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内战后的政治和解措施及其影响

宋丽娟

1861-1865年间，美国因黑人奴隶制的存废之争而爆发内战，最终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联邦政府取得胜利，南部各蓄奴州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解体，建立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之上的奴隶主寡头政治因此被推翻。但战后美国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处置领导南部叛乱的政治军事人员和种植园奴隶主，如何对南部叛乱诸州进行政治改造等问题成为重建南方正面临且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美国南部重建时期主要分为“总统重建”(1865年4月-1867年3月)和“国会重建”(1867年3月-1877年)两个阶段，前期由林肯遇刺后继位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主导，以维护联邦和宪法权威为原则，为实现和解实行了宽大的重建纲领；后期由共和党激进派主导的国会领导，摒弃了约翰逊总统的温和重建措施，为保护内战的胜利果实、维护联邦统一和宪法尊严而实施了一系列相对严厉的重建措施。

一、战后政治和解措施分析

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主主动挑起内战，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理应为此付出代价，这是联邦政府乃至北部社会所有人的共识。但是如何处置这些叛乱分子，联邦政府内部各党派却各有主张。在总统重建时期，林肯总统与约翰逊总统为消除南北两地的隔阂、迅速恢复国家稳定，主张对南方叛乱分子实行宽大和解的政策。但这遭到了由共和党激进派所掌控的美国联邦国会的强烈抨击和反对，国会主张对南方叛乱分子实施严惩，彻底消除奴隶制种植园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保障内战成果。

(一)宽严相济地处置南部叛乱各州军政人员

对于美国内战负有最大责任的是内战期间南方各州成立的“美利坚联盟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下文以“南部邦联”代指)的行政、军事官员及各级议会议员，他们直接策划、领导了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叛乱行为，对内战及其产生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受到政治清算。

在总统重建时期，林肯总统与约翰逊总统奉行宽大和解的政策，对于参加叛乱的平民，只要宣誓效忠联邦宪法并承认废除奴隶制，就可以获得赦免，恢复其除奴隶外的一切财产权，约翰逊总统甚至“在容许大部分奴隶主参加选举的基础上，重建南部各州政府”[1]。但是对于负有重大责任的南部邦联政府军政官员，则予以相对严厉的处罚，剥夺其参加选举和担任公职的政治权利。

第一，剥夺南部邦联政府及叛乱各州民政官员的政治权利。早在1863年12月8日林肯总统就发表了《重建与大赦宣言》，宣布剥夺“已任或将任伪同盟政府的民政或外交官或代表者，已离开合众国司法岗位而助逆者，离开合众国国会而助逆者”的政治权利。[2]195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继续坚持这一政策，1865年5月约翰逊总统又宣布对“放弃联邦司法、军事、国会或民政职位而逃到南部参加叛乱的人，南部脱离联邦各州的州长”将不予赦免。[3]7-8

第二，剥夺参与叛乱的中高级军官的政治权利。南部邦联军队的高级军官作为南部邦联政府民政官员叛乱意志的执行者，同样难辞其咎。林肯总统规定剥夺下列军官的政治权利：“已任或将任该伪同盟政府的陆、海军军官，其军阶在陆军上校、海军上尉以上者；辞去合众国陆海军军职而后助逆者；以任何对待战俘的违法方式来处理可证明是曾以士兵、海员或任何其他身份服务于合众国的黑人或管理黑人的白人者”。[2]195约翰逊总统重申不予赦免“曾经虐待黑人战俘的军人、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军校的毕业生、在海上偷袭联邦船只的人以及年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并参加叛乱的人”。[3]7-8

第三，国会重建时期严厉消除南部叛乱军政人员的政治影响。剥夺叛乱分子的政治权利是总统重建时期的主要惩治手段，但约翰逊总统本着宽大和解的原则，将应该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南部叛乱分子的范围只限定在“邦联政府官员”和“任期内叛乱的联邦官员”这两类人，[4]而且在执行中又非常宽松，约翰逊总统非常慷慨地使用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特赦权，向他提出特赦申请的1.5万人中有1.35万人获得特赦。“罪魁祸首”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仅被关押两年就获得保释，被判处死刑的南部官员只有一位，还是因虐待联邦军队战俘而获罪。

总统重建时期的宽大政策让挑起内战的南方种植园奴隶主们逃脱了政治审判，并迅速重新控制了南方各州的州政府和南方白人社会。这种现象受到了共和党人所掌控的美国联邦国会的强烈抨击和反对。为保障内战成果，国会主张对叛乱分子实施严惩，彻底铲除南方统治阶级。南部重建的主导权转入美国国会手中。186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凡先前曾以国会议员，或合众国官员，或任何州议会议员，或任何州行政或司法官员的身份宣誓维护合众国宪法，后又对合众国作乱或反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帮助或鼓励，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担任合众国或任何州属下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但国会得以两院三分之二的票数取消此种限制”。[5]586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强化了对南方各州叛乱分子的惩罚力度。1867年国会通过的第一个重建方案又规定“剥夺一切叛乱分子的选举权和参政权”，[6]51扩大了惩处的范围，确保内战后的南方各州政权掌握在废奴派手中。

