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的“夔州时期”与巴蜀山河
——评《“狂夫”杜甫》

（重庆社会科学院改革杂志社，重庆 400031）

杜甫，字子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其创作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杜甫颠沛流离之一生中，曾被迫离开成都，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到达夔州（奉节）。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430多首，占现存作品的30%。

《“狂夫”杜甫》是著名文史研究学者蓝锡麟为纪念一代诗圣杜甫旅居夔州1250周年而作，共十三章，均以杜甫诗句为载体和依托，分别阐释论述了杜甫其人、杜甫的游侠经历，凌云壮志、才华自矜、时事激愤、生存牢骚、诗酒任性、侠骨恩义、至性亲情、命运反讽、诗美登极，以及李白之“狂”与杜甫之“狂”的比较。

全书共引杜甫诗歌约500首，2000频次，其中重点篇目《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被引频次最高。著名诗句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尤为明显。

此外，一些相对“冷门”的诗歌，如《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也在引用之列，表明了本书的研究性、学术性特点。《“狂夫”杜甫》以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为研究对象，证明夔州时期为杜甫创作的高峰期，将之与巴蜀区域文化关照，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选题之新独：以“狂”为诗圣及诗史作注

杜甫及杜诗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高地，自元稹“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始，杜甫及杜诗研究是延续千年的显学。所谓文人相轻，但能够得到元稹、白居易、韩愈、王维、张籍等留名青史的诗人一致追崇，又在两宋形成“千家注杜”的气象并对两宋诗风产生重要影响，在清代产生大量笺注、诠解版本，足以证明杜甫的诗歌成就。

杜甫研究在今天也没有“消热”，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章产出，既有专家前辈，也有青年后学，相关话题常说常新。《“狂夫”杜甫》不追求包罗广泛或体大而思精，而是捕捉到杜甫人格及诗风中流露出来的重要特色——“狂”，以点带面，全面梳理杜甫生平，尤其是其创作生平，从少年游学齐赵始，到客死湖湘终，在整体把握杜甫的创作背景和整个人生境遇，通过对夔州时期诗歌的细致解读，挖掘杜诗中流露出的“狂”，揭示出“狂”乃杜甫的关键人格特征，更乃杜诗之思想精华。

《“狂夫”杜甫》立足一个“狂”字，乃是因为杜诗中，直写“狂”人格的句子颇多。作于夔州时期的《壮游》曰：“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意即自己年少轻狂，游侠十年，遍走吴越、齐赵、梁宋诸地，养成了自负豁达的狂直性格。《壮游》带有自传回忆性质，如果这是杜甫自我鉴定“少即狂”性格的依据，则作于成都草堂的《狂夫》可说直接自命“狂夫”的身份，且“老更狂”：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此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曰“漫卷诗书喜欲狂”，《赠李白》曰“痛饮狂歌空度日”，《乐游园歌》曰“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官定后戏赠》曰“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等等，这些直接带“狂”字的诗句尚不胜枚举，间接写“狂”的则更甚。

杜甫之“狂”，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信念之狂：奉孺守官却求而不得，仍心怀苍生、布衣论政

杜甫身出官宦之家，其祖父杜审言、父杜闲皆为官，远祖杜预为西晋当阳侯。杜甫生平最大的壮志在于为官。《“狂夫”杜甫》第二章指出，《望岳》是杜甫平生第一狂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是其狂妄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他毕其一生始终崇尚坚守的人生价值即在于治国平天下。在《进雕赋表》中，杜甫表明了自己的功业自期：“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困顿长安十年，流落巴蜀十年，为官之路艰辛坎坷，受尽挫折，却始终达观幽默，不改初心。《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曰：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抱负，也是他的远大理想。他的自我期许，不是成为诗人，而是成为治国平天下的贤良能臣。“奉儒守官”是他尊崇的儒家思想所指引的君子之道，也是祖上为官的家教家风。

蓝锡麟认为：杜甫虽一生未曾在功业上有所建树，但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自期化作了自为，不在其位，也谋其政。《兵车行》等便是其布衣论政的先例。即便到了晚年明知此生不可能再有所作为，生活上也失去严武庇护（“厚禄故人书断绝”），仍不改“狂夫”之自我定位，直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充满了对未遂大志的不甘，但又不沉浸在萎靡和消沉中，“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即为其晚年的精神动力。

（二）创作之狂：巴蜀山河对杜甫晚年创作巅峰的孕育及激发

虽然为官才是杜甫的主要人生追求，但杜甫也坦言作诗是其家传，“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都在炫耀身为“文章四友”之一的祖父杜审言，反映出传承和弘扬诗学家风的自觉和自期。又言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对自我的诗才极为看重。

