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不讨好作家，也不谄媚读者

一、贡献一种什么样的评奖文化

一种稳定、卓越的价值观是一个文学奖的灵魂

问：参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创办以及持续超过十五届的运作，你最想和大家分享一点什么？

答：说实话，我并不愿意就这个奖说太多，既然你们坚持觉得说一些我的个人感想，有一定的资料价值，那我就谈一点吧。其实，我谈的这些，之前也大都说过，不过是强调而已。

比起众多不断求变的文学奖来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大的特色是不变。她在第一届就确立起来的评奖宗旨、奖项种类、评奖程序、颁奖时间，甚至评委的基本阵容，至今没有变化，而且以后我认为也没有大变的必要。为什么？因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价值观，而如何保持一种值得信任的价值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文学奖走得更远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一种稳定、卓越的价值观就是一个文学奖的灵魂。

2001年，当《南方都市报》决定创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时候，我曾说，“伤害文学评奖公正性的三个致命要素是：利益、人情和思想压迫。要保证一个新的文学奖的公正性，就是要努力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我在文坛多年，非常清楚一个文学奖面临的陷阱在哪里。很多文学獎之所以中途夭折或者饱受诟病，原因就在于它们失去了价值信念，或者说，它们所要坚持的价值极其混乱，无从取信于人。

正是一开始就对中国当下文学评奖的秩序怀着深深的警觉和恐惧，我为这个奖设计了严格的评奖制度，制订了一系列全新的评奖规则，现在看来，这些制度和规则对于约束人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或许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透明。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就实行记名投票、固定并提前公布评委名单、邀请国家公证员参与评奖全过程、终评会议向记者开放、在报纸上公布终评会议讨论实录，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这四个字：承担责任。我深感，只有让评委承担起具体的责任，才能办好一个文学奖。我们这些坚持了多年的创造性的评奖规则，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国内还未有第二个文学奖能全部做到。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其实是为了警告自己。人本身是不可靠的，只有当人忠诚于一种价值、受限于一种制度的时候，他才值得信任。而我一直认为，文学写作是个人的创造，文学评奖呢，则是一种对文学现场的检索和观察，她不应该是个人的，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分享文学的公共价值。因此，我们注重艺术质量，也不忽视文学的影响力；我们表彰名作家，也推举新人；我们有所放弃，也有所坚持；我们尊重文学传统，也塑造新的文学精神。在一个价值普遍失范的时代，一个文学奖的作用或许是渺小的，但我们不藐视任何微小而有意义的声音，因为就着当下的文学现状而言，建设比破坏更重要。

这或许就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第三个特点，她是有理想的，是建设性的。理想使她变得开放，理想为她创造未来。

问：我注意到，之前谈及这个奖时，你一再提到“理想”一词，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反抗当下现实的一种武器？

答：当下的现实是，中国人的精神正在滑向一个危险的边缘。危险的表记有三个：一是道德沦丧、人心破败；二是物质取代了梦想；三是创造力衰竭。为此，我们重申一个口号：“文学改变人心，语言创造梦想。”我深感现代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诗比历史更永久，梦想比现实更永久。除了一种匍匐在地面上的人生，还存在一种可以站立起来的、庄严的人生；除了一种恶毒的、黑暗的写作，还存在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假如我们的活动，能让一些人在喧嚣的尘世暂时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找回自己做梦的权利，这就够了。中国人再这样粗糙地活下去是可怕的，而要改变中国，必须从改变人心开始——以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历程看，文学正是改变人心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

问：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有哪些事件最令您印象深刻？

答：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比如，评委的执着、较真，作家的观点、态度，还有颁奖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包括各种媒体的反应，都是有价值的记忆。之前获奖的一些作家，有些已经去世（史铁生），有些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有些新人也成长为挺重要的作家了，这时，我才觉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真的是办了有些年头了。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我回想这些，最重要的印象，也许不是哪些具体的事件，而是这个奖所形成的气场和精神。每年初，都会有很多人关心、询问这个奖的进程，每年的提名出来，也会有很多的讨论和争议，评奖结果出来之后，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和往年相比，看今年有什么变化，或者今年是否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这就意味着这个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它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何有这么多读者会如此要求一个文学奖？可见这个奖之前的运作，已经将某种价值观充分表达出来了，你有了标准，人家才会用某种标准来要求你。