(二)消灭黑人奴隶制与维护种植园主的合理财产权双管齐下

南部的种植园奴隶主集团是发动内战、支持内战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战后如何消除种植园奴隶制而又不加深南北方之间的隔阂，同样是美国联邦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一，解放黑人奴隶。黑人奴隶不仅是种植园奴隶主的私人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工具，解放黑人奴隶将对种植园奴隶主集团形成“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于1861年、1862年先后通过了两个《没收法》，宣布“没收”和“解放”叛乱各州种植园奴隶主的黑人奴隶，1863年12月林肯总统发布《大赦与重建宣言》，宣布只要南部各州的普通叛乱分子宣誓效忠联邦，“遵守并忠诚的拥护总统在叛乱期间发布的所有有关奴隶宣言”，便予以特赦，并恢复除奴隶及第三者权利以外的财产。[7]约翰逊总统宣布“一切曾经直接、间接参加叛乱的种植园主，除极少数南部邦联的首恶以外”，只要举行忠诚宣誓即可获得除奴隶以外的财产。[8]

第二，承认种植园主的土地所有权以恢复发展经济。内战后期，随着联邦军队攻入南部各州，种植园奴隶主们为躲避战乱而四处逃亡，导致大量种植园处于荒芜状态。1865年3月联邦国会成立自由民管理局，没收种植园主们遗弃的土地以安置获得解放的黑人。[6]44共和党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强烈主张没收种植园主的土地并重新分配，但遭到温和派的反对。为恢复南方白人对联邦的忠诚，1865年约翰逊总统宣布归还获得特赦的种植园主们除奴隶以外的所有财产，其中便包括土地财产。此后大量种植园主纷纷还乡，要求发还由自由民局控制的土地。[9]243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国会重建时期。

由此看来，无论是总统重建还是国会重建，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虽然失去了奴隶以及奴隶主的身份，但保留了除黑人奴隶以外的所有财产，因而“他们在战后仍然拥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个人生活支配能力”。[10]他们改变经济生产方式，以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将获得解放的黑人重新束缚在种植园的土地上，这些原本的黑人奴隶变成了黑人工人，继续遭受种植园主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战后的美国南方，这些白人种植园主仍然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尖，支配着南部社会的大部分经济财富，继续成为统治力量。

(三)对南部各州进行政治改造

内战结束后，美国着力恢复联邦的统一局面，在南部各州建立拥护国家统一、维护黑人自由权利的民主政府，成为南方重建的重中之重。

约翰逊总统继承发展了林肯的战后重建政策，规定南部各州除撤销分离决议、废除奴隶制度外，还需要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取消邦联政府和各州的战争债务，才能恢复在联邦内的平等地位。1865年5月至7月约翰逊总统先后发布了重建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密西西比、德克萨斯、南卡罗莱纳、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州的命令，任命了临时州长，规定由各州举行过忠诚宣誓的选民选出参加本州立宪大会的代表，召开立宪大会重新制定州宪法、选举州议会和政府，并选出参加联邦国会的众、参两院议员。但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剥夺了被解放黑人的政治权利，使南部各州的政治权力被获得特赦的邦联分子窃取。到1865年12月第39届国会召开时，来自南方的联邦国会议员包括曾担任“南部邦联副总统”的史蒂文斯、6名“邦联政府内阁”官员、4名邦联军队的将军、5名上校。[8]328这种情况遭到了共和党激进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由于叛乱各州宣布脱离联邦，无疑已成为联邦体制之外的州，只有满足了国会提出的条件才能作为新州被重新接纳。美国联邦国会因此拒绝承认约翰逊总统重建南方各州政府的合法性，拒绝接纳这些州的代表进入国会。

1865年12月美国联邦国会成立“重建联席委员会”，从约翰逊总统手中接过南部重建的领导权。1867年3月联邦国会通过的第一个重建法案规定：将南部10州分为5个军区，实行军管，在合法政府建立前，由军区司令掌握行政与司法权；由不受种族、肤色和过去社会地位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各州制宪大会，以合众国宪法为依据制定或修改州宪法；各州根据新的州宪法产生州议会和州政府，在州议会批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州宪法获得联邦国会批准后，才能派代表出席联邦国会参众两院。[6]51随后通过的3个补充法案规定南方选民必须通过忠诚宣誓才能参加选民登记；选民登记官审查和确定选民资格。1869年2月联邦国会又提出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经是奴隶而剥夺人民的选举权，并将其列为南部各州重返联邦的条件之一。按照联邦国会重建方案的严格规定，直到1870年3月南部各州才恢复了在联邦中的平等地位，南部的政治重建工作宣告结束。

二、政治和解措施的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在南部重建时期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和解措施，消灭了黑人奴隶制度，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对美国南部乃至整个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有效愈合了战争创伤

