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首届技术哲学会议议题及其意义分析

王 飞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尚处在废墟和重建中的德国,就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规模的技术哲学大会。与人们想象中的会议主题不太一样,本次会议的主题与德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重建中的技术作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专注于一个关系长远的、根本性的话题:“关于工程师的责任”。围绕这一主题参会人员都表达了怎样的观点?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德国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一、会议的七个议题

围绕“关于工程师的责任”这一会议主题,与会人员讨论的分议题有七个:人的本质与责任、制定工程师法规的必要性、工程师法规的内容、技术的历史与秩序、抵制技术的滥用、技术后果中的危险、技术与规模。其代表性观点大致归纳如下:

(一)人的本质与责任

会议的第一个发言人心理学家策德斯(A.Zeddis)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报告的题目是《责任是人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人的精神、灵魂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区别于其它物种的本质属性,人的这一本质特征赋予人以判断力,那么人就是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他所做的。由此他得出结论,工程师应当承担责任和义务,应当行为谨慎、品性真诚。

教授克斯勒(P.Koessler)演讲的题目是《处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技术》,他基于精神科学史与自然科学史发展动力的分析,认为技术思想与创造属于综合性的活动,具有使人类行动的能力,是上帝恩赐给人的工具,在这个活动中服务需求、博爱、正义的基本法则是应当优先考虑的要素。工程师不仅应当承担所有任务中的个人责任,而且工程师面对任务具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所以工程师应渐渐地从道德意识的自觉过渡到正确的行动来避免灾难。

工程博士教授莱斯讷(H.Reisner)也强调技术天赋对于人在生物界处于特殊地位的决定性意义。教授舒尔茨(Karl Schultze)、工程博士沙皮茨(E.Schapitz)、科学家兼工程师和哲学家德韶尔(Dessauer)、教授史曼克(Schmank)也做了发言,尽管他们论证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工程师应当承担行为的责任。

(二)工程师制定法规的必要性

舒尔茨教授认为技术的滥用与纯粹的研究无关,它源于使用者的冲动、欲望、贪婪或好奇,尽管如此,因为工程师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减轻痛苦、带来好运,因此工程师要把乱用的可能性算入产品创造的过程中,并且只有可能的乱用与正常应用我们的产品带来好处相比很小时,才应当制造它。

工程博士沙皮茨、施密特(E.Schmidt)认为,工程师应当对解决社会上的技术滥用问题伸出援助之手,因为这些问题单靠政治家与经济学家是不能完成的。而要促使工程师自觉地行动起来,就必须像一些老的行业,如医生、律师一样,制定自己的行业法规。

克莱莫(Kraemer)教授讲到了几种冲突比较激烈的情况,比如关于战争武器的制造问题,还有政府官员等人掌握着决策权时,当谈到技术的滥用与罪恶时,谁对此承担责任?

舒尔茨教授认为,工程师有两种责任:一是作为工程师,应对他工作的工厂负责;二是作为人,应当对公众负责。工程师团队应当制定一个普遍有效的义务规范,约束这个团队成员的活动;同时在遇到工程领域有关责任问题的争议时,保护工程技术人员。为了抗议政府的不正确决定,他甚至提出通过罢工的方法来表达工程师的意愿与力量。当然他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克斯勒认为代替罢工,工程师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解决工程中的问题,而不是消极的反抗。科勒(Keller)则呼吁制定一个超国界的国际性工程师法规。

(三)工程师法规的内容

工程师法规的内容首先要明确的是“谁负责?”在这个问题上大会的主调是:工程师的责任应当超出产品的制造,把责任推到企业或工程委托人身上是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工程师们应当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非盈利性、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的权力机关,这个机关负责制定行业法规。

法规在内容上,应当是与所有的工程师都是相关的。违反规则的人必须通过开除和谴责等方式受到惩罚。遵守规则可能带来的问题同行业的人则必须维护。在文字上,这个行业法规必须是易理解、易操作的,不能局限于表面理念。

克斯勒教授再次强调应当在积极行动的意义上,确定工程师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目标,制定工程师的“禁令”,引导工程师拒绝从事具有副作用的、使人类遭受痛苦失去尊严的技术活动,以防止灾难的发生,维护人类的健康。

(四)技术的历史与秩序

在这个问题上莱斯讷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工程教育中应当加强技术史的教育,让所有未来的工程师了解精神劳动与技术的地位,以此提高工程师对自身工作的兴趣和信心。

史曼克则指出,通常人们认为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近代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进步,而这一进步恰恰与技术活动有共同之处,即在经验(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结果。而现在人们忽视了这一点,只强调科学方法中的理性及数学模型的作用,由此导致出现贬低技术和技术人员的现象。

