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人
——近代上海纱厂包身制女工群体探析

曹冰冰，朱正业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包身制，又称“包饭作”或者“带饭作”，是由雇主雇佣并给资于包饭作主人(包工头)，包饭作主人在提供膳宿的条件下按年雇佣工人的工作制度，这种工作制度下的工人即称为包身工[1]。包身制在中国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机器大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主要运用于棉纺织业，且以女工和童工居多。它是近代中国大工业产生以来一种极为特殊的招工制度，以剥削、压榨和虐待工人而著称，包身工也以遭遇悲惨而闻名，她们不同于普通的产业工人，享受不到一般工人应有的权利和待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城市弱势群体。

近年来，有关城市弱势群体的研究不断深入，包身制下特殊的女工群体——包身工的生活与生存状态的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有学者对一些从苦海中脱离出来的包身工进行了采访，写成了如《包身工的血泪仇》、《包身工的仇恨》、《阶级斗争故事集——一个包身工的故事》等口述史料，以亲身经历的形式对万恶的包身制度进行控诉，虽不乏史料价值，但亦有文学色彩；目前学术界对包身工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相对较少，如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1991)、宋钻友,张秀丽,张生著《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2011)、艾米莉·洪尼格著《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2011)等著作对上海纱厂的包身制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环境、食宿状况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对包身工制论述较为详细的是韩起澜著，吴竟成编译的《解放前上海的包身工制度》，该文对包身工的起源、购买、兜售、包饭、暴露有详细记载，但奈何对包工制废除的困难及后来的消亡未有提及。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上海成为东部沿海重要的消费城市，机器大工业繁荣发展。上海产业中以纱厂纺织业的历史最为悠久，纺织工人也成为最早诞生的产业工人之一，包身制女工则是产业工人中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2](P43)，她们多存在于如公大、喜和、内外棉等日资纱厂中，华资、英资、美资等纱厂亦占有一部分，数量庞大，问题众多。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日资纱厂被迫停工，包身工散落各地，她们的遭遇逐渐为社会知晓，一时间有关包身工的调查、报道不胜枚举，这在舆论上促使政府取缔包身制，但终因种种原因不得已作罢。本文拟从近代上海纱厂包身制女工群体的形成、生存状况、消亡等几个方面，对这一城市边缘人做具体探析。

一、近代上海纱厂包身制女工群体的形成

作家夏衍在《包身工》一文中写道：“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3]其中“奴隶”指的即是包身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催生了包身制女工这一悲惨的城市社会底层人群呢？这与外国资本入侵和本国农民破产不无关联。就外部而言，上海有许多纺织纱厂都是由英、美、日等外商开办，风俗语言都非常隔膜，对工人的管理有诸多困难，他们招募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包工头，特别是数量众多的日资纱厂，所以最初的纱厂大都采取招标的方式包给工头，再由工头去招募工人进行生产[2](P54)。就内部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灾荒、匪祸连绵不绝，农村经济衰败、农民破产，他们或因生活困难，或因耕种艰难，又或因兵祸匪患而难以维持生计，不得已另谋出路。

要探究包身制女工群体的形成，还要说明包身工制度的由来。很多资料都表明20世纪20年代晚期上海纱厂中出现大规模的包身工跟这一时期上海青帮势力及其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有关。当时的厂方为了方便控制工人，也有意识的与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地痞流氓组成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网状组织——帮会勾结起来，结果在一定时期内，帮会则完全垄断了上海棉纺织业的劳动力市场[2](P54)。包身工制一方面寻求青帮势力的庇护，并一方面由其充当打手，在近代上海肆无忌惮。当时经营管理包身工的称为包工头，而包工头又多依附于青帮势力，统计全上海的包工头数十人中，没有拜青红帮做徒弟学生的那真是少之又少……[4]

