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演进轨迹新探

江 丽 贺祥林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通过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文本，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的术语，但其著作中却蕴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作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其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学界已有研究来看，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演进轨迹进行研究的较多①，以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主要理论文本为依据，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其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分别阐明了各个时期生态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专门针对恩格斯生态思想形成发展轨迹的研究相对较少。黄瑞祺等沿着历史与理论两条主线得出：不论是在恩格斯的青年时期还是晚年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其关注焦点，在恩格斯的学说中蕴含三大生态思想：自然的报复、辩证的自然观及资本主义批判[1]。有论者认为，近几十年来马克思生态思想得到深入挖掘，恩格斯生态思想被遮蔽，实际上后者生态思想更为丰富[2]。还有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其均对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著作文本和思想特征进行了分析和阐述②，但即便是作整体研究的尝试，却又过于集中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阐释，对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梳理显得缺乏、对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不够充分并且对恩格斯思想中的生态意蕴缺乏足够的重视[3]。也有学者明确表示，青年恩格斯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4]。只有认真挖掘和清晰梳理恩格斯各个时期著作中的生态思想，克服“扬马抑恩”或“重马轻恩”的生态倾向，才能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历史原貌。

一、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萌芽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恩格斯生态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其生态思想得以孕育的现实起点。出身工厂主家庭的恩格斯未接受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迫于父命经商，亲眼目睹工人被剥削及非人的悲惨遭遇，居住到英国后，他系统展开对英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观察和深入研究，极力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对外部自然环境及工人自身的双重迫害，由此明确提出“两大和解”并将其作为人类面临的两大紧迫任务。

1839年3～4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伍珀河谷来信》，该文可以说是青年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历史起点。恩格斯根据家乡伍珀河谷的大量事实，揭露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两个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种种阴暗面，包括由于工业所带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工厂工人工作和生活的非人状况,等等。恩格斯在该文一开篇就描写了伍珀河的可怜相：“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时而急速时而缓慢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是完全源于许多使用土耳其红颜料的染坊。”[5]39恩格斯怀着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极大同情，真实描绘了他们生活环境的糟糕情况，“下层阶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5]44，而且工人“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5]44。沉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他们普遍处于消极颓废和无望堕落的悲惨境地。在恩格斯看来，造成这种非人生活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残酷罪行和宗教虔诚主义的荒诞说教。对于宗教虔诚主义的麻醉，恩格斯写道：“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借口不让工人酗酒，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5]45值得注意的是，出身工厂主兼基督教家庭的恩格斯抨击工厂制度和宗教的精神麻醉、体恤下层工人群众的疾苦和遭遇并且关注当时的环境污染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德国到达英国，通过亲身了解英国状况，对英国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作了生动记录。如恩格斯在为《莱茵报》写的通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在煤矿，工人们不得不为了很低的工资去做最繁重最有害于健康的工作。结果，比起其他工人，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对富人更是满腔愤恨，因此，抢劫和捉弄比较富有的人这类事情，他们也做得特别突出。”[6]417-418恩格斯还说明了造成工人阶级这种状况的原因，“英国由于它的工业不但使人数众多的一批无财产者成了自己的负担，而且使其中总是人数可观的一批失业者也成了自己的负担”[6]418。由于工业革命及由此形成的工厂制度，产生了大批失业者和工业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是当时恩格斯关注最为密切的。由于从事深入的底层的社会实践活动，青年恩格斯相比青年马克思而言，对当时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更加深刻，更关注由人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引发的社会问题。

恩格斯不仅持续进行这种“环境关注”，而且还深刻批判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力图把理论哲学的历史说明与经验分析相联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自然观的论述上也颇为丰富，富有洞见。如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集中批判了托马斯·卡莱尔泛神论的思想方式，揭露了宗教神学在自然观的种种谬误，“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6]517。也就是说，这种自然观认为不仅大自然，还有人本身都是神的恩赐，人和大自然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恩格斯批判了基督教嘲弄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否定存在真正的历史的错误观点，主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深刻指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而且只能是人的启示”[6]520，应“把人因宗教而失去的内容归还给人；这内容不是神的内容，而是人的内容，整个归还过程就是唤起自我意识”[6]519。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克服一切宗教观念，才有可能实现人向本身的复归，才能重获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和自我意识。