问：评委们的意见坦率直接，将它全部公开，这在国内的评奖中似乎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做过吧？

答：好像是。从第一届开始，我们的终评会意见就是公开的。这样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表明评委们对获奖结果承担具体的责任；二是这可以抑制人情和私心在其中起作用；三是切实抵制当下文学评奖秩序中的黑箱操作。我们相信，在阳光下说的话，才能真正见阳光；自己光明磊落了，就不怕别人议论纷纷。

谁来办？谁来评？谁来得？为什么得？

问：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们只管照着自己认定的价值原则往下走？

答：我记得在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余光中先生发表的获奖感言中说，文学评奖要办得好，要面对四个问题：1.谁来办？2.谁来评？3.谁来得？4.为什么得？“来办的人要热心文化；来评的人要望重士林；来得的人要实至名归；为什么得，要价值分明。”这个精辟的概括，其实也正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当年我在为报社领导撰写的致辞中，专门阐释了这几个问题。endprint

先说“谁来办”的问题。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国内第一个由大众传媒创设的文学奖，也是国内第一个邀请国家公证人员参与评奖全过程的文学奖。《南方都市报》当初斥资设立这个奖，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传播优秀文化、留存民族记忆。作为一份有理想、有影响又有实力的媒体，领导层都为自己能够分享到文学世界的优美和力量而感到骄傲。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主办方一直信守自己的承诺，没有干涉过任何评奖事宜，也没有暗示过谁该得奖谁不该得奖，他们尊重评委所作出的一切抉择。我想，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学的敬意是很难想象的。

谁来评这个奖？无论是提名评委，还是终审评委，可以说都是“望重士林”的专家。我有一次在终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光明磊落的话语氛围，尤其是评奖，公信力越来越低，原因就在于遮遮掩掩的东西太多，这样反而会引起很多无端的猜测。我们实行公开讨论，就是要反抗现有的这种评奖秩序，承担起作为一个评委的基本责任。”大家能坦荡地承担起评委该有的责任，还是相当了不起的。甚至将每一次终审会上的讨论意见都全文公布在报纸上，这在国内的其他评奖中也是没有过的。

评委们有了这种专业造诣和精神良知，我想，也就解决了“谁来得”的问题。至于“为什么得”，评委会每年发布的“授奖辞”，已经说得非常透彻。

我全程参与了历届华法文学传媒大奖的运作，深感在这个喧嚣的城市，能坚守一种对文学如此纯粹的热爱和敬意，实属不易。转型期的中国，或许一度冷落了文学，但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实际见证了文学之于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现在看来，这个奖的创设，不仅是《南方都市报》文化理想的一种生动表达，也是《南方都市报》先人一步地参与到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这一事业之中的实际举措。就文学而言，报社的确做了一件大事。

问：这个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似乎也和别的奖有所不同？

答：不同的地方，不在于仪式，而在于它的内涵。每一届颁奖典礼，都做得简朴而庄重，但凡出席的嘉宾，无不觉得很有收获。我们是把颁奖典礼当作一次文学聚会，评委会对获奖作家写出专业评语，获奖者，在台上发表演讲，充分阐释其文学理念，整个典礼，是一次高质量的文学交流。我也参加过一些颁奖典礼，但全程多半是领导讲话，然后让获奖者上台走个场，问几个问题，典礼就结束了，属于文学本身的东西太少。从四面八方来了那么多文学名家，却不安排大家在一起宣讲、交流文学，你说这多浪费资源啊？

问：一个由媒体主导的文学奖，走过十几年，在制度层面，你觉得它带给后来者怎样的启迪和反思？

答：文学奖由媒体来主导，在世界各国是很普遍的事情，只不过在中国这就有点与众不同了。中国人习惯把评奖当作是一种权力资源，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商业权力。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走过的路程，证明专业事务交由专家来做，是可以做得好的。

问：你觉得这些评奖努力正在一点点地改变中国文学的生态？

答：或许它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总得有人去实践。实践比空谈更重要，创造比破坏更重要。在这个文化越来越边缘化和粗鄙化的时代，一个文学奖的作用或许是渺小的，但我们不藐视任何微小而有意义的声音。真正有文明和教养的时代，正是一个善于倾听微弱和渺小的声音的时代。发出声音，哪怕是最为渺小的声音，也总比一片静默好。