包身工是由包工头买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摘桑叶”暗指贩卖少女的买卖，干这一行当的人多是地痞恶霸或土匪的黑社会组织的一部分[5](P87)。他们依附于帮派势力，就近到一些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寻找家境极为贫寒的破产农民家十四至十八岁左右的女孩，诱惑其父母或亲属签订包身契约。为什么选择十四五、十五六的农村姑娘呢？一方面，二三十年代棉纺织工业成为上海最大的工业，而从事这一职业的大都是清一色女工；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偏远闭塞，十几岁的女孩懵懂无知，控制起来相对容易，事实上在成为包身工之前，大多数人并不知晓这是一种怎样的工作，她们到了日本刽子手的工厂里后，才知道睡的是鸽子笼，吃的是泥水米麦混合的糊浆，受的是日本监工与中国工头的皮鞭与竹棍……[6]。那些被包或者变相被包的工人，大半是未成年的女工，她们的年龄以十四、十五、十六岁的为最多，满二十岁的，简直是偶然的例外，这大概是童工和女工，对包工头的反抗能力相对较弱的原因吧[7]。这些女工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家境贫寒，缺衣少食。如《包身工的血泪仇》中的主人公之一孟月珍家里“地无一分，房无一间，一年的工钱只有夏熟的二斗麦子和秋熟的四斗高粱，一家人都是皮包骨头，面无血色……”[8](P38)大抵是父母也觉得“得给孩子找条活路，能混上一口饭吃，总比在家饿死好”[8](P3)。所以当包工头下乡来游说时，破产的农民忍受着饥饿，签订包身契约，把自己的女儿在一定时期内卖给了包工头。这些包身契约的内容相差无多，大致是言明受雇期限为三年，包身价格三十元，分期将工资交给工人长辈或家属，第一次付的数目最小，末一次付的最大，且第一次付款也往往是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以后……包身期间由包身老板供给食宿和衣着，而三年期间包身工的全部工资所得为包工头所有。《阶级斗争故事集》中有一份典型的包身契：

兹自愿将小女杨桂英交给姜阿六领到上海当包身工。当面言定包身金大洋廿元；三年内由姜阿六负责一切生活费用；所得工资也全归姜阿六收用；生死疾病，一概听天由命，与姜阿六无涉；姜阿六先付包身金大洋十元，人银两讫；另外十元，到满一年半时再付。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是实[9](P184)。

包工头“下乡”一趟，能带回少则数十个，多则上百个的农村小姑娘。包身工因为出生地域、包工头大小和服役厂家的不同，还有各种的分别。从大体上讲，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帮和绍兴帮两大系统：绍兴帮人数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组织，待遇也不及江北帮的残忍，这一帮包身工的出身大多是新昌、嵊县、萧山、上虞等地，在管理和待遇上还保留着一点“家族制”或者说是“徒弟制”的残余[10]。一般包工头到乡下去之前，就已经和厂方接洽好，所以他们马上就可以为自己所包的女工觅得一份工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女工都可以得到工作。女工在进厂之前都会经历厂考，行话称“写号头”，即考验女工是否满足进厂的条件。在带领包身工“写号头”之前，包工头会让女工穿上漂亮的花衣裳，给她们梳头，并且涂脂抹粉，但也有一些女孩因为营养不良、生的矮小而写不上号头。如《包身工血泪仇》中记载道：“事先，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花衣裳，不够时还把带饭工当中稍微像样的衣服借了来用，同时拿出一盒胭脂来，硬叫大家涂抹一阵，说是日本资本家喜欢漂亮的……我们糊里糊涂地跟着他跑了两个厂，经过一番盘问，其他十一个小姐妹都写上了号头，只有我，厂里嫌小不要，老板虽然再三争辩、赌咒，说我已经满十五岁，但仍是没有写上……”[8](P40)对于写不上号头的姑娘，要么负责如拖地板、洗衣服、倒马桶、做针线、给老板娘抱孩子等家务活，要么被包工头卖到饭馆、茶店，而最简单又最多的则被卖到淫业市场[2](P55)。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上海纱厂包身制女工这一特殊的劳工群体。

