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贺昌才华横溢

2018-03-03 00:57李庆芳
科学与财富 2018年1期
关键词:班超山西省作文

李庆芳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運动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党务工作者,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1935年3月10日在江西会昌河畔遭国民党军伏击壮烈牺牲。

1912年,贺昌6岁时入柳林镇小学堂读书,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他的父亲贺雨亭,是清末拔贡,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少年贺昌深受其父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贺昌聪明好学,善于思考,酷爱文史,总爱听别人讲一些民族英雄的历史故事,尤其喜欢听父亲讲岳飞“精忠报国”和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

1918年,贺昌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贺昌中学的前身)。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从本校毕业后在北京、太原、汾阳等地上学的张叔平、李彦敖、田开疆等进步青年,他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受他们的影响,贺昌的思想更加活跃。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腐败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严酷的现实使贺昌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他时常对同学们常讲:“国难当头,大丈夫不做岳飞死,也当做班超名震天下。”他也曾在作文中这样写到:“国家灾难临头,应该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退缩。”

1920年春,14岁的贺昌随父亲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读书。这是山西最早的一所官办中学,五四运动前,曾因“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被当局授予“模范中学”的称号。贺昌后来在《一年来之回顾》的作文中这样写:“回顾去岁,奉家严之命,束装来并,以求停身之所。当余在县肄业之际,久闻人云,省立一中为吾晋文化之中心,其教育之得法,管理之严厉,非他校能比肩也。余闻此言,喜出望外,遂应试于一中。余虽钝鲁,幸蒙不弃。孙山之耻既免,求学之乐又来。”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当时尽管藏书很多,但仍然不能满足贺昌的需求,他在作文中写道:“常闻泰西各国学校,有图书馆之设,其藏书之胜,报纸之多,诚足以开学子茅塞,提高教育之程度,故能立国于犬牙之间,得免鲸吞之祸。”“我校负优胜之名,虽有书报室之设,不过一足之地,内有之书报,亦不过数种,如何能应学生之要求,开通学生之知识,发展学生自动之能力,实行自治之精神哉?教育家有言曰:学校之良好,观学生自动与否。我校书报之设,学校之若何,夫人而知之矣!将余一年最宝贵光阴虚设于无有,久处于黑暗天日之下,智识何能进步哉?余一年来无活泼之一日,不知何日方能离压制而活动。呜呼悲哉!”于是,他把眼光投向校外更广阔的天地,“每余课外,兼求社会之智识,览世界之文化”。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走遍了太原的各大图书馆、书店,在充满芬芳的文化园中留下他青春的身影。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逐渐成为山西革命运动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基地。在这里,贺昌结识了高君宇、王振翼等人,受其影响,他阅读了很多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和进步刊物。贺昌的思想不断地成熟,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开始走出学校,关注社会。他在作文《寒假见闻记》中质问阎锡山:“吾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收而富?”

1920年秋,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贿选成风,贺昌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他在作文《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中,尖锐地揭露当时的腐败政治,向黑暗势力猛烈开火:“国家多故,于兹九载,虽其原因甚多,而议员之不良,其多故之病根也……诸君此届当选,无不恃金钱之运动”,“视选举为买卖,国法如无有。而诸君当选,非知识之当选,乃金钱之当选。但日中为市,理之当然,而将己之人格,一败涂地,祸国殃民,其害无穷……”

求学期间,贺昌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和理想抱负,在其作文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花谢感言》中,他这样写道:“吾侪求学时代,无生计之忧,饱食暖衣,可努力前进,专心向学,以在校之储蓄,出以应付社会,尽国民之天职,立不朽之功业。”岳飞、班超是少年贺昌心目中的英雄,他在作文中多次提及,希望像岳飞、班超那样立志报国、效命疆场,为祖国的自由、解放担负一个有志青年的责任。正如他在作文《不朽说》中表述:“人生于世,曾不几时,而冥然罔觉,与草木何以异乎?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故孔孟距今二千余年,妇人女子无不知之,由其有德于天下也。班超平定西域,而使当时人民不受匈奴之侮,故功垂史册,身虽死而名不朽,由其有功于天下也。吾愿吾辈可努力前进,德也,功也,言也,苟能立一于天下,则可身死而名存。”

从贺昌的作文中,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贺昌揭露社会时弊、反抗黑暗统治、追求革命真理的奋斗精神以及关注社会、励精图变的远大志向。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读书时,贺昌留存于世的作文簿有4本。一本封面标明“第一年级学生贺其颖”,“第廿五班第十五号,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一本封面标明“第二年级学生贺其颖”,“第二丙班第九号,民国十年(1921年)三月”;一本封面标有“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第二年作文簿,第二丙班第十三号,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字样;另一本无年月、班次、编号、年级等。这些作文簿对研究少年贺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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