问：能不能分享下这十几年文学奖的得与失？

答：得失似乎不是我們应该考虑的。最早创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我想，主办方也未对它寄予什么期许，只是想，一个已有相当利润的文化企业，应该创造机会去分享中国文化发展的荣耀，那时谁都知道，办文学奖只是付出，而不会有收益的。但今天看来，谁又能说这些钱花出去了就没有收获呢？具体到评奖，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在最恰当的时机，错过了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新人，他们得奖是要把握时机的；一些得奖作品，也显得过于稳重，未必能充分显示这个文学奖的价值信念，但有这些问题存在，似乎也不能称之为“失”。文学的好与不好，是见仁见智的，文学评奖又是一种集体作业，中间必然会有争议，会有妥协，不能过于完美主义。但是，每一年所出现的问题，都会让我们反思，希望继续改进。

十几年前，文学奖在中国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也没有人会在设计评奖规则和保证程序公正上耗费心神；十几年之后，如何评文学奖、评什么样的文学奖，已经成为对任何文学奖项的拷问。我不敢说这个风潮肇始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但我相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建立起来的坐标至关重要。

问：十几年，不长不短。对于一个文学奖来说，已足够从幼稚走上成熟。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现状，是否符合你们当初的设想？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

答：观察一个文学奖成熟与否，一是要看你评出了什么样的作家作品，二是要看你贡献了什么样的评奖文化。前者是艺术标准，可以有争议，但后者是游戏规则，必须接受公众的追问。我不断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已经成熟，因为没有文学奖可以趋于完美，但我为这个文学奖设定了最低限度的标准——可能会有应该获奖的作家没有获奖，但绝不能让不该获奖的作家站在领奖台上。文学奖未必能表彰所有的好作品，但它应该阻止错误和粗陋。

二、警惕一种办奖的惯性

办文学奖要有危机感

问：作为这个奖最早的发起者以及总负责人，当每年一度的文学奖即将颁奖，你是什么感受？

答：前面几年，会多想如何完善这个奖，有时也会担心这个奖评完这一届后，明年还办吗？后来就没有这样的担忧了，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建立起来的评奖规则而行。其实，一个成熟的奖项，不需要常常发表宣言，更无须老是变化评奖规则，它需要的，不过是坚持——坚持一种价值和信念，坚持办下去。但我也很警惕一种评奖的惯性，尤其是一个连续举办了十几届的评奖，很容易被惯性卷着走，失去了当有的锐气、激情和视野。我常常提醒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反抗一种庸俗的人情关系和陈腐的文学观，要一直存着对文学和艺术的敬畏，这个奖才能走得更远。endprint

办文学奖还是要有一种危机感的，特别是一个已经有了广泛影响力的奖，一旦在哪个环节失信于公众，它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削弱。而影响力的累积，正是在一年又一年的评奖实践中形成的。而秉着公心，怀着对文学的爱，办好一个奖，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大家照不照内心的规则而行。

问：我记得有一年获得“年度作家”提名的，分别是阎连科、黄永玉、西川、洛夫、韩少功，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作家，但最终却是增补的余华获奖，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答：我回忆一下。增补余华的过程，评委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倒不是争议余华应不应该获奖，他的文学成就摆在那里，评委们都心里有数。争议的是程序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不要启动终评委有权增补提名作家这项权利。后来我想，还是照评奖章程，既然规定了有增补的程序，又有评委提出来了，那就表决吧。要增补进提名名单，其实是高难度的，七个评委中，要有五个评委同意，这并不容易。增补进来了，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得奖，他还得和原先的五个提名作家一起参评，最终票数多的胜出。我个人认为，以余华的成就，他理应站在这个行列，尽管这些年他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

