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教器无形

魏忠

公元738年，唐设奉化，“民皆乐于奉承土化”，从此便有了中国带“化”的地名。最后一个带“化”的县级以上地名是湖南怀化，1981年才被命名。如果将17个比较有影响的带“化”的地名按照时间顺序画一张地图，就会得到一段有趣的中原政权屯军的军区历史。可是，就拿浙江来说，虽然古越国早已不存在了，但“民皆乐于奉承土化”的浙江畲族仍然保留着祖先语言和生活方式，可谓“顽固不化”。

讲上面这段历史，并非和今天的主题无关，事实上第一个提出“信息化”这个词汇的，是一位名叫梅棹忠夫的日本民族学家，他通过研究世界和日本民族史，进而在1963年提出“信息化”（informatization），并撰写了一本最早研究信息产业的书——《论信息产业》。梅棹忠夫对信息化有一个定义绝对是来自文明的启示——“信息化是指通讯现代化、计算机化和行为合理化的总称”。与汉语类似，英语中信息化、文明等的词根的含义也具有“行为一致”的含义。文明（Civilization）含有城邦行为规范的含义，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由于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统治手段，不断征服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些“顽固不化”的“行为不合理”的民族与中原政权的缓冲区，就成了“行为合理化”的劳动模范，“化”的结果也很有趣，当初的统治工具和强势手段早已凝练成更为普遍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统一的中华文明反而以“土化的奉承”标签为荣：畲族的花轿、云南的民歌、西北的音乐、东北的秧歌和二人转、羌人的笛子，文明之后，能够成为标签的，恰恰不是标准化的“文明”，而是“土化”的能够适应文明普及后的个性。

控制论奠基人维纳说：“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与文明一样，信息是原始的原生变量，并不依赖技术工具而存在，如我说一句话，通过话筒传播到你的耳朵，话筒是工具，但是我说的话本身，一旦我说了，若技术允许，或许早已充满整个世界，并不因为话筒不在它就不在你身边。工具可以促进信息的发掘和利用，但是信息无处不在，就“弥漫在我们身边”，于是有一个词汇叫“全息”。正如通过战争中原王朝可以占领并加速文明的进程，然而剩下来的东西却并不是战争和管制等文明工具，而是行为规范，且个性的“土化”却是“无论西东”的文明区别的标签。那么，计算机、多媒体、网络、微课、无纸化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手段是工具的话，什么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后不变的“信息文明”呢？掌握和统一“信息文明”的行为规范后，什么又是不同信息个体真正存在的“标签”呢？

如果从教育的信息化角度来看，“信息文明”带来的是对传统教育“土化”的冲击，其“行为规范”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的“一致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离散连接、业务聚集、正和游戏。

离散连接：虽然量子力学被发现已经过百年，微观的“离散连接”应用到计算机行业也超过60年，然而人类的思维还是受到宏观的“机械连接”的巨大影响。随着信息化将地球的数十亿个个体和更多的物联网节点连接起来，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更加朝着容易理解的“量子态”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机械文明集中的授课、教育、节奏模式是特例，就像牛顿力学是微观世界组织成高度有序宏观结构后的一种特例一样，“信息文明”需要人们尤其是源自机械时代的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从心底认同离散连接，“离散并连接”才是社会组织的更加普遍的常态。从理念层的社群学习、去中心化、平等、自由、休闲，到技术层的区块链、社交网络、大数据、信誉计算，原本人们认为将大家连接在一起的是机械，而在新的“文明”的情况下发现将大家连接在一起的是作用力，是信息的作用力。离散是自然界的常态，而连接却是作为人的追求。离散连接后的教育，人们愿意为一种更加方便的连接付出十倍、百倍的成本，而这种成本在传统的学校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人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去学习更特殊的本领，愿意找到兴趣一致的人群一起做更小众的事情，每个学生要找到全世界最适合自己的老师，而更多的老师需要找到自己最擅长教授的学生。学校不会因为网络的普及而消失，却会因为没有定位而衰落。

业务聚集：1975年，《商业周刊》预测1980年美国社会将会进入“无纸化”社会，而事实上，在此后的32年间成为美国的办公用纸量历史上增加最快的年代。直到2007年，在智能手机大规模普及的同一年，美国办公用纸量达到顶峰并从此逐渐下降。屡次预测的失败来源于搞计算机的人对“纸业务”的预测失败：从事IT和白领人数的大规模提高大幅度地增加了纸的用量，直到智能手机及其方便的软件出现。总是有文章说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是教育情怀、教育理念，然而这些话跟没说一样，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后的教育，只有明确学生在哪儿，老师在哪儿，信息在哪儿，才能预测教育在哪儿。

