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营12年
——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

熊蕾/口述 李菁/整理

“闲棋冷子”

小时候，爸爸在我眼里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第一次我对爸爸的身份有点“特殊”的感觉，还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妈妈把我带到了钓鱼台宾馆蹭了一顿饭。

饭后，爸爸和几个叔叔伯伯玩牌、打麻将，妈妈和几位阿姨在理发室做头发，我被他们安排到礼堂看演出。还记得那天我东张西望，没想到一下子看到了观众中坐着周恩来总理。我赶紧跑到理发室，兴奋地向妈妈报告这个消息，接着又回去看戏。就这样跑来跑去后，在礼堂外边的大厅里，正巧见到出来休息的周总理。周总理微笑着和我寒暄。当他问我“你爸爸是谁”时，我愣头愣脑地回答：“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接上了：“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很是惊讶，搞不懂周总理这个大人物怎么会认识我爸爸。

谜底是几年后揭开的。上中学的时候，父母被派驻国外。有一年暑假，一位伯伯带着我和哥哥跟他一家到北戴河玩。他上大学的女儿闲下来喜欢给我们讲故事。有一天讲着讲着就讲到了胡宗南攻打延安的历史——那个大姐姐讲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她讲毛泽东转战陕北，胡宗南身边有我们的共产党员。最后她突然转过脸对我说：“这几个共产党员就是申健和陈忠经，还有一个是熊向晖！”我听了大吃一惊：“哟，申健是我姑父啊！啊，还有我爸？！”

1936年9月，17岁的父亲考上清华大学。入校3个月后，父亲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父亲本想去延安，可一位地下党同学告诉他：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身份，去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那时身为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刚打完淞沪战役，名声甚响。胡宗南本人很重视青年学生，加之部队损失很大，所以他对战地服务团非常重视。

我想父亲能被胡宗南看中，也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父亲发现，胡宗南有一个问题逢人必问：“你为什么到本军来？”大家的回答基本上千篇一律，所以当胡宗南问到父亲同样的问题时，他故意回答“来革命”，让自己显得“有些奇怪”。这果然给胡宗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父亲后来才知道，在胡宗南身边安插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其实是周恩来的想法。时为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董必武曾对父亲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

“不闲不冷”

父亲被胡宗南送到他主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即将毕业时，胡宗南对之前被指派上来讲话的两位学生不满意，专程指定我父亲代表毕业生上台致辞。典礼一结束，胡宗南找父亲谈话，说自己需要一位“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在他眼里，父亲显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久，父亲就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跟随胡宗南工作的前两年，父亲主要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势态。那时候，胡宗南也很注重延安的动态，他让父亲订了一批延安的报纸，有重要内容摘给他看。

有一次父亲陪着胡宗南出行，借宿于秦岭的一个小山村，他主动要求在外面担任警卫。胡宗南在回去的路上偶然得知父亲一夜未睡为他担任警戒后，回西安后不久便很快将他破格提升为上尉，从此更信任有加。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再度紧张，而中共对胡宗南不再抱有希望。这样一来，父亲的任务也变得非常明确，那就是搞情报。此时，他已经是“不闲不冷”了。

特殊“大礼”

1947年1月，父亲与母亲在南京举行了婚礼。我的母亲谌筱华当时是同济大学的学生。她和我的六姑妈熊汇慈是中学、大学时的同学。因为父亲的身份特殊，很多年来他都不愿意涉及感情问题。家里人都操心他的婚事，可是他又不能向家人公开他的身份，只好说：要找一个家庭和社会关系简单、谈得来的姑娘。我的姑姑觉得她的这位同学很符合他的要求。

父亲见了后，也觉得妈妈比较可靠。最神奇的是，他和妈妈见第二次面时，就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他说：“我说清楚，如果你同意，我们就谈下去；如果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不会出卖我。你可以考虑考虑。”这是父亲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他的身份。没想到我妈妈更干脆：“不用考虑，我愿意。”因为恋爱没有汇报，父亲后来还为此受到批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没错。

为了让我外婆满意，父亲邀请蒋经国为他们证婚。父亲在1942年的时候曾陪同蒋经国和蒋纬国视察西北，朝夕相处了整整3个月。因为有这一段交情，所以蒋经国不但欣然应允出任证婚人，而且提出婚礼在以黄埔军人为主的“励志社”举行，费用由他承担。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告诉我父亲：准备保荐他去美国留学。1946年11月，胡宗南在西安为父亲饯行，希望他早点获得学位。离开西安时，父亲还暗自思忖：自己的“特殊任务”自此告一段落。谁都没有料到，没过多久，胡宗南又特地把他找了回去，而这一次，送了他一份极为特殊的“大礼”。

父亲本来计划在婚礼后就乘船赴美，可是能买到的最早一班船票也是1947年3月。3月1日，一个自称是保密局的人告诉父亲：早晨收到毛人凤密电，让他迅速安排熊向晖在第二天下午18点前到南京见胡宗南。胡宗南一见到父亲就告诉他说：“马上要攻打延安，所以你推迟3个月再走。”原来2月28日当天，蒋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要他在3月10日那天进攻延安。

之后，胡给了父亲一个文件包，里面是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另一份是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当晚，父亲就将情报送给了王石坚。而王通过秘密电台，将情报发到延安。

相逢一笑

我曾以为，父亲“国军”方面的故旧在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后，必定会对他恨之入骨，再无交情可言。想不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父亲之前曾任胡宗南第一任机要秘书的程开椿老伯第一次从美国来大陆探亲，一定要见父亲。之后，程开椿每年都给父亲写信。

胡宗南当年的西安办事处主任张佛千老伯，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资格很老。1990年4月，去台多年的张佛千老伯第一次回大陆，一到北京就打电话给父亲，一定要见面。张老伯来我家时，我向这位随和的老人提出了憋在心中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张老伯说：“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我有些愕然，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先生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不过，张老伯倒是“耿耿于怀”一件事——胡宗南当年一共选了17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赴美学习，其中不少是受他重视的青年干部。有意思的是，除了父亲之外，另两位地下党员陈忠经和申健也在这份名单里。张老伯对父亲苦笑说：“你们忠于共产党，胡宗南送你们去美国读书；我忠于国民党，胡宗南却怀疑我是共产党。”

父亲的另一位“国军”挚友是孔令晟老伯。孔老伯原是北大化学系学生，“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与父亲同为黄埔15期的同学。与父亲的人生选择不一样，孔老伯则是铁杆国民党。到了台湾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侍卫队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台湾的警察总监。

两位老人于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重逢。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孔老伯后来每次来北京，必要见父亲，每次见面，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随着和那些“国军”老伯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