问：余华的《第七天》和之前的《兄弟》在出版之后，都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在你看来，《第七天》和《兄弟》分别又在余华的作品列表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答：余华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他作出这种写作转型，一定包含着他对文学和时代的全新理解——尽管这样的理解未必是准确的、人人都认同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喜欢一个作家急匆匆地对时代下判断，尤其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只有沉潜下去，才有可能遇见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现在有太多的现象，但普遍匮乏思想。我个人觉得，这些年，余华作品的国际化，对他本人的写作是有影响的，他不自觉地会贯彻一种如何向西方讲述中国的视角；同时他对一部分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极为重视，但对另一部分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又过于漠视了。因此，余华近年不仅写作转型了，他的读者也换了一大拨。《许三观卖血记》之前的作品，大学生是主体读者，《兄弟》之后，大学生对余华的态度是分裂的，至少不再是一致推崇，不喜欢的大有人在。我在大学教书，这能明显感觉到。这是好是坏呢？很难说。所以我在授奖辞里说：“他已无意探索内心的深渊，却以简单、直接的写作现象学，使我们对内心、现实甚至小说本身都有了毁灭性的认识。”“毁灭性的认识”是比颠覆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假如你接受余华，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文学观念都要发生巨变；固守过去的余华形象，是难以接受他的新作品的。但假如抛弃成见，觉得时代变了，读者需要这种文学，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文学，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问：有意思的是，那年在初评名单公布之后，方方在微博上还曾质疑黄永玉是否具备提名资格。你怎么看待方方的这种说法？

答：我没有开微博，所以不太清楚方方是从哪个角度说这件事的，不好评说。但我一直很喜欢方方的性格，她真实、仗义、有话直说，而且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假若中国的作家都多一点这种胆识，少一点世故，中国文学就会更有力量。至于黄永玉的这部作品，确实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嗤之以鼻，看法差异很大。我对其中的一些段落，读得津津有味，但作为一个长篇小说而言，我觉得他写了这么多年，断断续续，在简练性、完整性上是不够的。

问：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对这样有舆论争议的新作进行表彰，同时也表达了对老作家的一种肯定与慰藉。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之后，對作家作品的审慎批评态度是否有保守的倾向，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新锐与果敢？

答：我希望评奖是一种面对文学的诚实表达。既不要谄媚名作家、老作家，也不要讨好新作家，而是坚持自己对文学品质的一种独立判断。保守、惯性、过度讲平衡，都是一个奖特别需要警惕的，它会使奖项的面貌变得过于“正确”，而远离我们更早确定的评奖宗旨，“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要保持敏锐的发现能力，也要有对新的创造力的珍惜。一个奖最终品质如何，还是要看是哪些作家作品获奖了，其他的并不重要。

我们不和作家达成甜蜜的合作

问：你们是否碰到一些在创立之初没有想到的“硬问题”，后来是怎样解决的？

答：真正的文学评奖不是讨好作家，也不是谄媚读者，而是表达一种独立的价值观。这个奖从一出生就是充满个性、勇往直前的。它曾经冒犯过禁忌，曾经让人大吃一惊，也曾经让一些人不快——有些人以为自己要得奖而未得，有些人无端猜测评奖背后的利益纠葛，这些情绪，每年都会有，文坛就这么大一点，每个评委都心知肚明，但我们不辩解、不遮掩，继续坦荡行事，而且至今无意于像别的奖那样，和作家之间达成甜蜜的合作，从而制造一种虚假的其乐融融的气氛。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还有理想。

问：一度也有人认为，文学奖的精英性太重，读者没有投票参与权，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或许是有这个问题存在。但读者参与投票就能解决吗？我表示怀疑。迷信读者的趣味，比迷信专家的眼光，其实更危险，因为读者之间差异太大，谁也不愿“被代表”。假如用网络上一小部分的读者投票来代表所有读者，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读者的趣味已经体现在图书的印数上了，简单地让读者投票，那还不如直接去出版社查印数。评奖是一种具体的实践，不能流于空谈——是实践就得考虑它的可操作性。有一个作家说得好，不要空说某个文学奖不好，而要说目前有哪一个文学奖比它做得更好。我想，我们最不该失去的，就是希望做得更好的抱负。

问：作为评委之一，你在评选的公平性和个人的趣味之间，是怎样取得平衡的？

答：坚持我自己的艺术良知和真实判断，这就是最大的公平。公平不是迁就，不是被廉价地说服，而是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评委间可以坦率直言，甚至针锋相对，但最终都得尊重票决。事实上，每年获奖的作家中，我投票的命中率往往不到一半，但我尊重结果。因此，健康的评奖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各抒己见、尊重规则而已。这是基本的评奖伦理。在过往的评奖实践中，我们或许遗漏了一些优秀作品，但确实没有让不该得奖的作品得奖——说句实话，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很不容易。endprint