上海日资、英资、美资，包括华资纱厂都有使用包身工。1932年，孙宝山在对包身工调查时，他估计上海纱厂包身工人数差不多在一万上下[7]。1937年，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做的一项调查判定，上海各纱厂的包身工总数约在七千到八千人之间[11]。

二、上海纱厂包身制女工的生存状况

包身制女工，可以说是女工当中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她们被父母和包工头的一纸契约断送了人身自由，劳动所得的工资也要被包工头克扣……她们非但是资本家的奴隶，还是包工头的奴隶，在当时她们被认为是“猪仔式的女工”[12](P166)，成为社会地位低贱的城市边缘人，她们的生存状况尤为值得关注和堪忧。

就生活状况而言，包身制女工的日常生活着实令人心酸。包身工的衣食宿一般都由包工头提供，包工头对这些女工的给养成本，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五元之数，对于带饭工人来讲，她们衣服自备，每月缴纳伙食费，所以连五元都用不到[7]。1)服装。对于包身工来说，漂亮衣服是不可能有的，甚至连粗陋的衣服都不可能齐备，很多衣服是旧货摊上买来的，穿之前必须先缝补。包工头每年只给她们两套衣服，一单一棉，夏天无换洗衣物，冬天一套衣服总要足足穿几个月[12](P168)。2)伙食。包身工的伙食一般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吃干饭，若是赶上夜工，只能吃两粥。烧出来的稀粥能照的见影子，粥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就是这样的稀粥，挤在后头的人，还不一定能轮到一碗[8](P5)。菜粥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3]。至于菜也就是萝卜干和卖剩的菜叶菜根，也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尝到口……就是这样的伙食条件让一个未成年的女工，要整夜的(十二小时以上)不吃一些东西，站在机器旁做工，是何等残酷的事[7]。3)住宿。至于住宿，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1934年，邓裕志女士在参观了包身工的工房后写道：“地板上放着八个铺位，每个铺位下面铺着一些稻草，稻草上盖着一床草席；有几个铺草席上堆着一些破棉絮，其余的草席上连破棉絮也没有……据说这间房里的铺位虽只有八个，但睡在里面的人数，却是十六个，因为是两个人共睡一张草席，分日夜班轮流睡用，停工日两人同睡……”[13]包身工所住的工房大都是二层、三层阁，这种工房只收极有限的房租，大约三元至五元，所以包工头对于每个工人每月所付的房钱，至多不过一角钱。房间里夏天潮湿闷热，冬天阴冷黑暗，空气终日不流通，一个房间要睡十几个人，也无所谓有床无床、有被无被，在地板上就能睡着……冬天尚好，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夏天就难受了，屋子里蚊子、臭虫、跳蚤四周围着，再加上汗气与热气，简直像一个蒸笼，所以包身工差不多都生疮、烂脚、得皮肤病，脓血把衣服黏在身上，再加上常年不洗澡，个个身上都有一股难闻的腥臭味[8](P7)。