《“狂夫”杜甫》第十二章论证了杜甫“夔州诗”完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集大成。杜甫入蜀五年多，创作数量相当于既往二十四年的总和，因而“草堂诗”奠定了杜甫诗歌在中华传统诗学中集大成的历史地位。他羁旅夔州两年多，创作力之旺盛，作诗480首，且众体皆备，成就了其一生的诗美登极，最终完成了集大成。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李祥曰：“少陵夔、蜀山水诗……各尽山水之奇，每读一句，令人如目见山水，而又得山水之所以然。”该论指出了巴蜀山河对杜甫晚年创作的孕育及激发，但又不够全面。实际上，杜甫的夔州诗不光成就在山水，而是囊括写景、状物、酬人、言事、怀古等各方面。

但显而易见的是，“草堂诗”时期，杜甫有《江村》《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春夜喜雨》等诸多佳句，蜀地美景可谓全部包孕，其中不乏“娟娟静、细细香” “事事幽” “时时舞，恰恰啼” “江深竹静，百花高楼”一系列宁静的村居闲景。但在夔州时期，多有“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白帝城最高楼》），“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秋兴八首》），“巫峡曾经宝屏见，楚宫犹对碧峰疑。”（《夔州歌十绝句》），“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愁》）等气势豪迈之句，既再现了巴地大山大河、高楼险峡，与蜀地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也象征杜甫的诗风的进一步深化及诗体的进一步拓展。

“草堂诗”时期，杜甫已对西蜀民歌进行了吸收借鉴。到夔州后，更是受当地竹枝词的影响。由“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等可见一斑。竹枝词起源于三峡地区，是巴渝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夔州歌》被认为与刘禹锡《竹枝歌》“同工而异曲也”，甚至认为《夔州歌》乃竹枝开端。

“他乡阅迟暮，不敢费诗篇”（《归》）之句，正是杜甫对自己晚年漂泊西南，不辍诗笔，成就“草堂诗”和“夔州诗”之大成就的整体描述。既反映了他遭遇仕途坎坷、为官无望后，对于“作诗”理性审视，又表明了其对创作之“狂”的坚守与飞跃。

二、语言之雅俗兼修：川方言与本土文化的关照

作者蓝锡麟，兼具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因而呈现了一种严肃不失诗意的文风，杜甫诗歌本身的美感，加上作者用生动晓畅的现代汉语解读，形成了一种“诗美”的语言风格，从而满足多个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狂夫”杜甫》共十三章，每一章均以杜甫诗句为题。如“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时事激愤，“纨绔不饿死，冠儒多误身”的生存牢骚，“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的诗酒任性，等等。但《“狂夫”杜甫》在语言上的魅力，更多地体现为川方言与本土文化关照冲击带来的新鲜感。

（一）川方言带来的亲切阅读体验

蓝锡麟为川籍，长居重庆，毕生从事巴蜀文史研究。在《“狂夫”杜甫》中，蓝锡麟叙议并包，对诗歌创作及诗歌成就部分多议，但有关生平事迹的部分以叙为主，从语法到字词，都大显川方言魅力，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如第一章论及杜甫青年游侠，解释“侠”字，以《说文解字》为依据，用了一个短语“倒推转去”，即典型的川方言组词，意为“反向推之”；第八章论及杜甫与严武的交情，说杜甫“巴心巴肝地敬重比自己年少十四岁的严武”，其中“巴心巴肝”也是川渝两地最常见的俗语，意为“掏心掏肺”，“巴”有“贴、粘”之意；介绍《寄从孙崇简》时，说杜甫是杜崇简的“远房老辈子”（意为远方长辈）；等等。

又如第八章“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的至性亲情中，言及杜甫对早期一心求功名，冷落了妻儿，后沉痛自责，诗中多有妻儿的愧疚与牵挂，如《月夜》《北征》《羌村三首》《春望》等，其中《忆幼子》专注于思念宗武，蓝锡麟以四川方言“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形容杜甫的至性亲情，说他“爱幺儿爱到了极致”。

再如解读“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时，补充道：“橡栗即橡子，四川人叫青杠子，采来可以代粮充饥。”