三、危机、理想与未来

理想就是不断与时代做着相反的见证

问：最近几年你一直都在强调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反复强调是否一种担忧？

答：在这个商业主义的时代，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文学奖的作用更是渺小的，但它为何还有意义？还值得我们去做、去努力？就在于我们不藐视任何微小而有意义的声音，小声音传到天上也会成为大声音。而愿意在这个时代发出微弱的声音，并愿意去倾听那些微小而又容易被遗忘的声音，在我看来，这就是今天最大的理想主义。我谈论理想主义，倒不是担忧什么，而是怕一个文学奖的声名壮大之后，会有人对这个文学奖有过高的期许，希望它对社会、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改变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苛求。一个文学奖只能做这么多，它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发声，它的声音注定是微小的，但它渺小的存在，却有着别的文学奖、别的文化策划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就够了。讲理想主义，是希望这个文学奖能守住这一点边界，不为外界的风潮、议论所动，而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地发出声音。

问：对于一个成熟的文学奖，“理想主义”是否还有其他的内涵？

答：当一个社会迷恋于“灵魂革命”的时候，身体的解放是一种理想；当一个社会充斥着身体话语的时候，灵魂的召唤又成了一种理想。当一个国家的文学缺少民间奖时，民间是一种理想；当民间奖遍地的时候，权威又成了另一种理想。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所谓的理想，就是不断地与这个时代做着相反的见证。拒绝被同化，拒绝被惯性拖着走，坚持文学是个人的私见，并大胆表达对这一私见的守护，一个文学奖的个性才不会被抹平，它才不会沦落到众多文学奖中而显得面目模糊。

我现在最警觉的是惯性。惯性本身蕴含着一种力量，会卷着你往前走，但真正的理想是反抗惯性和传统的，它的方向应是朝向未来的，是不断地提供新的可能性。

问：但我们是否也不能把文学奖过于理想化？

答：是的，文学奖是已经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事实，既不必把它过分理想化，也不必对它怒气冲冲。有人写文章说“文学奖造就不了文学的繁荣”，这话是对的，这话也可反过来说，没有文学奖也造就不了文学的繁荣啊。这就好比一些人对任何文学奖所出示的结果都是不满意的、持批评态度的，可当他们自己筹办一个文学奖，或者参与一些文学评奖之后，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建树。

文学评奖是一次集体作业，必然是一种妥協和平衡的结果，它其实很难贯彻、践行个体的理想。把一种个体的审美和一种集体的审美相对应，肯定是会有差异和冲突的，但妥协未必就不是一种美德，差异也未必不值得尊重。理想常常是因为有了必要的妥协，才成功转化成现实的。

真正的文学奖不应丧失孤立的光芒

问：未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是否会对网络上出现的文学作品有更多的关注？变化多端的现状，是否会成为这个奖的挑战？

答：我们并不排斥网络文学，但迄今为止，我们也确实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面对网络文学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无力阅读完如此浩瀚、庞杂的网络文学作品，我想，任何人恐怕都无法读完它。我们只能评审被遴选过的作品，比如出版和发表本身就是一次遴选。网络文学发表和出版了之后，也同样是我们的遴选对象，因此，不必担心好作品被遗漏。只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兴起，必然带来文学观念的革新，而对已经革新了的文学观念，我们是否马上就能接受，这倒是一个问题。文学的现状正在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当然应该成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思考的问题，但我们也不会为了赶上文学的变化，盲目地追赶时尚，甚至过分地迎合一种新的文学态势。我们会更关注那些已经沉淀下来了的事物。尽管我们不守旧，但我们也不盲目追新，甚至在价值选择上，我们相信慢比快好，因为文学本就是慢的。

问：你觉得这个奖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答：挑战主要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奖持续办下去的制度保证。尽管每年的评奖也成了报社运作的惯例，但还需一个更稳固的平台和运作方式，来对整个奖做长远规划。另一方面是坚持自身的价值信念，同时思考这个价值信念如何才能更好地和社会对接。又不能降低这个奖的品质，但又要让更多人来认知这个奖，更多人来阅读这个奖所表彰的作品，这需要有一种价值平衡，这个平衡，是对文学的艺术性和文学的影响力的双重考验，它值得评委会深思。