就生存环境而言，包身工经常挣扎在生与死的危险边缘。中国纱厂的纺织工人要算是全国各种工人中最痛苦的，这其中又以包身制女工为之最，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1)劳动时间长。包身工的工作时长一般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分为日夜两班，日班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六点排队回工房；夜班下午四点起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即使在吃饭时，机器也从不停歇。包身工带的饭菜都是一点苞米菜粥，只要能吃到嘴里就行……日本领班和拿摩温一来，就赶紧把饭盒子藏好，手脚慢一点的，挨饿不算，还要换一顿毒打[8](P6)。不仅吃饭如此，连上厕所也要受限制。当时一些工厂领牌子上马桶，有的甚至连牌子也没得领，干脆不让上。“有一次，日本领班看见我上马桶了，就拎着棍子跟来，吓得我连马桶都没上就往回跑，结果还是遭到一顿毒打，我躺了两天两夜动弹不得……”[8](P6-7)纱厂工作的女工由于长期站立，不少都患有月经病。超长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使工人完全处于极度贫乏的状态之下，因此，当时有关包身工被轧死、轧伤的报道屡见不鲜。2)劳动条件差。包身工终日面临着噪音、尘埃和湿气的影响，车间里机器皮带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终日都在下“雨夹雪”。雨是车间里喷雾器喷出来的水蒸气，据说是棉纱潮湿了不容易拉断；雪是车间里飘来飘去的棉絮，呼吸时吸入口鼻中，所以包身工们不到半年，就会生肺病……[9](P188)车间里空气不流通，夏天气温达到华氏一百多度，工人中暑的比比皆是。此外，对于包身工来说，还有更为悲哀的事——被包工头侮辱强奸。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上，关于包工头殴打强奸女工的报道屡见不鲜。包身工里年岁稍大一些的，往往被禽兽般的老板糟蹋，包身老板强奸几个包身小姑娘，是不当一回事的[8](P13)。3)丧失自由。包身工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即使在生病时，包工头也会用拳头、棍棒、冰水强制她们工作；如果病到实在起不了床，可以停一两天的工，但在三年期满后，按停工一天补做一月计……一般厂里的工人还有被赶出门的“自由”，有不上工饿肚子的“自由”，可是包身工就连这一点点的自由也没有[9](P191)，她们进厂放工都是由包工老板或者领班押送回工房，不准和外头人接触，即使是亲人来了也见不到[8](P13)。为了防止包身工逃跑，厂家在工房周围建一条围墙，门房外置一个请愿警，使这些乡下来的小姑娘完全与外边世界隔绝[3]。所以东洋老板和带工老板都说包身工是装在罐子里的劳动力，“走不掉、变不坏、顶保险”，于是在肉罐头、鱼罐头以外，又多了一种人罐头，是专门装包身工的罐头[9](P187-188)。4)沦为赚钱的机器。对于包身工来说，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工资而言的，因为包身契已经言明，三年期间全部的工资收入为包工头所有，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将包工头家里所有的家务承担下来。1932年，孙治方经过三个月调查，以孙宝山的笔名在《华年》杂志上发表《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系统计算了包工头赚得的“利润”：工人工资平均以每日五角大洋计算，若每月平均做二十四个工作日，则每月每人工资当得十二元，而包工头除去开销外，每月可赚七元大洋，三年内可赚二五二元大洋，除去三十元包身费及十元左右的路费(路费有时由厂方支付)，至少三年中可得二一O元纯利，若每个包工头养十个包身女工，则每月即可坐收五六十元的纯利……[14]5)抄身制度。抄身制度是包身工必须忍受的又一侮辱。旧社会中不少工厂都实行带有侮辱性的抄身制度，即工人出厂门必须经过抄身才能放行。抄身婆将工人从头摸到脚，连口袋裤带里也要查个清楚，而她们最为痛恨的就是包身工，因为包身工身上差不多都生疮，再加上没有洗澡和换衣服，气味腥臭难闻，于是——“她们嫌弃我们身上脏，不肯用手来抄，叫我们自己把衣服解开给她们看，这等于揭我们一层皮……”[8](P7)

“当了包身工，进了地狱门，苦水吐不尽，冤仇海样深。”这种卖身性质的包身工无疑是工人中最悲惨的了，用作家夏衍的话来说就是——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样的弯，面色像死人一样的惨，咳着、喘着、躺着汗，还是被迫着在做工……[3]她们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中国工头眼中的“猪猡”，虽名为女工，实则就是卖绝了身子的奴隶……只有从工厂到工房，没有别的天地，当然更谈不到娱乐，这样肥胖的变成了痨病鬼，瘦弱的变成了骷髅，这是一般包身工的景象，日本工厂区域的活地狱[6]。

