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基督教观

2018-03-19 15:17马小宇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关键词:基督徒研究室耶稣

马小宇(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众所周知,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基督教对他毕生影响颇为巨大。自早年接受教育,历经国民革命数十年,直至逝世,一直与基督教密切联系。他将基督教文明视为西方现代化的标志,并将其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内化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目前,学术界关于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1),但对孙中山信奉基督教的内容、程度以及方式的研究却莫衷一是。本文基本按时间顺序展开,围绕孙中山对基督教的认识转变,提出些许个人观点,以供探讨。

一、对基督教的敬慕与皈依

1879年5月,年仅13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出洋的轮船,此时,他还是一个思想尚未定型且易冲动的少年。初出穷乡僻壤,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面对西方的科技与人文,孙中山出现了“慕西学之心”[1]47。西学泛指西方文化,他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文化,因为英国人创办的学校遍布夏威夷和香港等地。他对西方各国文化进行比对,取其精华,指出:“吾国建设,应以英国之公允态度,美国之深远规模,与法国之爱国精神为楷模。”[1]516在这些国家中,无论英国、美国或法国,均深受基督教影响。曾经长期受英国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的孙中山,固然也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联。

少年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性格与观念形成至关重要,孙中山曾先后在多所教会学校就读。1879年9月,孙中山以“帝象”之名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夏威夷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就读,自此正式接触基督教文明。该校大部分教师为英国基督徒,全部课程皆按照英国教会学校设置,学习《圣经》无疑是一门重要课程。关于各项纪律,学校有明确的规定,人人按照规章制度做事,这是一种法治精神,井井有条的生活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意识到中国人有着过于自我的散漫心态。1882年7月,孙中山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意奥兰尼学校,次年,进入基督教美国纲纪慎会在夏威夷创办的瓦湖书院。该校建立之初,旨在教育基督徒子女,规定“每日在校必须诵读《圣经》章节,一并祷告,每星期至少安排一节课用来学习《圣经》”[1]222。在这种氛围下,孙中山更加增进了对基督教的兴趣,对《圣经》中所含“平等”思想愈发认同,并有了皈依基督教的想法。但是,其兄孙眉得悉后,“因他仰慕基督之道,恐文皈依为之督责,令其回华”[1]47。

1883年7月底,孙中山返回老家广东省翠亨村,稍作停留后,便带着对基督教的热情去了香港,随后在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拔萃书室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学习。该校教师基本是英国人,英文讲授《圣经》也是重点课程。在这期间,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的牧师喜嘉理,因有共同的信仰,两人时常一起交流学习《圣经》,一同祷告,关系越来越密切。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进入香港中央书院学习,该校同样按照英国教会模式建立。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终于在1884年5月4日,他自愿接受喜嘉理牧师施洗,宣誓成为基督徒,取名“日新”。皈依之时,孙中山的宗教热情极为高涨,也多次协助牧师在香港、澳门等地传播福音,“甚至有过做传教士的想法”[3]225。事实上,孙中山对基督教的理解与认同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孙中山早年求学,接触到的基本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他被《圣经》中主张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思想所感染,并逐渐成长为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他开始思考中国现实政治,关心国计民生。令他深感遗憾的是,“不管为朝廷之事、为民众之事,乃至为地方之事,百姓皆无发言或监督之权。其本为民牧者,握有审判之权力,百姓深受冤苦,无处申诉。然官场一语同于法律,上下皆串通一气,有利则各中饱私囊,有害则各脱其职责。腐化之风已成常事,官以财成,政以贿成。”[1]50-51为什么外国能够政治开明,中国却极尽腐败?如何改变这样的境况?在他看来,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现代化的标志,这种文化正好可以拯救落后的中国。他曾回忆说:“忆余幼时,从学书塾,只识之无。不久至檀香山,从学西校,观其教法良善,远胜余乡。故每日暇,乃与本国同学诸人,相论衷曲,改良祖国,挽救同群之望,于是乎生。当时所想,必令我国民众皆免痛楚,皆享福后快者也。”[1]359孙中山要救民于水火,挽国于沦亡,他吸收基督教教义,内化于自身政治情怀。尤其在中法战争以后,他更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境遇必须改变,并逐渐坚定了革命信念。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曾坦言基督教在革命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知革命之真理者,多半由教会所得来。”[4]447“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文化,对孙中山救国救民思想产生了启蒙作用,他坚定的革命信念更源于《圣经》赋予的使命感。

