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国内外学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综述

谢霄男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南岸 400065)

最早使用“共同体”这一词语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1887年首次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共同体具体区分为血缘、亲缘及地缘三种类型，且对共同体与社会进行了严格区分。较之于社会是非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较之于社会是个人本位的，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1]这些探索为共同体问题的深度研究奠定了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自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被正式提出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为什么提出这一愿景，怎样将之付诸行动，该夙愿实现后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认真梳理并系统总结近五年国内外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从战略层面推进其前进。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原因索解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的维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原因。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华民族自古就强调天下为公、和合共生、海纳百川。培养去私尚公的品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基因。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公义”的民族。这种精神基因所培育出的未来之花，势必为人类贡献更大的力量。[2]我国有论者指出，天下为公是承载中华民族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情怀。在这种情怀的感召下，我党领导人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3]

从现实的维度来看，有国外学者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现实性的考量。在他看来，国家之间单纯意义上的经济依存关系，并不会带来永久的世界和平，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资本流动的公正性，有助于从深层次上密切国际社会各交往主体之间的联系。[4]有国内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被提出，源于人类正面临着诸多共同的挑战。秉持这种新的共生观，能够营造出“天下达道”的局面。[5]

从未来发展的维度来看，有国外学者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像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设想的那样进入和平与繁荣，相反却更加的无序与混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对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其对构建新的国际新秩序创造了可能。[6]有国内学者强调，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看到其低层次的未来发展价值，又要看到其高层次的未来发展意义。该思想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国际主义是低层次的，而价值理性国际主义是高层次的。其为世界展现的，是一种国际主义价值理念，而其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7]

索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该思想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眼于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放眼于新型的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生动展现了我们从大国迈入强国之列所应尽到的国际责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分析

关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外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国外诸多学者认为，我国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主要是基于应对重大现实国际问题的考量。譬如说，有论者指出，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能源枯竭与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自然环境恶化挑战。通过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这种努力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8]还有学者认为，当下网络空间的犯罪行为正呈现国际化趋向，在维护网络安全问题上，各国应勠力同心、共同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应仅仅局限在实体空间，还应扩展至网络空间，而这意味着各国不单要在实体空间，还要在网络空间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9]在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上，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关切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着自己的创造性论述。譬如，有学者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体化为五大路线，分别是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政治路线、建设普遍安全世界的安全路线、建设共同繁荣世界的经济路线、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文化路线，以及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生态路线。该路线图的绘制，回应的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五大问题。[10]沿着这个路线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会触手可及。还有论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因循聚同化异的路径。所谓“同”，指的是各国在担负的国际责任、面对的国际挑战上是相同的；所谓“异”，指的是各国在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上是存在差异的。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不断化解彼此的矛盾与分歧，积极扩大共同利益，有助于其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探索我们能够认识到，应对与解决国际性问题，仅靠一国之力是难乎为继的。各国在相互尊重、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以诚相待、携手前行，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利益交汇点，从而切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重大意义

无论是索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原因，还是分析其建构路径，均不能不思考其实现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大多数国外研究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对世界发展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能够极大地密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其既可以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能够使更多的国家与地区从中受益。该学者特别强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关键工程，该倡议可以促使中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11]还有论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可以助推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发生新的变革。在中国人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集体努力下，全球化的“中国特色”将愈发明显，一个平等、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将被建立起来，也意味着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旧秩序将被打破。[12]

国内学者也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予以了高度肯定。有论者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有着丰富的战略意蕴，它意味着一种超越“国族”与“帝国”的新型文明观将得以构建，一种突破地域与国别界限的“世界正义”精神将得以弘扬，一种超越“均势”与“霸权”的全新国际秩序观将得以确立。[13]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对世界伦理文化有着建纲立极、革故鼎新的创化意义，其为构建新型的全球伦理奠立的价值基石、为发展新型的国际伦理关系构筑了精神大厦、为缔造全新的人类伦理文明提供了义理支撑。[14]

由以上总结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认识是深刻的，均看到了其能够影响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进程。其作为我国的世界梦想，不仅能够造福我国人民，更能够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对我国、对世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深远的。然而，伴随着各国利益的全球化，各国所面临的挑战也呈现全球化，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进道路并不平坦。面对着“为山九仞”的考验，各国人民在“共建共享、共同发展”旗帜的指引下，势必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其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凝心聚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

[1]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35-42.

[2]Jeanne Hoffman.“China’s Search for the Future:A Genealogical Approach”[J].Futures，2013，(54)：53-67．

[3]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40.

[4]韩真，张春满.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2)：140.

[5]蔡亮.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J].社会科学，2014，(9)：24.

[6]Ross Terrill.Xi Jinping revives China:historic mission and great power strategy [M].New York：American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2016.165-213.

[7]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99.

[8]Young Do Kim ，Jin Sun Kim，Kyung Ho Lee.“Major Issues of the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System in South Korea，and Its Future Direction”[J].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2013，(4)：440.

[9]Michael Reiterer.“Does the EU Matter in the‘Asian’Century?”[J].Kobe Law Journal，2016，(4)：165

[10]胡鞍钢，李萍.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方案[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7.

[10]王寅.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与构建原则[J].国际问题研究，2017，(5)：31.

[11]Ling Chen，Barry Naughton.“A Dynamic China Model:The Co-EVolution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7，(26)：20

[12]Xing Li，Timothy M.Shaw.“Same Bed,Different Dreams and Riding Tiger Dilemmas:China’sRise and InternationalRelations/Political Economy”[J].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4，(1)：70.

[13]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6，(3)：108-110.

[14]王泽应.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