三、包身制女工群体的消亡

五卅运动以前，包身制在上海各纱厂中极为通行，当时许多如公大、喜和、内外棉等日资纱厂几乎全部为包身制。1925年，五卅罢工，工人以毁坏包身制工人工房，破坏机器，殴打甚至暗杀包工头的方式以反对包身制，包身工暗中逃跑的事件也逐渐增多，厂方和包工头都感到困难，这遂给了包身制一个打击。五卅运动以后，有许多采用包身制的工厂，以普通女工代替包身工，包身制遂有了渐为衰落的趋势。1931年，江淮地区爆发特大水灾，各地灾民为维持生计又把自己的女儿廉价甚至无价地送给别人当奴隶，包工头认为这是复兴包工制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们到江北的灾区去招募包身工，包身制又有了蓬勃发展的迹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商纱厂的营业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因生产紧缩，新招募的工人不久又失业了，遣散回籍的、送入收容所的有相当多。这时包身工逐渐为外人接触，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包工头购买她们的事实，成为社会众所周知的丑闻，报刊中关于包身工的报道也逐渐多了起来。为此上海社会局为解决这一群体的生存问题，讨论颁布了《上海社会局处理包身制工人问题之办法》，这对包工制又是一个打击。但一二八事变平息后，包身工的数量又在增加，这类似于1931年水灾后的情形，包工头乡间招募包身工的情况屡禁不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像五年前发生的情况一样，包工头又将包身工送入难民收容所。在收容所里，这些不见天日的包身工褴褛的就像乞丐一样挤在一团，畏畏缩缩的老是躲避着人，暗淡的眼角和看起来永远也没洗干净过的手，有的还拖着长辫子和缠着小脚……[15]她们的声音很小，胆怯如鼠，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人类所应有的反抗性能都被摩擦光了……[16]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这些年轻女工的遭遇和境况感到惊恐和同情，遂着手进行调查。同时若干妇女组织也在不断尝试“如何使这些女工摆脱包工头束缚的计划”，她们把这些女工集中起来，安置在专门为其保留的难民收容所里，这样她们在那里能够得到照料并且能够接受某种教育。1937年上海各妇女团体联合办事处提出了解放包身工的若干提案：1)请求各救济机关容许各团体到各难民收容所去调查包身工的人数；2)把包身工结合在几个难民收容所里，可以便于管理与教育，她们的给养费仍请救济机关负责；3)起草包身工教育大纲，由各团体派人去教育那批受尽奴隶待遇的包身工；4)最好不要将包身工遣送回籍以便脱离包工头的羁绊[17]。1937年《抵抗》也登陆了一些学者对包身工这一问题的意见：如希望能将所有难民收容所的包身工调查出来；希望有三两个难民收容所能专收集包身工，集体的加以教育；希望中国在需要任用女工时，能优先录用她们；希望难民收容所对包工头做长时间的监视；希望国际妇孺救济会急速诉诸国联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做人口买卖的丑行[6]。

此外，许多纱厂管理人员也曾发动反对包工头的运动，推行新的管理模式，试图用雇佣的劳工管理员取代包工头，由管理员直接对工人负责，但效果并不明显。抗日战争结束后，仍然有招募农村妇女去当包身工的故事，但是由于工厂当局力图改革和大规模工会运动，包身工的总数在不断减少。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包身工制度才得以彻底打破，包身制下这一女工群体也最终随之消亡。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从近代上海纱厂中包身制女工群体的形成、生存状况、消亡等几个方面，对这一制度下特殊的劳工群体进行了研究。包身制度不仅仅存在于近代上海纱厂之中，但却以上海纱厂中包身工人数众多、受虐待最为残酷、运用最为典型。包身制度下，女工丧失人身自由，饱受肉体与精神折磨，毫无生活保障可言，成为生存状态濒危、社会地位低贱的城市边缘人。由于看管严密包身工较少与外人接触，这一群体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隐秘性，这也是她们生活悲惨的另一缘由。包身制度逐步消亡直至最后废除，广大女工生活得到保障，人权得到关注，可以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

中国近代史上包身制女工这一悲惨劳工群体的生存状况不仅折射出民国时期城市底层人群的生活图景，也反映出了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与城市化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包身制与包身工的长期存在体现了旧中国时期非比寻常的剥削制度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性质，它的兴衰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今，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极大提高，法律也在有力地保护女性及弱势群体，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中仍存在歧视及不公平对待弱势群体的现象，这仍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本文的研究或许能有一些历史上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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