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真假“中央电台”

沈国凡

红军长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有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还有红军内部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任弼时、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分头出发，途中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军委北上的主张，要求按他的意见南下，甚至想单独行动，分裂党和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及时阻止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红军转危为安。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电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份神秘的“电报”

1935年6月18日，担任电台联络任务的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跟随中央纵队走过草地，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6月2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会师大会，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出席了大会。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士气高昂。

川西北高原的雪山下，是一片平坦的草原。仲夏时节，草茂花艳，云雀欢唱，一排排黑色的帳篷在绿草中矗立，与不远处小镇上一座座深黄色的土屋相映衬，在牦牛的撒欢和哞叫声中，人们感受到高原复苏的欢乐。

王诤负责整个红军电台的通信情报工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首先要找到四方面军的电台，进行沟通。王诤对三局政委伍云甫说，我们到四方面军电台去看看。

伍云甫觉得是不是先派人去“侦察”一下，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设在什么地方。

王诤哈哈地笑了起来，对伍云甫说，这还用“侦察”吗，如此平坦之地，一眼就可以看到底，哪里有天线哪里就有电台，在这里只要架起天线就是一家人啊！

大家在小街上转了一会儿，发现一座天主教堂，王诤用手指着说，“到了，就在这里面。”大家一看，只见教堂的上面架着天线，外面还有一名哨兵站岗。

哨兵不认识王诤他们这些一方面军的同志，拦住不让进去。

随行人员说，这是中央军委三局的王诤局长。

哨兵说，电台是机要重地，任何人没有参谋部的批条是不准进入的。

王诤觉得这个哨兵做得对，准备转身回去拿个“批条”来。

这时，里面的门开了，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问哨兵发生了什么事。

哨兵将情况作了汇报。

那人走上前来问王诤，你可是三局的王诤局长？

王诤笑了，问对方，你可是四方面军第5电台的徐明德同志？

两个通过电台电键神交已久的战友，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关于两个方面军电台“会师”的情况，徐明德半个世纪后仍记忆犹新，他回忆道：

这一天，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和政委伍云甫到我们电台来了，我和副台长张天华及全台同志迎出去，两个方面军无线电通信战士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过去，我们只能通过电波互相传递信息，协同战斗，现在，大家终于能够面对面谈话，肩并肩工作了。我请王局长、伍政委参观了我们的机器、电源。王局长说：“你们的机器不错嘛，挺新的。”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为了表达对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战友的深情厚谊，我们尽最大努力筹办了一桌宴席，留他们吃午饭。那一顿饭，做了七八个菜，有猪肉、鸡肉，还包了白糖包子，除了没有酒之外，其他能搞到的我们都端上来了。这些东西是我们打土豪搞来的，我特意告诉管理员留着款待红一方面军同志。王局长风趣地对我说：“长征以来，在你们这儿吃的是最丰盛的一顿啦！”

四方面军的电台虽然没有一方面军的多，使用也没有一方面军普遍，但他们有自己的密码，而这个密码本，却是直接掌握在张国焘的手里。现在，“师”也会了，饭也吃了，对于两个方面军的密电码，双方都明白那是一个“禁区”，也就没有“通气”。

电台密码，是军队作战时最重要的机密，两支红军部队刚刚会合，就来向别人要密码，王诤担心会引起张国焘的怀疑，更何况他自己正在对一方面军的各台进行保密教育。

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以种种借口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一次大挑战。

可是，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却迟迟不肯北进。

9月9日，王诤奉命向张国焘发电，电文明确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有出路。”

然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竟大大出乎王诤预料。

据叶剑英后来回忆：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有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 （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儿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

据王诤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班毕业学员、后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回忆：

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一军团所在地俄界进发。

到底是谁截获了那封张国焘的电报，又是哪位“译电员”交到叶剑英手中的呢？

徐向前元帅晚年曾回忆此事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

笔者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认为，作为负责整个红军通信联络的王诤，在一 、四方面军会师后又一直跟着党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前进，译电员接到如此重要的电报，不可能不向他汇报就直接送给叶剑英。通过王诤并由他自己译出或指定人进行译码，这都是可能的。更何况，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各有自己的发报密码，而能够破译四方面军密码的也只有王诤以及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手下几个专门从事破译密码的人。但二局是一个专门的情报机关，不可能接受到这封电报，更不准许其对红军内部的电台实行监听。

也有人提出可能是担任中央军委三局 （副）局长的王志纲，但筆者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认为，曾经担任四方面军电台台长的王志纲虽然是一名资深无线电人才，但他当时跟左路军前进，并未到右路军，他是后来才调到中央军委三局任无线电一分队队长，后来又担任副局长的。就是到了右路军，当时跟叶剑英也并不很熟，将电报送给叶剑英的可能性也不大。从职务、工作环境以及与毛泽东、叶剑英等人的关系来看，王诤是知道这份神秘电报的最“可疑”人员，但老将军直到逝世也未曾提过此事。随着那一代人的相继谢世，就使这封神秘电报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千古之谜”了。