此外,关于孙中山皈依基督教的原因还值得探究。一般来讲,十几岁的青少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但还不具备很强的判断能力。社会学家曾调查发现,“有些人皈依某宗教,当初并不一定因为该宗教有怎样经典的教义,往往是来自同辈无形的压力,大家一哄而起罢了。”[5]这个解释非常合乎孙中山的实际情况。“孙中山幼年在广东翠亨村属于弱势群体,常被有钱有势的同乡欺负,过着比较孤苦的生活。”[4]114当他进入教会学校时,则过上了平等且受人尊重的群体生活,他虽然没有看到基督教所谓的“上帝”,却切实感受到基督信徒的友善与关爱。面对身边同学和朋友纷纷受洗入教,他又怎么能拒绝基督教再过孤独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他坚定拒绝入教,那么,就极可能遭到周围人的排挤和歧视。这种从众心理,是孙中山皈依基督教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对基督教的批判与疏离

人在青少年时期信仰宗教,大多源自情感上的冲动,很少以理智去判断宗教思想。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理智的日益成熟,宗教热情往往就开始消减了。成年之后,孙中山读书越来越多,生活阅历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他的宗教思想也在不断升华。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圣经》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对教会也不再一味赞许。众所周知,基督教核心教义在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靠,从这一点来看,孙中山已经不是虔诚的信徒了。自投身革命后,他也疏远了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尤其当他看到西方传教士冷漠的一面时,更加表露出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被誉为神的默示,是亘古不易的真理,所有基督徒当以《圣经》为思想与活动的最高标准。值得注意的是,1887年10月,孙中山入读香港西医书院后,就对《圣经》产生了质疑,“觉得基督宗教的理论缺乏逻辑”[6]。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并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一时轰动学界。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又是医学院的必修课程。孙中山在校学习之余,“中夜燃灯诵读,最爱之书乃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之进化论”[7]。1896年,他在给翟理斯的信件中也指出:“于西学则喜好达尔文之道。”[1]48但是,作为基督教神学基础的《创世记》,第一章中即阐明“上帝创造万物以及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世记1章27节)[8]。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如何抉择?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就人的起源讲,《圣经》上说人类是上帝第六日创造的。近年来有持进化论的科学家认为,人是由极为简单的动物,逐渐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大猩猩,后进化成为人。科学与宗教争论重点,乃所见人类起源之差异。科学与宗教之争,直至今日还没有终止。”他在《建国方略》中又指出:“人类起初之时,实与禽兽无异,再历经几千万年之进化,而渐成人性。”[2]195-196那么,宗教与科学,哪个更可取?他又说:“科学理论,不盲从前人,对任何事物,必须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仔细观察,反复研究,方可定为知识。宗教的理论,重在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说什么话,无论是否准确,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拿宗教与科学相对比,固然是科学较优。”[9]316在这里,孙中山已经明确指出宗教信仰是一种迷信。

孙中山相信人类是进化来的。在他看来,《圣经》虽说是神的默示,但毕竟是人执笔写成的,既然是人写作,就少不了主观色彩,也就不能被视为亘古不易的真理。他认为基督教是《圣经》的产物,人类可以书写《圣经》,同样也可以修改《圣经》。当《圣经》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世界时,适当修改经文和教义就成了必要手段。孙中山认为:“如今宗教了解专服从古人经传之不合理之地方颇多,便有提倡修改新旧约的,推广约中的文字范围,以弥补古人言语之不足。”[13]3161918年,孙中山对孙科讲:“汝近日与《宗教破产》一书,堪称经典。父读Dr. White’sWarofScienceandTheology之后,此书堪为超绝也,其学问深度,比White氏有过之而无不及。”[10]489该书作者麦勃奎原是一位天主教徒,他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来则持反基督教观点。孙中山赞扬《宗教破产》一书,说明他也放弃了宗教信仰。

《圣经》教导“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章1节)[11]“祷告”是基督教徒的日常活动,被认为可以拉近人与神的距离。孙中山自投身革命后,基本抛弃了这个习惯。不能否认,《伦敦被难记》中确有关于孙中山在困境中一意祈祷的记载,并称:“祷告之诚,果上达于天也;以是而予知上帝,固默加呵护者也。”[5]64事实上,《伦敦被难记》的真实性还需要考证,黄宇和先生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文中,已经证实该原著作者并非孙中山,而是他的老师康德黎。当《伦敦被难记》行将出版之时,孙中山接受记者采访,他居然不知送到了哪个出版社,甚至不知道书名。既然两人在事先没有亲密交流,那么,康德黎又怎么清楚孙中山在困境中虔诚祷告呢?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冯自由也说:“余与总理在日本及美洲共事已多年,除借基督教堂演说革命以外,未见其至教堂一步。”[12]可以肯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会长期不做礼拜,无论他的工作有多么忙。