恩格斯尽管在反对宗教束缚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代表当时的他就形成了科学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鲜明指出：“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6]527-528可见，这一时期哲学虽然有积极向宗教蒙昧宣战的进步性，但却又落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这种对立与矛盾贯穿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最终走向经验论和怀疑论，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情。恩格斯认为“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而应当到最近处，到人的心胸中去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6]521。这就是说，要打破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不仅要摒弃宗教神学，而且要打破自然崇拜，要坚定回到人自身，根据人本性的需要并且依靠人自身的努力。“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美好，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无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一贯战无不胜，了解人类克服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直到最后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6]520。只有当人类真正超越非理性，认识到自身本质的美好及与大自然的和谐一体性，才能重新获得自由自觉的本性，真正去创造一个按照自己本性需要的新世界，这可以说是恩格斯的人本主义思想或以人为本思想的突出显露。

1844年2月，恩格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通过剖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明确指出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生产包括“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7]67。在恩格斯看来，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自然和人这两个对立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还分析了作为自然要素之一的土地对人的生存以及从事生产的重要性。“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直至今日都是这样一种不道德，只有自我出让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7]70。关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在使用上的有偿性，他指出：“如果土地像空气一样容易得到，那就没有人会支付地租了。既然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人们就要为一块被占有的即被垄断的土地支付地租或者按照售价把它买下来。”[7]68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地租的解释没有包括土壤肥力的差别，恩格斯给予了有力驳斥，阐明了他关于地租含义的科学论断，他认为，正是由于私有制，才使竞争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从而使劳动、土地和资本三种要素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彼此斗争又相互分裂。可见，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实质即利己主义经济学，只有彻底瓦解这种独大的私有制，才能根本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把人与自然的和解与人与自身的和解紧密相联系，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紧密相联系，从而构筑未来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新图景。恩格斯还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所谓人口过剩只是相对于资本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提出马尔萨斯促使他和马克思关注土地与人类的生产力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不同意马尔萨斯忽视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

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

伴随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完成，他和马克思开始构筑崭新的世界观，创立唯物史观，并将其置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上，与此相对应的是其生态思想的逐步形成。注重实证研究的恩格斯对受苦工人阶级给予了极大的同情、热爱和信赖，积极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双重异化，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突出强调必须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通过现实的革命运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及人类本身和解的真正解决。

1844年9月～1845年3月，恩格斯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堪称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义正辞严的控诉书。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的方式直接了解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包括他们的愿望、痛苦和欢乐，同时广泛搜集和仔细研究各种官方的文件和资料。恩格斯花了大量笔墨描绘当时英国工人的生活环境，揭露了他们“人的自然”的破败不堪，在“大城市”和“结果”两章中，对工人吃、穿、住等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了深刻而详细的描述。在“各别的劳动生产部门”和“其他劳动部门”这两章中，详细论述了纺织、矿业、金属、陶器、玻璃、装饰品和缝纫等不同生产部门及不同行业的工种所处的工作环境，潮湿、臭气、噪声、高温、强光和肮脏，加上强制劳动，工人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其工作环境和生存处境陷入了一种“非人”的异化状态。恩格斯指出，英国社会正在进行一种比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更隐蔽、更阴险的变相谋杀行为，他还详细考察了城市环境恶化对工人体格、智力和道德等方面所带来的极为惊愕的破坏性后果。工人阶级不仅是受苦的阶级，还因为他们悲惨的经济处境，无可遏制地推动他们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去追求自身解放。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7]473，工人阶级才能实现自身解放和改造社会的双重目的。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敏锐注意到当时英国生态环境污染的类型、状况和危害，他深刻揭露了当时英国泰晤士河、艾尔维尔河等河流污染的糟糕状况，同时对空气污染进行了控诉。在他看来，造成大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带来的大量人口的集中，其污染源有工业煤烟、垃圾堆和臭水沟等。恩格斯披露，在曼彻斯特，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中等资产阶级居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资产阶级住在“郊外的房屋或别墅里”或是“空气流通的高地上”。恩格斯认为，之所以当时英国出现环境污染及当时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究其原因除了工业革命的推动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外，与资本家追本逐利和贪得无厌的本性密不可分。应当高度肯定的是，恩格斯敏锐揭示了当时环境公害问题及对工人身心健康的恶劣破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的生存环境进行较为深入、详细而系统的研究。