哪部电台代表中央

周恩来指示王诤，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发给二、六军团，并命令他们迅速北上。

可是，二、六军团的电报密码一直掌握在左路军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手里，跟随右路军中央纵队行进的王诤手里没有这个密码。为了吸取国民党军电台泄密的教训，这种有关军事驻地的电报，以前规定都得用密码发报。

电报如何发出去呢？这使王诤处于两难。

周恩来见王诤为难的样子，就问，是不是没有二、六军团电台的密码？

王诤答，是的。

周恩来说，没有密码这个电报也要发，而且越快越好。

王诤问，发明码？

周恩来说，对，就用明码发出去。

于是，周恩来伏在桌子上，迅速拟定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王诤。

王诤接过来一看，笑了起来。

周恩来问，你笑什么？

王诤说，这是我从事报务 （工作） 以来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份电报。

王诤走出周恩来的办公室，骑上自己的那匹白马，一扬马鞭，飞快地冲出大院。

王诤亲自上机，发出了这封电报：

弼兄：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

这里，周恩来在文字上也作了些“保密”的处理，“弼兄”指的是任弼时，“豪密”指的是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老四”指的是张国焘，“弟豪”指的是周恩来。

任弼时接到王诤发出的电报后不由有些犯疑。

既然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发来的电报，为什么之前没有接到过这部中央电台的电文，而一直接到的却是另一部电台代表中央发来的呢？党中央只能有一个，怎么会产生两个代表中央的电台呢？

更令任弼时不解的是，这“老四”为什么又不肯将密码告诉二、六军团呢？

刚刚冲出川、黔、湘、鄂根据地踏上北上征程的二、六军团，处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能不使任弼时产生警惕。电台呼唤，相隔万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真真假假，互探军情，钻入内部，以假乱真，这是条看不见的战线，也是一个与战场上真刀真枪冲锋陷阵同样事关生死存亡的战场。这样的大事万不可轻信，任弼时责令电台要搞个明白，到底哪部电台代表党中央。

王诤再次上机呼唤，对方电台便向他发问，为何用明码发报？

王诤告诉对方，双方联络用的密码本在“老四”那里，只能用明码联系。

对方问，你既然是中央军委的电台，为何不知道密码？

王诤解释，红军北上是分为左右路军的，党中央在右路军，与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被左路军带走，在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手里，所以无法使用密码。

对方再问，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另一部电台的各种指令和情报，他们说是中央电台，你们到底哪部电台代表中央？

王诤回答，那还用问吗，这部中央军委的电台就是中央电台，因为毛 （泽东）、周 （恩来）、洛（甫）、博 （古） 都在右路军，都是通过这部电台向各部队发出指令。

对方又问，此前与我们联系的电台是什么台？

王诤告诉，那是红四方面军的电台。

对方提出质疑，为什么他们总是代表“中央”跟我们联系？

这一问，将王诤问住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对方见没有回音，就不断地呼唤。

这不断的呼唤让王诤急了，他将戴着的耳机一下子取了下来，往桌子上一扔，冲着对方大声地说，“你认识我吗，王诤，中央军委三局的王诤，你就跟我联系，如果有错以后你向党中央提出，杀我的头，我以我的头做保证，这总可以了吗？”

红军无线电报务人员大都出自王诤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学校，哪有不认识王诤的，也都知道他的性格。这一发脾气，对方就不再吱声，答应向任弼时和贺龙汇报后双方再另定时间联系。

对方再次上机，要求与王诤掌握的中央军委电台重新确定新的密码。

当得到这个消息时，王诤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因为对方总算相信自己的电台是代表中央的了。

有了电台就等于“看见”了对方。原来，在一方面军大转移的时候，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共1.7万余人向湘黔边转移。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历尽艰辛，于云南石鼓渡过金沙江，翻越了素有“关山险阻，回肠百转”之称的玉龙雪山，向川西方向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這个消息使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认为，两军会合，会促使四方面军尽快北上。

任弼时、贺龙等二、六军团的指战员，通过中央军委的电台得知，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根据地，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北上的决心。

任弼时、贺龙等人终于搞清楚了，之前代表“中央”与他们联络的是四方面军的电台，而非真正的中央电台，自8月与中央电台的联络终断后，一切“中央”指示均来自于另一个“中央”电台。

贺龙生气地骂道：“妈的，怎么会产生出两个‘中央电台！”

任弼时认为，搞清楚了就好办，现在我们只听中央的，别的都不要听。

可是，二、六军团的电台与中央电台联系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却突然通知王诤，让他亲自上机，向二、六军团电台发报，暂时停止与他们的联络。

