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英语:文明的碰撞

2018-03-19 22:10
长春大学学报 2018年9期
关键词:海洋文明国家

熊 霄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079;伍伦贡大学 法律人文艺术学院,澳大利亚 伍伦贡 2500)

15世纪之前,中国与欧洲的交流主要依靠陆上丝绸之路。但由于沿途自然与政治环境的影响,陆路交流的时效较低、规模较小,未能使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一直重陆轻海;近年,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海洋,中国也逐渐成为陆海并重的国家。与欧洲文明发生大规模的接触。随着15世纪世界大航海的兴起,沿海的西欧诸国凭借坚船利炮逐步登陆中国东南沿海,并沿长江向内陆地区渗透,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华文明与西欧文明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大范围的碰撞*“碰撞”包括交流与对抗。。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逐步向外转型,同时引进国外的科技与文化。在这种“引进来”的背景下,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与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英语再次在中国本土发生碰撞。如果说,中国近代的开放和文明的碰撞是被动的,那么,中国当代的开放和文明的碰撞则是主动的。当代中国政府部门和民众对英语教育投入较大,这反映了中国这一古老的大国积极融入世界的心态,但效果却不太好。本文将从文明的碰撞探究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1 海洋文明

文明的多种定义都基本认可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总和,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1]诚然,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之间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是不同民族根据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这两种文明此消彼长,并非沿海国家一定有较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既然被称为“海洋文明”,就应是世界多数国家发展的主流方向——走向海洋。欧洲国家在近现代向世界展示了其通过走向海洋而获得的繁荣与富有,也给原殖民地人民造成了伤害,但这并不仅是欧洲的成就,而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走在追求民与国共同富强的道路上,为了实现既是全人类都认可的也是海洋文明的应有之义——自由、平等、包容、博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大陆文明,而是顺应数百年来形成的以海路为主的世界贸易、交往形式,同时重新开发、振兴陆路贸易。

欧洲国家走向海洋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其根源在于欧洲国家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他们无法从其有限的国土上获取足够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英格兰位于大不列颠岛东南部,西部为威尔士山地,北部为苏格兰高原。荷兰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端的尼德兰低洼地区。西班牙与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该半岛60%的土地为平均海拔600米的梅塞塔高原。由此可见,最先走向海洋的欧洲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其国土平原面积较小,不能供给足够的耕地,他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走向海洋。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国家为了寻求更多的海外市场与原料产地,需要借助海路运输才能达到目的。正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航海业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全球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更意味着生产资料来源国的扩大化、多元化以及产品市场的全球化。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不同国家都认可的统一的商业规则应运而生,重合约的“契约精神”在自由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变幻莫测的海洋人,人类唯一能依靠的只有相对海洋来说非常渺小的舰船(军舰或商船),那些能够乘风破浪到达彼岸的船队与船员必须具备强烈的冒险和进取精神。船队从一个国家/民族到达另一个国家/民族,这些异族的船员能接触到不同的族群并感受到多元的文化。