1847年10～11月恩格斯完成了《共产主义原理》的撰写工作，《共产主义原理》采取教义问答的形式，清晰完整地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详细展现了工业革命背景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天壤之别，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资产阶级“独占”了一切先进机器、工厂，无产阶级被迫靠出卖劳动以换得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共产主义原理》第7～11条中，恩格斯把无产者与奴隶、农奴、手工业者、工厂手工业工人和资产者等进行了对比，更加鲜明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者极端恶劣的生活和工作困境。在恩格斯看来，必须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共同使用和分配全部生产工具和全部产品，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里，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能够发挥自身全部力量和才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建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相对全面而具体的指导和规划，其总的思想是无产阶级逐步把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收归国有，变私有制为全体社会公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社会。特别是通过开垦和改良土地、成立农业产业军等途径，有利于城乡由对立走向融合，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经济条件。恩格斯还主张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在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由于城乡对立和阶级对立消失，人们摆脱了旧式分工的束缚，教育将使劳动者能够结合社会发展及自身的能力素质和兴趣偏好，灵活选择生产部门或生产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得以充分施展和发挥。

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发布的纲领，他们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用德文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也包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这些论述集中体现在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评价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在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之后深刻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33-34资产阶级文明在实现“自然力的征服”的同时却带来“自然的异化”，人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而且资产阶级还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彻底简单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9]43。为了使资本增值，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到处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35。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推行资本主义文明，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36。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8]37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大生产的发展，一面是生产过剩的“瘟疫”，一面是工人阶级贫困人口的迅速增长。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工人的劳动极其乏味，工资少得可怜，并时刻经受着机器、监工和资本家的奴役，完全成了为资本家营利的商品和劳动工具，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使分工进一步发展，它限制个人才能的发展，导致人发展的片面性，而且大工业导致大批资本家处于无序的自由竞争中，周期性商业危机频发，资产者频频破产，无产者陷入极度贫困的深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异化的铁的事实。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无情揭露，而且致力于探索其解决出路，也即由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他们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始终代表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首先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没收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尽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了对资产阶级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有力的干涉，他们提出“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8]53等，这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阐述“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由公民公社“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7]686等如出一辙。由此可知，他们就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尤其是城乡对立作了简短而又深刻的论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提出的。诚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将创造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作为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显著的特征[10]156，他们关于生态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难以根除生态危机，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视域，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他们还批判了各种形形色色改良的社会主义论调，突出强调通过“行动”来解决生态问题，创造一个可持续性的社会，即通过无产阶级现实的革命运动，建立自由人的劳动者联合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宣言》内部已包含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包含强调人类和自然生存的必要统一这种生态学观点[10]151。

三、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展

随着恩格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生态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并且建立在更为系统完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三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恩格斯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相关著作中。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论文、札记和片段组成，在写作该手稿的过程中，出于和马克思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他们写下《反杜林论》一书，这是他们同杜林进行论战的产物，其中部分章节由马克思撰写，马克思阅析了恩格斯的书稿，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其标志着恩格斯生态思想趋于成熟。恩格斯以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为基础，对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评，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解释了自然界及其客观规律，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具体考察了人类起源，提出“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同时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及当时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提出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途径。