“现代教育中心”是中国教育信息化出现20年左右时间后炙手可热的一个部门，似乎代表了先进的教育，然而今天的这个部门往往是学校、教育局最难处理的部门。后来“信息办”或者“信息中心”的出现又似乎向技术露出一丝曙光。客观地说，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信息化教育，如今绝大多数的大学教师如果离开多媒体，其授课效果会大打折扣，而离开了网络，中小学教师的备课也会广受影响。然而，技术带来的进步并不能掩盖技术标准化后“技术部门边缘化”的现状，原因在于，学校中的主体学生的聚集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随课堂而聚散，随中高考而聚散。而我们并没有针对或有能力改变这样聚散模式的信息化，这就是启示，“现代教育中心”还真是一个后勤部门，而一个后勤部门所推动的改革，失败居多与信息化难做是等价的。信息化教育需要忘掉自己，要深刻理解学校的业务模式并贴近骨子里的业务预期方能做好。

正和游戏：连续十多年，我作为指导老师，带领学生支教团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支教活动，从最早的上海大学生社会实践，到团市委青年志愿者，再到和光计划、“互联网+”计划，不少学生还因此获了奖、保了研。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个学生拿着包括我和市政府给的资助经费非常认真地联系到一所学校，结果一共20天的支教活动，在学校只呆了不到一天，其他时间是接受电视台采访、当地政府宴请、当地媒体采访及整理资料，第二年那个被支教的校长对我说，以后别来了，接待不了。這个学生后来因此保了研。后来，我们有一次平心静气的谈话，我告诉他，“你用政府和资助老师的资金及被资助学校的一场配合演出，换取了所谓的业绩及当地贫困地区政府的吃喝机会，而整体社会效益完全是负的”。第二年，和光计划的学生希望资助，我告诉他们“好的产品会说话”，于是诞生了他们的互联网支教模式。然而，目前的互联网支教模式似乎也是阶段产品，很热闹的千人课堂、万人课堂，依然还是靠有“政绩观”的互联网教师“走穴支教”。我在想，如果没有国家的示范支持，仅靠互联网教育的正向迭代作用，农村的学校真正能够受用吗？

在新的一轮学生的支教活动中，我给学生明确了目标：如果支教者没有从被支教者那里直接得到收益，且被支教者能够持续获得收益并不是离开家乡而是建设家乡，那么这样的信息化或者互联网教育才是成功的。

每年，国家有关部门会评审出“信息化教育示范项目”优秀奖，我总是拿着这些奖和这些学校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几乎毫无关系。信息化教育的奖几乎不是由教务部门主导评选的，而是信息化的技术工程师们在自说自话，这只会造成部门和行业的衰落。我自己也有几个公司每年几百个大学项目，发现真正信息化做得好、愿意做的，基本是好的学校、好的专业和贴近业务的真实需求，在专业选项上，一般来说医学、药学、护理、机械、材料、化工类的专业进行信息化建设成功率极高。分析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工业化程度高的信息化就有基础，专业话语权强的信息化就容易成功。如果说“信息化”示范项目从比较好的学科中和科研中再选择信息化具有特点的单位进行支持或者表彰，那么信息化就不会和业务形成两张皮。

“多用道，少用器，道通而器成；多用器，少用道，器通而道费”。人类文明的政府，运用强有力的组织可以冲毁毫无组织的“土民”，但是征服是一回事，归化又是另外一回事，真正归化后，剩下来的是什么，往往会让征服者始料不及。“信息是一种文明”到今天似乎不会有太多的疑义，然而掌握了信息文明的“教育土著”归化的结果却不是“信息技术器件”所能想到的东西。马云的淘宝、马化腾的微信都是信息化，好的产品会说话，但是人人掌握后，在淘宝上买什么、发什么却不是马云和马化腾能够左右的。与B2C和C2C不同的是，教育信息化有政府的参与，有学校的参与，有家长的参与，学生的话语权不受重视是由教育的特点所决定的，这就更需要教育信息化从业者、管理者、从教者更加贴近“教育之道”，而不是“技术之器”。

教育信息化分成几个层面：学习信息化，从2012年出现的在线教育热潮开始，互联网教育的产品越来越好，中国也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教育公司；管理信息化，智慧校园体现出的更多的是管理者的想象和管控，效果一直不好；教师信息化，教育真正的主体这点最弱，如何支持教师的活动，如备课、排课、排实验、成绩管理、师生管理、教室管理、实验室管理、办公室管理、科研管理等，这些几乎没有较成熟的模式和贴近的产品。然而，正如文明的主体是市民一樣，教育信息文明的主体是谁呢？我想第一是教师，第二是学生，其他逐渐退居后台。人的成长的结构化造就了教育的结构化，而在注定了学校教育的结构化的前提下，教育信息化之道应该是教师之道、学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