内战给美国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内战期间总共62万名士兵战死(包括36万联邦军和26万邦联军)[9]221，几乎影响到当时美国社会的每一个家庭。战争对南部的破坏尤为严重，到1865年战争已经“摧毁了南部资产总值的三分之二，牲畜的五分之二，20岁到40岁白人男人的四分之一，一半以上的农业机械被毁坏，被破坏的铁路和工业无法计算”。[9]205-206内战结束后南方各州陷入无政府状态，散兵游勇四处劫掠，普通民众则颠沛流离，巨大落差使南方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都难以接受战败的现实，对联邦主义者、北方白人以及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充满了怨恨和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林肯和约翰逊两位总统实行相对宽大的重建政策，严格限制政治清算的范围，除惩治发动叛乱的首要分子外，宽恕、特赦大部分参与者，恢复种植园主们除黑人奴隶以外的所有财产，这既能避免因仇恨而产生的各种暴力行为，也能帮助南部各州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二)推动了南部各州的民主化进程

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对南部各州进行资本主义民主改造，特别是国会重建时期对州政府、州议会的建立以及州宪法的制定进行严格的限制，这促使南方各州将选民范围扩大至普通白人和黑人自由民，推动了南方各州的民主化进程。到1867年10月“登记的黑人选民达70多万人，白人选民为66余万人”，“有相当数量的黑人被选入制宪大会，参加建立州政权的工作”。[6]56在此基础上，由各州制宪大会制定的新州宪法都体现了联邦宪法第十四条、十五条修正案精神，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和参政权，有黑人代表参加的各州黑白人种混合政府纷纷成立，推动南部各州民主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三)强化了美国的国家统一

首先，联邦政府取得内战的胜利并主导南方各州的战后政治重建，确立了联邦主权至上和国家统一不容破坏的政治原则。美国1787年宪法确立了美国的联邦制度，但关于国家主权是属于联邦还是由各州保留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美国宪法限制联邦权力而保护州权，进而滋生了“州权至上论”，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佛逊便认为主权属于各州。这种“州权至上论”也为南方独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南部邦联政府的重要人物卡尔霍恩就认为：“人民虽然是美利坚联邦主权的最终拥有者，但人民主权是以州为单位的,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主权”，“宪法只是一个契约,它的签订是由拥有主权的州的统一而成，中央政府不过是各主权州的代理人”。[5]195

“州权至上论”以及美国南方各州的“分离”遭到了林肯总统的坚决反对和批判。林肯总统认为联邦主权远高于各州主权，不可分割，1787年宪法确定了联邦的不可分割性，“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就能合法地退出联邦”，南部叛乱诸州宣布脱离联邦是非法行为，它们仍处于联邦体制之内。[6]5自1860年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开始，林肯总统就在考虑如何处理南方叛乱州与联邦的关系，维护联邦统一自然是联邦政府参战的出发点，在战争结束后则要尽快重建叛乱各州的政治秩序，从行政上恢复联邦对南部各州的有效统治和管辖，实现国家统一。[11]内战以联邦政府的胜利结束，确立了联邦主权高于各州主权、联邦州无权退出联邦的政治原则，维护了美国的国家统一。

其次，美国内战消灭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消除了南北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消弭了导致国家分裂的经济基础。美国1787年宪法允许黑人奴隶制存在，保护了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经济基础。自此到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北方各州的自由雇佣劳动制与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并存，进而形成了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平分天下的局面，南北双方时常为争夺联邦政府的控制权而发生争执。内战摧毁了南方的黑人奴隶制度，再通过重建时期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和政治和解措施，在南方各州确立了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现了南北方社会制度的统一。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在美国南方重建结束后代表原来种植园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人重新掌握了南方各州政权，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剥夺自由黑人的选举权，通过支持“三K党”等恐怖组织迫害敢于反抗的黑人，但南方各州恢复黑人奴隶制、再次分离国家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这些重新掌权的南部民主党人是新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新型种植园主的代表，“和旧的种植园主的政权仅有一种名义上的联系”，[12]南部地区不再是奴隶主的天下，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利坚合众国”不再是一个复数名词。[13]美国的国家统一已经牢牢的扎根在坚实的政治基础之上。

三、结语

“和解”意味着平息纷争、促进团结。美国南部重建时期所推行的各项政治和解措施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妥协机制在内战结束后重新发挥作用的结果。内战虽然摧毁了黑人奴隶制，但是由于奴隶制在美国领土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早已根深蒂固，对黑人的歧视和种族主义观念一时半会难以消除。美国联邦政府依靠内战的“暴力”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在战后重建时期依靠相对宽大的政治和解措施降低南部各州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敌视、抵触情绪，相对平和地在南方各州完成了政治重建和社会改造，南方各州以全新的面貌再次融入联邦。美国也不再处于半自由、半奴隶的状态，成为一个崭新的整体。这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得以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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