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自然界及其基本规律，指出“永恒运动”和“普遍联系”是自然界的基本特性，他认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他高度肯定了黑格尔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11]26“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11]514。整个自然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运动则构成了自然界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是自然界中运动得以存在和发生的载体。恩格斯还探讨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实在的发展规律和固有的规律，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11]15。自然界按照自身规律实现其运动和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产生最初的动物和植物，从动物中分化成纲、目、科、属、种，到发展成更高级的脊椎动物形态，到最终发展成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巨大飞跃。可以说，恩格斯研究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是为了揭示人作为生命体是如何产生的，他指出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决定人的生成和发展，自然界是人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他还驳斥了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认为不仅自然界作用于人，而且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科学阐释了自然界与人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史的考察，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的论断，科学回答了人从何处来的历史之谜，实现了人类历史起源的巨大突破，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不仅是一切财富的两大源泉，而且劳动的作用首先是实现人从动物分化独立开来的决定力量，是人与动物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动物通过其活动虽然也作用于外部自然，但程度却远不及人，而且它们对周围环境发生的影响是无意的和某种偶然的事情，但是人却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认识和改变自然界。概言之，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劳动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无疑强调了劳动的伟大作用，充分表明了人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为自身目的服务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坚持了人在改变自然和支配自然中的主体地位。恩格斯又指出这种行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通过列举大量具体实例，披露当时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居民为了得到耕地乱砍滥伐致使水土流失、为了推广新品种致使疾病蔓延等生态破败现象，告诫人类时刻要警惕无视自然规律及破坏自然界的不良后果。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并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学会科学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不当干预的后果和影响，深谙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体性存在，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认识论前提，但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因为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原因错综复杂，是众多合力因素所致。恩格斯指出，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了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推动因素，资本家根本不会关心其行为对自然的影响。恩格斯以当时工业资本家为例，指出他们囿于一己之私利，把大城市工业污染不断向郊区与农村转移，导致农村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他还披露了资本主义日益突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大量生产带来大量浪费和大量废弃物、工人沦为无产者与资本家穷奢极欲形成鲜明对比等大量事实。恩格斯认为，要彻底根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1]561。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加以利用，才能使每个人充分享受充裕的物质生活并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使每个人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和“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9]300，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飞跃。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为了执行亡友的遗愿，除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特别是《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于1884年5月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把唯物史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其一，提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阐释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种生产”理论。恩格斯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基础，决定并制约着人口的生产，同时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不可能脱离人的生产而抽象存在，二者如同一鸟双翼，在人类文明起源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同作用，此消彼长。“两种生产”的理论发展了唯物史观，不仅能解释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类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而且还能为揭示文明要素的起源提供理论支撑。其二，揭示了自然环境在人类文明发展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指出，由于不同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差异性，使其在文明内容及文明方式上极具差异性，但都遵循适合自身独特的文明道路，呈现出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发展态势。其三，概括说明了文明时代三大时期及三次社会大分工，特别阐述了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社会弊端，深刻揭示了文明时代的本质，指出共产主义时代替代文明时代的必然趋势。恩格斯明确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推动一切文明时代的灵魂，统治阶级的财富是一切文明时代的最高目的。他深刻揭示了一切文明时代的本质，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9]196-197。恩格斯在对一切文明时代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共产主义时代替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经过再次否定，实现管理的民主、社会的博爱、权利的平等以及教育的普及，人类文明将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时代。

1886年初，恩格斯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基本原理及其伟大意义，特别是对唯物史观作了他当时所知的“最为详尽的阐述”，其中也蕴含极为深刻的生态伦理及生态社会思想。恩格斯指出，这种唯物主义的意义就在于“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9]297。恩格斯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三大发现，深刻揭示了自然界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规律。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和善待自然万物，才能在自身活动中创造便利历史条件。不仅在自然领域，而且在社会历史领域也是如此，指出人类的任务即“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9]301。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其历史进程仍然“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9]302。恩格斯明确提出社会“历史合力论”的重要思想，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特征和发挥作用的动力机制，此外，在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书信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如驳斥“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论调，提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科学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唯物又辩证的关系。

注释：

①参见李富君：《马克思的生态观发展轨迹初探》(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叶海涛，陈培永：《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与理论视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②参见杜秀娟：《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及其影响研究》(东北大学，2008年)；周娟：《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

[1] 黄瑞祺，黄之栋.恩格斯思想的生态轨迹[J].鄱阳湖学刊，2010(2)：30-44.

[2] 常艳.恩格斯生态思想初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4)：46-49.

[3] 江丽，贺祥林.近二十年来国内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308-313.

[4] 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M].赵培杰，冯瑞梅，孙春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