王诤听到这个命令不由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见他这个样子，就问，你怎么啦？

王诤说，周副主席，这二、六军团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天“海”里捞出来的，刚刚才联络了一个月，现在又要放弃，那以后与他们的联络怎么办，那可是1万多人的队伍啊！

周恩来说，你看，把你急成这样子，以后与二、六军团的联络，仍然由四方面军负责。

王诤更是不解，用手不停地摸着后脑勺儿。

周恩来解释说，二、六军团的密码，我们找张国焘要了多次，但他总是不肯交给我们，他要自己直接与二、六军团联系，不让中央军委掌握这个密码。我们如果再三强硬地要这个密码，就会引起他的怀疑，也会引起他的不满，使一、四方面军产生矛盾。为了红军的团结，也为了不引起张国焘的猜忌，仍然让二、六军团的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联络，这样有利于大局，有利于红军。

王诤仍然不解，问周恩来，那中央军委与二、六军团还联系不？

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当然要联系，一切红军部队都归中央军委指挥，是党的原则和制度。

王诤为难地摊开双手，他认为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用什么与二、六军团联系，今后又如何能够知道他们行动情况，如何向他们发指令？

周恩来肯定地说，以后中央以及中央军委与二、六军团的往来电报，仍然按过去一样地由四方面军电台转。

王诤不再说话了，一下子蹲了下去。

周恩来笑了起来，对王诤说，怎么又冲动了，又想不通了？其实这样做对中央和你们电台都有好处，一来可以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二来也是为防止中央与二、六军团约定密码的泄露。你想想，二、六军团长期不与四方面军联络，定会引起怀疑，就会想法让你的那些学生来破解这个密码，那样岂不是双方都有损失。

周恩来接着说，中央对于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应该掌握的，不过现在还未到时候，到时会让你的电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诤站起来，对周恩来说，好，周副主席，我听你的，你叫“捞”我就去“捞”，你叫停我就停，只要对革命有利。

周恩来哈哈地笑了起来，对王诤说，好吧，马上执行，请你亲自上机。

飞越长空的密码

周恩来让王诤发给“弼兄”的电报中提到的“豪密”，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中共的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于上海，供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络。为了保密，电台必须得用自己的密码，而当时很多人对无线电还相当陌生。

周恩来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对无线电有所了解，经过他的钻研，竟然搞出了一本无线电密码——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密码。由于周恩来曾化名“伍豪”，因此也就将这个电码叫做“豪码”。

接着，各根据地和各省的地下党也有了电台，“豪码”也就成了中央与他们通话的“语言”。周恩来发明的这个密码，在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保密通讯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蒋介石曾组织了大量的密电人员，妄图破译“豪码”，但直到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也未能破译出来。

任弼时则是将“豪码”送往苏区的秘密“使者”。

据王诤的战友刘寅回忆：

当时苏区缴获的100瓦电台，本可以同上海通话，但明码肯定会泄密，极不安全，周恩来就派任弼时赴江西传送“豪码”。任弼时沿途化装成牧师，带着 《圣经》 旅行，“豪码”就夹在 《圣经》 里。牧师是沾洋人的光，敌人不敢搜查。

1936年7月2日，二、六军团终于突破敌军的重重封锁，到达西康省 （今四川） 的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

早在会师的前一天，任弼时就给二、六军团电台人员作了布置，要他们在明天两军会师的时候，迅速派人到四方面军的电台去，将与中央电台联系的呼号、波长拿来，便于将来与中央军委电台联系。

就这样，二、六军团和中央在未惊动张国焘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架起了桥梁”。

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愿望在广大指战员中日渐高涨。

一天，周恩来打来电话，让王诤速去军委。见面后，周恩來交给他准备发出的一沓电报稿子。周恩来一再嘱咐，“这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刚做的决定，请你迅速用密码发往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其中一份，应以绝密形式发给任弼时同志，专人专发，专人专译，注意保密，不得有任何泄露。”

王诤匆匆回去安排发报。

这些电报内容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除辖二、六军团外，将原属于第九军团的第32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

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亲译电报，主要内容是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对其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能犹豫，并劝说其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要团结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电报还阐明了北上的有利条件及其意义。

中共中央对一、二、四方面军的电令，其内容是迫蒋抗日，以达到国共两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目的；紧密地联合已进入西北准备“消灭”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形成西北新局面；发展甘南为战略根据地之一。电报还指出，在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二方面军向东行动具有重大意义。

三份电报越过长空，带着党中央的指示和决心，飞到正在雪山草地艰难行进的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

接到中央的电报，任弼时、贺龙迅速组建了红二方面军。

任弼时接到中央密电，立刻召开相关会议传达，让红二方面军的高层指挥员明白了事情真相，坚定了北上抗日的信心。

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这样一来，张国焘的“南下”与“另立中央”图谋就完全失败了。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再次会师。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

（选自《文史精华》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