问：你觉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危机特别值得警惕？

答：还有一种更隐秘的危机，就是渴望这个奖能获得文学界的普遍赞美。这是一种诱惑，也是一个陷阱。我并不刻意鄙薄文学界，但我也无意讨好它。在一个价值失范，甚至连谈论理想主义都成了笑话的时代，要想获得一个群体对你的赞美，你往往需要向这个群体谄媚。文学奖的命运也是如此。这么多人在写作，这么多声音在回响，你应该倾向谁？又应该倾听哪一种声音？假如你没有价值定力，你就会六神无主。你谄媚了一群人，会获罪于另一群人，你听从了一种声音，会屏蔽更多种声音，最后，你即便疲于奔命，也无力改变你卑微、恭顺的可怜命运。

你只能做你自己，文学奖也只能做有自我的文学奖。因此，它不必惧怕文坛的噪音，尤其不必惧怕来自传统文学界的围剿，如果你认定你的价值信念是有力量的，你就要坚持，哪怕是孤独前行，你也终将胜利。

问：你一直强调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应保持锐气，那如何为这个奖注入一些新的评判标准或者新思维？

答：保持锐气，让这个奖不沾染精神的暮气，才能让这个奖保持活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价值信念。但文学奖是面对具体作品的，尤其是年度性的文学评奖，它必然受制于当年度的文学实绩。某个门类，若当年度没有好作品问世，说什么锐气啊、公正啊，都是一句空话而已。每年的评奖，在好几个门类中，竞争都很激烈，也都有很好的作品进入提名，这种情况下，评委们会特别留意那些有锐气、有冲击力的作品，这当然也是对评奖精神的一种守护。

问：你是在担心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会失去锐气，而陷入其他老牌文学奖那样的状态？endprint

答：从骨子里来说，我其实并不担心，因为这个奖从出生开始，就没有那些老牌文学奖的基因，你要它长出老牌文学奖的面容，很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了一种天然的免疫力，就可以一直“独立、公正、创造”下去。尤其是创造力，在评奖过程当中，既表现为发现的能力，也表现为冒犯的勇气。通过发现，你能分享文学独有的那份光耀；通过冒犯，你开始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你不能跟风，你要永远走在前面，这才是创造的真义。但从目前的情形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重塑文学价值的方面还明显胆识不够，表面看起来，它并没有破绽，还在张扬着属于自己的理想，但深究下去，有些抉择更像是为了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某些文坛俗见似乎也还在发挥作用。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要守护的是那份对文学原初的爱，对艺术近乎偏执的坚守。当庸众成为主流，当商业和权位都可以凌辱文学，真正的艺术不应该害怕孤立。我觉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精神的表达上，还可以更孤立，还可以更清晰地显露自己对一种腐朽秩序的轻蔑。就现在的情势而言，孤立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光芒，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不应该让这种光芒消失。

问：你对华語文学传媒大奖的未来有什么期许？

答：未来都蕴含在现在之中了。一个只看未来，只想着明天的文学奖，反而不一定办得好。关键是做好现在。正是一个个无愧于自己艺术良知的现在，才构成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历史。而把这十几届的获奖作品合在一起看，似乎又构成了一部阶段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小史。假如以这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今天的工作，你就不敢懈怠，不敢放肆，也不敢不坚守自己当初设立的价值目标。而真正值得骄傲的，也许就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不仅有现在，它也有了历史。

同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说几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么多年下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常态运作的阶段，在一片混乱的文学生态中，它所发出的声音一直是清晰的、独特的，它没有人云亦云，也没有谄媚于作家，更没有讨好于读者，它就是想持续地以一种文学精神、艺术公心、价值新念来对当年的文学现状进行检索，并推出好作品。我相信这么多年的累积已经初见成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表彰的作家作品已构成一部小小的文学史，见证着这十几年来华语文学的荣光。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过多地关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外面的变化，而是多留意借由这个奖所沉淀下来的东西。文学就像洪水，表面充满浑浊和泡沫，但洪水过后，会有石头沉下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目标不是成为洪水，而是要做洪水过后那块沉下来的石头。

责任编辑：高鹏

作者简介：

谢有顺：1972年生于福建长汀。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出版《成为小说家》《文学及其所创造的》等十几部著作，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