(五)抵制技术的滥用

关于这一问题,大会认为工程师及其创造物不能服务于非人道与毁灭,工程师知道自己在精神上是自由的,知道自己承担的伦理责任以及自己具有的力量,工程师要按照自己的愿望与人性化的方向安排所有的做与不做。

科诺伯劳赫(Knoblauch)提出的四点内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肯定:

一是所有工程师的国际联合组织要达到的目的是适当的积极承担责任并成为世界政治的向导。已有的工程师联合组织已经开始关注,并通过加强国际思想交流推动目标的实现。

二是专利立法必须做适当地根本修正,在所有事件中发明者保留一定的共同决定权,并赋予他否决滥用的可能性的权利。

三是任何管理机构通过技术委员会扩展,技术委员会决不是做辅助工作,而是通过特别委托权变得更有力,达到适当地影响管理。最后一点是最具决定性的。当然这一点只有成就突出的代表才有,只有当事人的成就,而不是政党政治、工会组织在高级的委员会中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四是在联合国中有席位的、有广泛权力的最上层的技术委员会由最重要的世界工程师组成。他们有义务承担艰难的任务,现代技术成就服务于、而不是破坏人类整体的幸福。原子能控制必须被并入这个高层的委员会。他们向同事提出艰巨的任务,并且作为这些任务是否发展为伟大任务的试金石[1]。

(六)技术后果中的危险

在这个问题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技术的问题不能单靠技术来解决,工程师必须承担扩展的相关责任。

泽勒(Zeller)的报告题为《工程师的社会义务》,他指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技术被置于理性的范围内。理性是生活整体的一个部分,理性部分的单方面发展、强调和使用正在引导或已经导致其余人的萎缩、齐一化、大众化。他呼吁沉思、真诚、整体性。他的这一观点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表明了工程师们共同的呼声。这个报告过程中顺便提及的失业与技术进步的联系在当时的世界背景下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对此泽勒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降低失业而是靠技术流程的改进来实现:我们必须成功地限制基于实际需求的生产规模,自觉地避免需求的强烈动荡。

泽伦森(E.Soerensen)就“失业与技术进步的联系”的问题做了回应,他认为,大规模生产必将导致不断增加的生产过剩,降价与改进生产也不能阻止市场的饱和与失业的道路。通常的手段或为了国民经济增长而采取的临时手段都不能长期有效,因而工人的武装斗争会经常出现。泽伦森没有给出解决这种主要由技术引起的威胁的处方。但他给人以信心,他说,如果人们意识到危险并积极寻求国际对话,合理化的企图不会与大规模生产必然地联系在一起。

维特霍夫(Witthoff)的《作为经济人的工程师》的报告,用工程师的简洁语言,用曲线与方程式表达了对经济领域的清晰思考,并就可应用的解决办法给出了一个浓缩的理论。

金茨尔(Kienzle)的报告《标准化的界限》给人的感觉是,标准化在他这里掌握的最好,通过实际的与道义的要求确定的任务界限揭示了他的责任标准和观点。他指出了工程师的强大与义务,工程师能够并应当寻找具体的、能够实现的解决方案,并且把它变成清楚的应用性知识:“因为我们工程师能够做到,投入责任,而通常的想法忽略这一点。”

(七)技术与规模

舒尔茨在报告中首先表达了对泽伦森以前的一次报告中的观点的赞同,“技术的最高秩序必须自我改变,而不仅仅是人来改变……”。然后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往技术的任务是满足需要,而现在的超大规模的技术生产则不是满足需要,而是唤起需要。现在“技术的意义是为了以后更节省”的说法没有任何意义。人由于技术的诱导被许许多多无用的东西包围。因而“不是谁有的少谁贫穷,而是谁欲望多谁贫穷”。

工程教授瓦利克斯(P.D.-Ing.E.H.A.Wallichs)认为,大规模生产有利于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就业岗位,这也是美国成功的经验,因此德国也应当这么做。

泽伦森在这次会议上集中回答了他在以往的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首先:大规模生产的危害真的这么大吗?其次:对此人们能够做什么?第三:这主要涉及工程师,而不是其他更多的人吗?第四:我们应当停止发展技术吗?第五:这只是基督徒的事?还是其他的有道德的人的事?”[2]

