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国民革命的决定
——陈独秀1923年思想评析

朱 洪

(安庆师范大学，安徽 安庆 246133)

一、建立国共党内联合战线

在国民运动中不能漠视农民问题。1923年1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民被压迫不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运动，因为受到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贪官、军阀、劣绅、灾荒的影响，生活困难，也会产生群众运动，是国民运动的伟大的潜实力。因此，在国民运动中，不能漠视农民问题。[1]

撰写《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1月18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十六期发表《革命与反革命》短评。针对一些同志不赞成与国民党联合，认为：第一，是否革命，不是看其是否暴动，而是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第二，评价一个革命派，不是看一个阶级、党派名称，而是看其行为。因此，与国民党的联合是革命的联合，不是妥协的联合。[2]

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二十二期发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特别提出，国民党不应该忘记：第一，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第二，联合无产阶级势力。幼稚的资产阶级离开无产阶级合作，难以完成革命事业。[3]

中共三大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12日—20日期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做政治报告。中共二大通过了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因为没有时间讨论，所以，本次大会即讨论此问题。在西湖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加入国民党，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服了大家，于是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说，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4]

二、改组国民党

利用和改善国民党。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结束后，给萨法罗夫写信。他一方面认为，国民党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党，因为有许多旧思想，但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国民党错了，我们就来纠正。如果我们不能干预，国民党会犯更多的错误。目前，国民党不是群众性的政党，我们应该把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改善这个党。只有在国民运动取得胜利后，在阶级分化明确后，我们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5]

在国民运动中不应轻视资产阶级。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二期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6]

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取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7]

希望共产党代表在国民党一大上纠正其错误观念。1923年12月25日，为准备召开国民党一大，陈独秀签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第一个问题是谈国民党改组问题。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改组在进行之中，有振作之希望。陈独秀希望每省有一人当选为大会代表。代表应该有口才，才能在大会上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在国民党党员中，应该帮助比较激进分子当选。[8]

三、建立广泛联合战线

除了与国民党建立党内联合，为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陈独秀强调建立更广泛的联合战线。

各派联合与反动政局作斗争。1923年1月18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十六期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短评，提出各党派觉悟，相互联合起来，与反动军阀控制的政局作斗争。陈独秀分别提到全国工友、国民党、好政府主义者、青年学生、工商业家、益友社、研究系左派、政学会、小孙派、洛派军人等，希望各派联合，与反动政局作斗争。[9]

1923年10月20日，陈独秀在《中国青年》第一期发表《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他认为，中国只有少数青年是觉醒的，这是何等危险。他提出，青年学生的职任是：第一，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的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这两点，是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的学生特别职任，和欧美学生界不同的地方。[10]

由图３可以看出，第2组除了意志下滑情形外其余5种情形信息量均高于第1组，表明第2组团队建设出现意外情况概率低于第1组，团队建设常态时稳定，但一旦出现某情形时信息量便剧增，隐患及潜在危机更强，需要积极防患，注意团队建设．

打倒军阀必须建立统一的国民运动。1923年2月2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二十期发表《统一的国民运动》，指出，工人运动(二七罢工)、学界运动(北京学生请愿)、安徽人民反对马联甲、江西人民反对蔡成勋的斗争，其他地方和各界都隔岸观火。陈独秀认为，打倒军阀，必须建立统一的国民运动。[11]

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二十一期发表《怎么打倒军阀》，认为打倒军阀：第一，做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第二，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第三，做民主统一运动；第四，做统一的国民运动；第五，做民主革命势力集中的运动；第六，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12]

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寸铁·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他认为，目前中国政治是封建政治、社会思想是社会封建宗法思想。他希望新派学者蔡元培、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仍旧一脚踏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真正了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张君劢、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胡适教训得开口不得，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胡适相信实验主义，陈独秀相信唯物史观，有区别，但在反对封建宗法思想上，有联合必要。[13]