孙中山疏离基督教也离不开情感上的刺激,其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重要角色。1895年广州起义前后,孙中山试图联络教会得到外援。然而,当喜嘉理牧师了解情况后,不但没有赞同,反而将孙中山逐出了教会。逐出教会,是对言行极为恶劣的教徒才实施的惩罚。试想,一个为自己施洗的牧师,将自己赶出了教会,这无疑是莫大的耻辱。此前,孙中山因基督徒的友善而亲近教会;此后,则因基督徒的漠视愈发疏离教会。实际上,大部分基督徒政治主张是比较温和的,少有人主张激进革命,《圣经·罗马书》中就指出:“人人当顺服掌权者。”(《罗马书》13章1节)[11]传教士对孙中山的评价也逐渐由肯定转向否定,尤其在“二次革命”之后,他毅然反袁,传教士普遍视他为中国和平与稳定的潜在破坏者,其言行也被认为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构成阻碍[13]。在传教士看来,孙中山毅然决然地制造革命活动,违背基督教核心精神。天津差会传教士查尔斯·F.约翰逊说:“孙中山仿佛脱掉外套一样抛弃了基督宗教的色彩。”[14]传教士变得与他形同陌路,不仅是婚姻观念和宗教生活上存在分歧,更多的是孙中山不断增长的革命激进主义。

孙中山坚定的革命信念不会动摇,他提出的民族主义不仅反满,同样有着反帝的要求。在评论义和团运动时,他批评列强通过宗教掠夺中国。“他们不仅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掠夺中国的物质,而且利用宗教攻击中国人的精神。许多神父、牧师,依靠本国政府支持,庇护信徒,干涉司法,压迫本宗教以外的民众,无所不作;被其伤者,忍心悲痛。”[15]532显然,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犯下的错误,并能够持批判的观点评价基督教。1922年春,孙中山就当时声势颇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发表谈话时指出:“教会在目前政策下,确有蒙蔽青年及被帝国主义势力利用之可能。……然余亦反对反基督之言论。”[15]266诚然,孙中山不满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治的漠视,但对基督教仍有敬重之情。

三、对基督教的发挥与利用

孙中山的宗教观是不断升华的,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对基督教也有了更深入的解读。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达到了“非谈革命便无以为欢”[12]229的程度。他追求的已经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基督教为革命政治产生的实用价值。他坦言“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16]。孙中山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同时,他的策略也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凡有利于革命的事物,都要拿来为我所用。作为置身政治风云的革命者,孙中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没有什么比善变更能表现他特有的作风。”[17]在宗教与现实之间,他对基督教的解读越来越服务于自己的革命事业。

清朝末年,为了鼓动革命,孙中山试图将耶稣塑造成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并肯定他的领袖地位。孙中山与身边朋友讨论时曾说:“耶稣之愿望为舍己救人,革命之愿望为舍己救国,其甘愿牺牲自己,为造民众福利之精神,实属一致。”[18]他赞扬耶稣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教化,但不认为他创立了宗教,更不相信他有什么神力。孙中山也说过,他不信服神化了的上帝,仅尊崇作为革命家的耶稣。他还说:“我不是教会的基督徒,但我是耶稣的基督徒,耶稣是个革命家。”[19]自投身革命起,他就不断以耶稣事迹警醒自己。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更加肯定耶稣为革命者的身份,说:“耶稣传教的时候,他的门徒以为他在革命,便把耶稣视为革命的首领,因此,时人称他为犹太人之王……耶稣的革命,属于宗教革命,所以称其国为天国。故自耶稣之后,犹太人的国即便灭亡,犹太的民族依旧还在。耶稣传教,或有政治革命意义也可未知。”[20]214当然,每个人都有解读《圣经》的权力,但是,孙中山在此显然偏离了教义。其实,这无疑是为自己的革命活动制造舆论。试想,既然耶稣是革命者,孙中山作为耶稣的门徒,就要传承他的革命精神,那么,他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很正常了。为什么孙中山能够领导国民革命数十年,历经千难万险又矢志不渝,正是被《圣经》中崇尚平等、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所影响。