在世界海路被开发之前,文明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陆路,如中国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那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以长安(西安)为中心的内陆地区,中国与欧洲的往来主要依赖由长安出发向西延伸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从当时中国西部边疆要塞(嘉峪关、玉门关等)以及西域诸国(楼兰、精绝等)的繁荣可见一斑。但陆路交流的繁荣并非意味着完全没有海路的交流。“当我国丝绸产量有了一定富裕和具备交通条件时,就以两种运输方式输向域外。先以陆路为主,水运为次。……按其所经道路,后人便美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向海外国家或民族通过海路输送丝绸,有正史可查的已有两千多年。”[2]自春秋战国始,中国就已通过海路与外域交流。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海运以东南沿海的百越人为主,还有“唐代以后陆续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移民”[3]10。中国东部与南部以武夷山系与南岭为主构成的丘陵地区阻碍了沿海地区与中原的交流,加之气候湿热,被中原王朝视为瘴气弥漫、不习王化的蛮夷之地,亦即被边缘化的地区。即使该地区的族群远渡重洋带回异域文明的元素,也不可能受到尊王攘夷的中原王朝的重视。“明朝前期的海禁和朝贡贸易基本上扼杀了宋元时期的海洋意识和民间的海外拓展,虽然永乐到宣德初年的郑和七下西洋规模世界无二,但却非海洋意识的逻辑发展,而是大陆意识在海洋舞台上的展示……”[3]14。“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大陆东海岸,但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建立殖民地,可见如此“壮举”并非为了开疆拓土与扩大自由贸易的市场,而是为了宣扬中国尊为世界中心的国威以令各国(部落)臣服并接纳或赠与贡品。15世纪欧洲国家航海业兴起,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方式逐渐由陆路转向更为便捷、运力更大的海路,曾经繁荣的西域边塞关隘逐渐凋敝,西域诸国也逐渐堙没在历史的沙尘里。15世纪至19世纪,欧洲诸国凭借强大的航海实力登陆非洲与美洲大陆并将其大部分地区变为殖民地,并逐步登陆亚洲将其部分地区变为殖民地,中国的澳门与香港就是这样被占领的。此外,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打开中国东部与南部的重要海港与内河港口。

无论如何定义海洋文明,就当代欧洲而言,濒临大西洋的西欧比内陆的东欧更繁荣。就当代亚洲而言,环太平洋地区比中亚内陆地区更繁荣。就当代中国而言,尽管欧洲各国在18、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是不道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被迫开埠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内河港口比中西部内陆地区更繁荣。简言之,海洋文明的主要特点为:重商意识、冒险和进取精神、开放性和多元性[3]9-10。

2 中国文明

近代中国的衰落,实质是大陆文明在与海洋文明的碰撞中处于劣势的体现。中国文明指“以在内陆(通常为大河流域)谋生为主导方式而孕育或发展而来的文明”[3]9。起源于黄河与长江的中国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以土地为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历代中原王朝一直都视守土为重(如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王朝),原因之一是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的最大威胁。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他们不能从自然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料,不得不向外掠取。而中原王朝的传统疆域一直以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东南部为中心(后来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平均海拔较低,地势相对平坦。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形成居高临下的态势,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具有快速移动能力,能对中原王朝突然袭击。为了巩固统治,自战国时期和秦朝开始,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经营北方疆界,修建并不断加固长城。当时海路不发达,中原王朝几乎不用担忧来自东南海上的袭扰,不重视海疆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因此,明朝之前的中原王朝只要能成功抵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就基本上能专注于国内的治理了,即“大海是农业文明的边缘,也就构成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王权实施统治的界限”[4]。

自明朝始,逐渐有来自西欧国家的商船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展贸易,同一时期来自日本的倭寇也屡犯东南沿海。在此背景下,明朝的执政者并未采取积极走向海洋的策略。相反,“一方面对内加强海禁政策,执行‘片板不许入海’,另一方面对海外诸国来朝设立市舶提举司,在制度上对朝贡贸易给予保证”[5]。显然,海禁政策在大航海时代里是一种倒退,使中国错过了走向海洋与开放发展的时机。中国在全球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全世界扩张的时代大背景下闭关锁国,逆世界潮流而动,为中国在19世纪中叶与西欧列强的碰撞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结合中国的地理特点,可以得出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历代中原王朝一直视东南沿海为蛮夷之地,“入主中原”是实现稳固执政的关键,在经营方式上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历史上的重要城市长安(西安)、洛阳、汴梁(开封)等都远离海洋。中国人整体性格内敛,重守土。而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自稳性,其核心是受儒家的“仁、义、理、智、信”的价值观、“长幼有序”的尊卑观和“华夷之辨”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这些是国家/民族集体意识里的烙印,确保了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族群能被凝聚在一起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也使得中国周边的国家/民族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文化圈。