四、反对不合作主义

蔡校长宣言是消极的。1923年1月24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十七期发表《评蔡校长宣言》短评。针对蔡元培校长就罗文干案辞职，陈独秀认为：第一，对于政治上的恶势力，应该起来积极斗争，不能消极的辞职；第二，蔡校长只看到了少数学者(指胡适等)、官吏的消极的拆台政策，没有看到全国士、农、工、商等民众的力量。蔡元培的态度是消极的、空想的，应该像防止鼠疫一样防止蔡校长的思想。[14]

不合作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心理。1923年1月3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十八期发表《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认为暗杀是封建时代一时冲动的浪漫；不合作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心理。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出现，应该组织民众，因风造雨。暗杀只看见个人，看不见社会与阶级；不反对暴动，但反对没有计划的一时冲动的暴动，应该武装民众；反对不合作主义，是反对领袖人物不去积极的与民众合作的方法，从事革命运动。[15]

1923年2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十九期发表《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认为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空想；没有打破恶人政治的可能；有消灭民众革命心理的恶劣的影响。陈独秀希望《晨报》记者也起来做思想界防御鼠疫的工作。[16]

教育界不能不问政治。1923年1月3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十八期发表《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都不问政治，政治就给军阀、官僚包办了；教育独立，不问政治是毫无常识的话；教育经费没有保障，会被军阀拿去；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17]

五、继续宣传新文化

用读经正人心是做梦。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寸铁·仇孝论讨父会》。湖南宁县议员提出一个议案，主张小学读经，批评陈独秀提倡无家庭、无政府、无宗教，对父亲无需有亲爱。著《仇孝论》，发起讨父会。异端邪说，是无形秦火。陈独秀认为，自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现在三无之说，被无端加在自己的头上了。自己没有写过《仇孝论》，而且自己的儿子才有权说讨父。过去，这些话在广东流传，现在穷乡僻壤也流传了。中国人读了二千年经，也没有解决邪恶。现在还想用读经来正人心，真是做梦！[19]

反动势力与孔圣人是一家眷属。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二期发表《寸铁·孔圣人又要走运了》。从前戊戌变法后，反动政治与尊孔运动同时并起，袁世凯要做皇帝，同时尊孔、祀天，闹得很起劲。现在，南京的军民两长接到曹锟的通电，募捐修理孔庙，拟各捐洋五千元。陈独秀感叹，每逢中国政治运动反动一次，孔圣人便走运一次。可见，反动势力和孔圣人本是一家眷属。[20]

不赞成翻译泰戈尔的著作。1923年10月27日，陈独秀在《中国青年》第二期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陈独秀认为，贫学的中国，翻译外国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自然是目前的急需。即是我们目前思想改造上有益的文学书，也有翻译的必要。若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便没有翻译成外国文学的可能了。现在，出版界翻译泰谷儿的著作，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混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21]

六、文化为现代政治服务

五四运动牵涉一切社会问题。1923年5月2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二十二期发表《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认为国民起来干涉内政比干涉外交更重要。五四运动不是单纯的外交运动，而是牵涉到一切社会问题，有点革命的空气，这是五四运动的真价值。后来因为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只读书不做社会运动，以致革命空气消散。[22]

章炳麟主张南北对抗。1923年9月8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三十九期发表《章炳鳞与民国》。他认为，章炳鳞当初提倡排满，不知道什么是共和。1914年，因为贪袁世凯的钱官爵，公然反对孙中山、黄兴，宣言中国非袁世凯统治不可。现在，军阀与民治之争，章炳鳞主张南北对抗，他拥戴黎元洪，伙同军阀压迫西南。章炳鳞不知道羞恶，社会上还以民国元老相待，是非紊乱，以致军阀官僚肆行无忌。[23]

批评基督教徒用佛教名词。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第二期发表《寸铁·基督徒望基督徒成佛》。上海的基督教联合会给冯玉祥写信说：“急流勇退，还我清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成佛虽然是比如的词，若翻译成西文，欧美基督教徒见了，岂不大吃一惊。陈独秀认为，就此可以看出，文言用典的流弊。[24]

