人均公路里程数Road皆表现为原阶平稳，且分别在1%、10%、5%、5%、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另外，资本存量Capital二阶差分后才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说明Laqui、Lacost、FDI、Capital及Road与RCA不是同阶单整的，不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还需要通过后续检验得出。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RCA、Lanum、Tech、Urban属于I（1），于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将AIC、SC信息标准及LR检验结果综合考虑在内，模型滞后期设定为1，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协整检验在5%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0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则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CA与劳动力数量Lanum、技术进步Tech、城市化Urban之间至少存在一个确定的协整关系，即他们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这说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劳动力供给数量、技術进步及城市化存在唯一的动态均衡关系，且这种关系具有长期一致性。至于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具体表现如何，指标之间比例关系的大小及正负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分析得出结果，见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0.582。具体来说，即劳动力供给数量每增加1%，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将提升0.582%，这与当前我国制造业结构水平仍然偏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较大，对劳动力数量需求巨大相关。二是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0.076。这说明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作用力强度依然不够，如何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创造技术竞争新优势依然任重道远。三是城市化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和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依然不高，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城市化对制造业发展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难以显现相关。endprint

（三）Granger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Laqui、Lacost、FDI、Road、Govern及Capital与RCA不是同阶单整，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系呢？为此，进一步验证Laqui、Lacost、FDI、Road、Govern及Capital与RCA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先将它们经过差分处理得到各自单位根稳定序列，即△lnRCA、lnLaqui、lnLacost、△△lnCapital、lnFDI、lnGovern、lnRoad，继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劳动力质量Laqui、劳动力成本Lacost、资本存量Capital是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CA的原因（10%的显著水平上），反之则因果关系不存在；FDI是影响制造业RCA的原因（1%显著水平），反之则因果关系不存在；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CA是政府控制力Govern变动的原因（10%显著水平），反之则因果关系不存在；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CA是人均公路里程数Road的原因（5%显著水平），反之则因果关系不存在。因此，Laqui、Lacost、FDI、Road、Govern、Capital与RCA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四）脉冲响应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与劳动力数量、技术进步及城市化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并与劳动力供给质量、劳动力成本、资本存量、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控制力及人均公路里程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利用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技术以RCA和Lanum、Laqui、Lacost、Tech、Capital、FDI、Urban、Govern、Road指标的原阶项建立VAR模型进行冲击反应分析，进一步探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对各变量的动态响应过程。脉冲响应检验结果如图1、图2、图3所示。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RCA对劳动力供给数量Lanum、劳动力质量Laqui与劳动力成本Lacost的脉冲响应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一是当受到劳动力供给数量Lanum一个标准正冲击后RCA虽然在第1期为负，但冲击迅速增大，在第2期之后一直为正，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从第5期开始缓慢下降，到第9期开始趋于收敛。这表明在我国制造业发展前期，制造业结构

水平较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丰裕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供给数量越多，成本越低，则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强。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与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不断上升，此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越来越取决于资本与技术要素，劳动要素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虽然依然为正，但作用力开始减弱。二是当受到劳动力质量Laqui一个标准正向冲击之后，RCA大约在前4期为正，第4期到第10期为负，自第11开始为正。这说明，在制造业发展初期，制造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力质量提升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随着劳动力质量进一步提高，高质量劳动力尤其是新生代劳动力的就业行为和择业观念呈“去制造业化”、“高端化”与“服务化”的新态势，而我国制造业升级落后于劳动力质量增速，导致制造业难以提供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相匹配的就业岗位，继而造成制造业人才的严重流失，反而不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但从长期来看，当制造业由低端迈向高端后，知识型人才和核心关键技术便成为决定高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这时劳动力质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三是劳动力成本一个标准正向冲击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一直为正，在第1期略有下降后，第2期开始回升，到第8期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并趋于收敛。这说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都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加速资本与技术要素替代日益昂贵的劳动要素，促进制造业结构从低端迈向中高端，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运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与此同时，获得更高工资收入的劳动者会加大对自身与下一代的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在更大程度上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使单位劳动力成本以更大速度降低，从而使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降反升。

最后，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一是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一直为正，但技术进步的冲击作用从一开始的高位一直下滑至第8期之后才趋于平稳。这和我国当前的研发模式以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为主相关，而技术引进普遍存在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等问题，使这种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强度很大而在中长期的作用迅速下降。二是资本、城市化水平与政府控制力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总体为正，这说明资本依然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城市化尤其是新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而我国政府在引导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等方面也起着积极的促推作用。三是FDI在短期与长期都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而在中期相反，这说明外资看重的是我国廉价的劳动要素而非资本要素。四是人均公路里程数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前期为正，在后期反而为负。这说明我国以前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制造业发展与国际竞争力提升。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反而会造成资源浪费，对制造业生产要素造成擠占效应，反而不利于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1.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其影响效应在制造业发展初期呈不断上升趋势，而在中后期呈下降与收敛趋势。因此，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已经出现且将长期延续负增长，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带来巨大负向冲击的新条件下，一是要进一步放宽和完善人口与计生政策，面对现阶段全面二孩政策效应不明显，可考虑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在部分生育意愿低的大城市，甚至可逐步过渡至鼓励生育阶段。以通过适量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和制造业企业用人缺口扩大对制造业转型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升带来的巨大负向冲击，最大程度维持制造业原有竞争优势。二是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呈不可逆下降趋势的大背景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步伐，在原有竞争优势尚未消失之前，加快培育出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endprint

2. 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在制造业发展初期与后期都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在中期由于人才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低端劳动力供不应求和知识型劳动力供过于求并存，这导致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反而不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迅速延长，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尤其是新生代劳动力难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就业岗位，就业行为呈“去制造业化”、“高端化”与“服务化”的新态势。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之后，劳动力尤其是新生代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是不可逆的必然趋势。因此，既要加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步伐与加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力度，以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与之相匹配的各层各类人才，解决制造业招工难问题；又要抓住供给侧改革给制造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机遇，通过实施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加速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高质量劳动力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就业岗位，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助推作用。

3. 劳动力成本上涨会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倒逼机制，在中期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在当前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情况下，政府应因势利导，既要深化國有企业改革与加快制造业结构调整步伐，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优质资源加速流向优质企业与高端产业；又要顺应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不可逆趋势，顺势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仍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国家与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加快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的腾笼换鸟与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使制造业获得更持久、更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4. 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促推作用在制造业发展初期明显，而随后不断下降；人均公路里程数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前期为正，而中后期为负。因此，一是在当前以模仿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方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强度逐年下降的新情况下，必须加大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发力度，强力推进创新模式从以模仿创新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二是在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合理投入与适度增长的前提下，更应引导资本、劳动与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入中高端制造业，加速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以提高产业综合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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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