从川方言词汇，到四川俗语，以及四川常见的植被、人情，蓝锡麟有意识地在本书中穿插方言表达，增强了可读性与趣味性，消解了学术枯燥意味。

（二）夔州诗乡野题材与本土文化的呼应与观照

杜甫无论是在草堂时期还是夔州时期，都与当地村野邻人关系融洽，经常一起喝酒聊天。草堂时期的《北邻》《南邻》《客至》《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均为例证，“田父” “黄四娘”“邻翁”等都是他在西南漂泊时期的近邻好友。这些人的入诗一则表示他们往来密切，二则说明他接受了村野人情和田园生活。到了夔州，这种相交有增无减，且大多入诗，在这些诗句中，巴蜀之地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跃然纸上。

蓝锡麟指出，夔州地处峡江山水间，民间取水困难，便作《引水》，还原当时用竹筒引山涧至家饮用的情景；又言及寄寓奉节期间的居所是半山腰“客堂”，实则不过“用竹竿和茅草捆绑搭成的偏棚而已”。因为峡江地带瘴气弥漫，疟疾横行，杜甫自己和邻人多受风湿瘴痛之苦，纹食用乌骨鸡能治，则作《催宗文树鸡栅》，教长子宗文以农事。

夔州时期，杜甫的“爱民”愈加深厚。他对近身僮仆、邻居贫妇、峡江民众多有关爱，是践行其“仁者爱人”精神的集中体现。杜甫为男僮阿段写了《示獠牙奴阿段》《竖子摘苍耳》，涉及女奴阿稽的则有《秋行官张望督促东诸刈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又呈吴郎》规劝自己的亲戚勿与邻住寡妪计较，任由其扑枣也无不可。此外，还有《负薪行》《最能行》二诗，可以说揭示了唐代川东地区男尊女卑、男闲女劳的社会乱象。诗句中尖锐地为夔地贫苦妇女鸣不平，创作中的平民化倾向愈加明显。

综上，《“狂夫”杜甫》提炼出了夔州诗中的乡野题材，介绍了这些诗歌流露出的夔地饮食、疾病、农桑、植物、村居琐事等信息，还原了唐代当地的村野风貌，乡风民情一览无余。

三、定位之巧妙：学术著作与文化读本的平衡

如前所述，《“狂夫”杜甫》的章节标题均为杜甫诗句，大都与杜甫的生平事迹、个人阅历交互穿插，从阅读体验上来看，给人以“为诗之美”，即便将之定位为杜甫的人物评传也未为不可，普通大众读者可以轻松阅读，仿佛欣赏一部纪录片。尽管蓝先生此作是有意识地向普通读者亲近，使之了解更立体、更全面的杜甫，从而达到学术普及的目的，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也坚定地贯彻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尊重历史、严格考据的学风，从价值输出来看，则是“为学之严”的重要写照。

首先，细致考证原诗的版本，正确面对学界的争议，适当做出选择。杜学研究已发展了一千多年，且不局限于中国学界。以《全唐诗》《杜工部集》等为主要蓝本，衍生了《杜诗镜铨》《杜诗详注》《读杜心解》等多家解诂之作，也存在着许多有关诗题、字词的争议。杜甫本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作诗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后世也多根据该习惯的推测，修改其句。作者蓝锡麟在尊重学界前人的前提下，并不过多纠结这些版本的争议，为《“狂夫”杜甫》选取了更能论证杜甫“狂”之心理人格的版本，如《江村》尾联，学界多认为应是“多病所须唯药物”，但本书采用了“但有故人供禄米”，因为该句更能体现杜甫一心为官却不轻易折腰，安心接受朋友的接济这种“老更狂”的精神风貌。

其次，重视原诗引用，严核篇目索引。《“狂夫”杜甫》末尾附有索引——“杜甫诗文引用目次”。该索引多达13页，列出了每章节引用的诗歌篇名并精确统计了频次，便于读者定位、核查。全书共引杜甫诗歌约500首，共计2000频次，许多重点篇目反复引用，贯穿全书。在出版过程中，为力求客观准确，防止知识性错误，编作双方多次共同讨论核对，避免出现诗题不一致、定位不精确的情况，仅该部分的技术工作，便耗时近一个月。

《“狂夫”杜甫》已于2017年由西南师范出版社正式出版，为重庆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全书由老先生手写而成，共23万字，并不算特别厚重，但从编审、录入到校勘、核验，出版流程历时2年。该书也是蓝锡麟晚年扛鼎之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书尾说道：“他携家移居夔州的那个大历元年，按公元纪年为766年，距今年已1250年，今年恰遇逢十之年。慎终追远，缅怀先贤，谨以《“狂夫”杜甫》一著，仰望蓝天，诚托白云，献给永远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