七、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丁文江批评张君劢是五十步笑百步。1923年11月29日，陈独秀在上海写了《科学与人生观》序。他谈到自己为什么喜欢写这个序，因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问题，虽然缓慢，总算有了进步。但丁文江批评张君劢，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科学为什么不能支配人生观一方，举出了一些例子，而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一方，却没有举出例子。因此，本来可以攻破对方大本营，结果没有攻破。[25]

陈独秀认为，丁文江在论证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时，仍然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路。因为第一，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承认了宇宙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让玄学家解释疑问；第二，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于科学与物质文明，是十分糊涂，但丁文江把这个责任归于玄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离开事实太远了。[26]

希望胡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胡适最近对陈独秀说，唯物史观最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经过这次讨论之后，陈独秀希望胡适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陈独秀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史观。他问丁文江和胡适，是相信唯物史观为完全的真理观，还是相信唯心史观能够超科学的存在？[27]

1923年12月9日，陈独秀在上海写了《答适之》。他认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走向适之拱手道谢了！[28]

胡适：陈独秀不否认人的努力。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说白话文也是因为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才产生出来的，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他是注重经济的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

八、陈独秀1923年思想辨析

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陈独秀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提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正规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上述思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第一，陈独秀提出的是国民党的“使命”和“正轨”，而不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第二，陈独秀本人是不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但西湖会议后，接受了共产国际和马林的主张，不得不加入国民党。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此观点是宣传共产国际的决议，渊源于马林，不是陈独秀本人的“版权”；第三，党内部分同志包括张国焘、蔡和森等反对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写此文，是统一大家的思想，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做准备；第四，陈独秀的上述思想不是一贯的，后来自己做了修改。

如何评价中共三大？1923年6月12日—20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这个决议违背了列宁关于混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织的观点，把国民党的阶级性理解为人民性，混淆了阶级关系。这个决议，最终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和许多共产党人、工农分子被屠杀。陈独秀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在西湖会议上抵制了马林关于共产国际的观点，但最终因为服从共产国际纪律的需要，而放弃了自己本来正确的观点。不久，陈独秀就意识到，中共三大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误的。他在1927年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但已经于事无补，因为共产国际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了。

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后给萨法罗夫的信，基本是马林的观点。他的关于国民革命胜利后，阶级分化后，共产党才能发展的思想，马林在此前莫斯科会议上即提出过。因为刚刚开了中共三大，受会议的情绪影响，此时，陈独秀对于改组国民党充满了信心。随着时间推移，事实告诉他，企图纠正国民党的错误，企图叫国民党听共产党人的话，是天方夜谭。

如何评价《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他认为在国民革命中，不要轻视资产阶级。中共三大后，陈独秀因争取孙中山改组的失败，写了一系列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文章，同时因党内同志的批评，意识到《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观点需要缓和。在本文中一是缓和《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过分突出资产阶级的作用，同时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统一党内的思想，因此，他强调了工人、农民的作用，同时继续肯定在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总之，此文一方面是为贯彻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实行国民革命、以统一全党思想的指导性文章，一方面代表了陈独秀本人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一年后，陈独秀逐步改变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看法。

九、陈独秀1923年思想的意义

没有劳动运动就没有国民运动。1923年6月2日，《劳动周报增刊》刊登了陈独秀在京汉铁路遇难工友追悼会上的演说。陈独秀认为中国历次劳动运动的教训是：第一，工人运动第一要求得集会结社之自由；第二，劳动阶级在国民运动中有伟大之势力。资产阶级有许多缺点：容易与督军、帝国主义妥协。如果缺少劳动阶级，革命就无望；没有劳动运动就没有国民运动。[29]

对国民党与军阀合作展开批评。中共三大之后，陈独秀写了系列文章，激烈的批评了国民党与军阀的合作，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孙中山为此对陈独秀发火，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孙中山甚至表示，他宁可不要苏联的援助，如果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他也反对苏俄。为此，陈独秀将中共中央迁到上海。陈独秀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两个缺点，表明他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马林批评陈独秀，表面上与国民党联合，干的是与国民党分裂的事。

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科学与玄学家关于人生观的论战，在这场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第三次论战中，陈独秀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即批评了张君劢等人的玄学思想，也批评了丁文江的唯心主义(不可知成分)和胡适的心物二元论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