《圣经》教导信徒做谦卑的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你们年幼的,也要顺从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应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不喜悦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章5节)[11]类似的话语在经文中反复出现,然而,孙中山却俨然以一副救世主姿态站在众人之中,骄傲大过谦卑,他的著作也是教训人的言语居多。就连他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也说:“孙先生的态度未免有这样的意味,其他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英雄,只有服从我的主义才是对的。”[21]据记载,一次他“读至摩西带领以色列众人走出埃及到了迦南地,顿时眉开眼笑,拍案叫绝,我孙逸仙怎不可令汉民族摆脱鞑虏而重建新国?”[22]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约书亚,带领本民族会众战胜异族的剥削与压制,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做同样的事呢?他晚年还引用这段故事去激励其他教友。孙中山“自命为汉人的摩西”[23],自比先知。言外之意,他在向人宣示,自己将有能力带领国民摆脱清廷和列强压迫,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主张政教要分离,但也认识到宗教对政治的积极作用。无论在革命之时,还是在建设时期,国家政治均离不开宗教活动的辅助。他虽是基督徒,但对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保持着颇为开放的态度。他说:“政治与宗教有紧密联系,国家政治之开展,须依宗教以补其不足,盖宗教重在道德教化也。兄弟希冀大众以宗教之道德,以补其政治之不及。”[7]447宗教提倡团结,就可以增进国民的爱国热情。孙中山还说:“革命与宗教无甚联系,然外国人来华宣教,颇能提升道德观念,令吾人具有纯洁之爱国心。之后同胞当竭力缔造良善政府,则民教相安,中外感情融洽,世界于此永保太平。”[15]55他对宗教的积极作用抱有很高期望,尤其对基督教的道德教化颇为重视,相信以其平等、互助的价值理念可以协助国家政治。正如他在一次会议上所说:“传播基督之教义,同担国家之责任,使政治与宗教,同达协调之关系。”[4]361

此外,孙中山还利用基督教活动场所和组织模式进行革命。在起义之初,利用基督徒的便利身份,“他常常以教堂为革命据点”[24]。在革命过程中,他尽可能地影响到了身边的朋友,也得到一些基督徒的热切帮助,如区凤墀、尹文楷等人。从革命组织的运作和仪式上,也依稀可见基督教的影子。冯自由曾指出:“总理自主张革命来,所建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组织,其誓言均带有当天发誓样式,乃一种宗教宣誓的模式,盖从基督宗教施洗之礼变换而来者矣。”[16]12孙中山领导革命,其内容和形式均与基督教密切相关。

四、结语

孙中山的基督教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少年之时,出于情感因素,他深受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所影响,对基督教产生敬慕之情,自愿受洗,甚至有过做传教士的想法。同时,他逐渐将基督教教义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基督教文明是解救落后中国的一剂良药。但在成年之后,孙中山学会以理智去思考问题,宗教热情也就慢慢消退了。他开始质疑《圣经》中的话语,连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也随之放弃了。尤其当西方传教士漠视中国民主政治时,孙中山更加表露出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

晚年孙中山将极大热情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伴随着知识和阅历的不断丰富,他对基督教越来越持实用主义态度。通过对比中西文化,他认识到基督教产生的实用价值,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孙中山还希望借助基督教重视宣传的长处,改变国民党组织上一盘散沙似的弊病。1923年12月30日,他在广州对国民党员讲:“基督徒善于宣传,传教的人为主义奋斗。”[9]567准确地讲,孙中山所推崇的“耶稣”已经不是神话了的“圣子”,他不相信存在超自然界的神,他眼中的耶稣只是普通人,一个具有革命奉献精神的普通人。宋庆龄晚年回忆:“孙文曾明确对我说,他一直就不相信什么上帝,也不信任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被误导了。”[]孙中山对现实政治的追求要重于对宗教的信仰,但不能否认,他一生受益于基督教,革命活动也得到一些基督徒的帮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病重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对汉口的美国主教派传教士Rt. Rev. Logan R. Roots 说:“请转告世人,我至死都是基督徒。”根据调查,美国主教派教会源于世界性组织圣公会,圣公会则源自英国。自1924年商团军事件之后,孙中山与英国当局关系日趋紧张。他对美国主教派在汉口的主教受此遗嘱,是希望通过基督教争取英国对国民党革命事业的理解与同情,因为当时英国很多政要是圣公会基督徒。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数十载,直至临终也与基督教保持着密切联系。

注释:

(1)如:黄宇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薄建娜:《孙中山毕生信奉基督教的原因探析》,《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朱云志:《孙中山的宗教信仰特色》,《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6期;刘家峰,王淼:《革命的耶稣:非基背景下教会人士对孙中山的形象建构》,《浙江学刊》2011年5期;陈才俊:《基督宗教与孙中山之“自由、平等、博爱”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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