关于第一个问题,泽伦森认为事实是否真的很糟糕,没有人知道。但是当巨大的危险真正来临时,工程师可能无法解决危险,但可能做到推迟危险。如果他们尽自己所能推迟了危险,那么他们也就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关于第二个问题:人可以做些什么?他认为,想通过一次世界对话就解决世界的竞争状况、竞争意志、竞争痛苦是不可能的。最富有成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小圈子内对话。他举例说,如果只有彼此了解的两个人、两个公司或两个团体,他们可以互相提供帮助,而且这在实践中已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如果是整个人类,这个问题就将变得复杂而没有成效[3]。

关于第三个问题:这主要涉及工程师,其他人不必做吗?针对有些人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他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工程师有任务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把事做好,比如说如果工程师有任务去合理化,那么他必须做。但是工程师在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也有巨大的任务,并且同样承担着主要的责任[4]。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是单单工程师难以担负的。

第四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应该停止发展技术吗?这个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他认为停止技术是完全无意义的。重要的不是停止发展,而是转向真正有价值的发展。

最后的问题:这仅仅是基督徒的事吗?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每个人都被某些共同的东西连在了一起,并且意识到某些伦理理念。工程师感激其他领域的人向他们提出的需要,因为他们必须在世界中产生影响,他们期望在某条路上继续前进。

二、会议的意义

1950年在卡塞尔独立筹办的“关于工程师的责任”为主题的第一届德国技术哲学会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次大会是由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工程师协会——德国工程师协会筹办的,在这之后几乎是每年一次的全(西)德技术哲学大会。1951年3月在马堡召开了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是“技术时代的人和劳动”;1953年图宾根技术哲学会议的主题是“技术引起的人的变化”;1955年慕尼黑会议的题目和主导思想是“技术场中的人”。而这些会议的直接结果之一是1956年德国工程协会增设了“人与技术”的专门研究小组。该小组下设教育、宗教、语言、社会学和哲学几个工作委员会,专门讨论技术对这些领域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该研究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德国技术哲学的建制化发展。同年该协会还创立了核技术工作委员会(核论坛的前身)。1957年增设了空气净化委员会,1964年成立了降低噪音委员会,1976年成立的“技术评估”小组,把人与技术的关系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纳入技术评估大纲[5]。德国工程师协会章程中的3780号文件建议用个性发展、社会质量、舒适、环境质量、经济性、健康、技术功能、安全性等八大价值取向来表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2002年德国工程师协会还颁布了《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帮助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对工程伦理的认识,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基本的伦理准则和标准,在责任冲突时提供判断的指南和支持以及协助解决与工程领域有关的责任问题的争议,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同时,要求工程师应对他们的职业行为及其带来的后果负责,对职业准则、社会团体、雇主和技术使用者负责,尊重国家制定的与普遍道德原则不相违背的法律法规,明确自己对技术的质量、安全性与可靠性的责任,发明与发展有意义的技术和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6]。

1996年德国工程师协会倡议召开的“世界工程师大会”现已确定为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的永久性正式活动,每四年举行一次,成为了“工程界的奥林匹克”。可以说,工程师责任意识的普遍自觉是“世界工程师大会”召开的前提,而“世界工程师大会”的顺利召开又推动了工程师责任问题的讨论。2000年在汉诺威举行第一届大会的主题是“人类、自然、技术”。大会认为,在迈入新千年门槛的时候,技术创新和工程师工作对保护环境和优化合理利用资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为了保证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球能够更加适合人类的生存,工程师肩负重大责任。围绕大会主题举行了五个专业会议,即“信息与通讯”“环境、气候和健康”“机动性”“能源”和“工作的未来”等。2004年在我国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大会的主题是“工程师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大会通过了《上海宣言——工程师与可持续的未来》。《宣言》呼吁,工程师应担负起使人类生活更美好的重任;工程师应同公众、企业、非政府及政府间组织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新世界的事业中去,通过运用知识,将资源转化成产品和服务;工程师应保持环境与生态系统平衡,确保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以促进可持续发展[6]。第三、四、五届大会分别在2008、2011、2015年的巴西、瑞士、京都举行。

德国工程师协会之所以成为世界工程师界的领跑者,与该协会一贯对工程师的责任特别是社会责任的关注有直接的关系。反顾德国工程师协会的历程,可以看出1950年德国工程师协会在卡塞尔独立筹办的第一届德国技术哲学会议为协会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1]Geschichte des VDI,www.vdi.de

[2]VDI-Zeitschrift Bd.92,Nr.31,1950,S.854

[3]陈万求.工程师社会责任的生态伦理学思考[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31-34.

[4]陈万求.论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5):60-62,93,111.

[5]王国豫.德国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J].哲学研究,2005(5):94-100.

[6]俞铮,张学全.2004年世界工程师大会《上海宣言》[EB/OL].新华网,200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