3 文明碰撞下的语言

尽管中国有约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但历代中原王朝的执政者并未真正重视海洋。当西欧国家的舰船抵近中国东南沿海时,中原王朝并没有作好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准备。西欧国家位于沿海地区或本就是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一些国家的祖先为北欧游牧民族(如英国人的祖先为北欧强悍的日耳曼人),游牧民族的侵略性极强、受资源与利益的驱使,他们具有征服海洋的毅力与雄心,三者结合形成强大的征服欲望。一种文明的兴起一般需向外扩张并与其他文明发生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入侵与抵抗的战争也难以避免。政治以经济为基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换言之,战争的实质是改变双方经济利益分配的格局。“英国的对华贸易开始于1637年”[6],从那之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的200年间,中国向英国出口丝绸、茶叶、瓷器等始终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世界范围内的白银大多流向中国。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欧国家为了改变长期的贸易逆差,同时为其大量商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这两次战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失败和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更重要的是英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对中国贸易的逆差格局,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白银的流向,奠定了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强势文明的地位。自此以后,中国周边一些曾经臣服于中国的东南亚国家或部落,逐渐成为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逐渐没落的弱势文明在与新兴的强势文明角力中渐显颓势的结果。一边是逐步走向衰落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相对封闭却较为稳固的中国文明,一边是具有强大征服欲的欧洲海洋文明,两种力量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碰撞。满清政府虽在军事上失败,但其稳固的文明仍难以被征服与同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若两种文化差异较大,则其各自的语言也很难互相融合。中国在近代曾被迫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革开放主动地融入世界也只有40年,英语(或其他西欧国家的语言)都不曾也不可能彻底消解汉语。相反,强势的英语入侵激发了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安全意识。而东南亚国家,多为岛国或半岛,战略纵深小,没有稳固的文明。当强势的欧洲海洋文明汹涌而至的时候,只能被征服与同化。所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官方语言之一或通行语言为英语。

个体用异族语言说写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或许不难,但若要求个体甚至全体中国人不间断说、写异族语言并习得异族语言的思维方式,则并非容易做到。我们的母语汉语代表较稳固的中国文明,汉文化深深植根于每位中国人的意识里。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以汉语为身份标识的中国人不间断用英语表达思想是根本不可能的。语言是国家/民族身份的标识,一旦这种标识被消解,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存之根则被打破,也不能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

英语是语言学科的一个分支。根据正态分布理论,每一学科的学习者中优秀者(90分以上/百分制)只是且只能是少数,多数学习者处于中等水平(70-89分/百分制)。对英语的学习也遵循这一规律。在中国人中能学好英语的只能是少数具有语言天赋的人。在当代中国,英语教育占用了比其他学科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是当代世界英语文化霸权的体现,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不尊重母语和母语思维,放松对母语教学规范的重视,轻视对国家公共语言使用的管理,任意让‘优雅的汉语’弱化成‘疯狂的汉语’,有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产生威胁,给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毁灭性的灾害。”[7]所以,把英语作为当前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优势语言是不合适的,对英语的学习与研究应回归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即少数英语专业人士精通英语,而大多数人可根据自身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的需要选修英语。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文化自信逐渐显现,有形(制造业)和无形(文化、思想等)的产品逐渐由“引进来”转型为“走出去”,这既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到外国经商、旅游、学习,将汉语和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也表现在中国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向外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等。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在今后的若干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和经济结构转型,文化“走出去”战略会全面扩展与深化,英语在中国教育体系中会逐渐回归到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研究者,应当以“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心态常思忧患,方能在大时代的变革中从容不迫地面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4 结语

近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大规模碰撞,起源于欧洲国家海洋文明对其他国家殖民的结果,给殖民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止或改变了世界多地的文明进程。因此,对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文明,这种碰撞是被动的。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汹涌到来的强势海洋文明,加速了世界各地的融合以及欧美与本土文明,也提高了本土文化的安全意识。本土文明越稳固,安全意识就越强烈,与经济社会发展海洋文明的碰撞就越激烈,彼此的人民学习并习惯使用对方的语言就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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