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船舶登记局起航

沈肇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交通部，主管水上运输和公路运输。面对支援战争和恢复经济的繁重任务，决定在水上运输方面设立海运管理总局、河运管理总局和航务工程管理总局，同时要着手筹建船舶登记局。

在艰难中开启筹备工作

航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方面。带国徽的船舶证书是航权的一种体现，这类证书的签发是船舶登记局的职责。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国家航权，急需成立船舶登记局。然而，筹建环境却非常困难，并且异常严峻。就国内来说，旧中国的验船市场，完全由西方船级社所把持，甚至还与西方保险商联手控制了整个货运市场。国民政府交通部虽设有航政局，但在验船方面形同虚设。说要制订验船规范，但实则没有行动。记得当时的航政局局长还主演了一出戏，邀请当时造船、航运和教学界的权威人士参加，由局长亲自主持开了一次关于“研究制定规范标准的研讨会”，并且拟定了验船规范的章节题目，并且当场进行分工，还向与会人士承诺，保证按时交卷。消息一经传出，业界都极为兴奋，认为期盼已久的验船规范将指日可待，谁知这只是航政局的一场表演，从此便再无下文了。

规范是造船和航运业必须遵循的文件，也是教学界的重要参考。对此，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主任辛一心教授曾在1948年《中国造船》杂志上发表“谈验船问题”一文，除对航政局在验船方面的不作为表示不满外，还用较大篇幅论述验船规范的重要性，还推荐了应该包括的内容。

不仅如此，辛一心教授还在“中国验船协会”内积极推动，那时没有条件自行制定，只是翻译了英国的规范，分期在《中国造船》杂志上发表，后来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还将其中的部分规定汇编出版了一本单行本，名为“钢船建造规范”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批准公布，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它却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国际方面的形势也异常严峻，由于美国的封锁，阻挡了我国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现称国际海事组织）和一切国际海事会议的活动，切断了与国际交流和学习的渠道。

在北京王府井有一家外文书店，至今还在，但那时英文、法文，甚至日文方面的书籍，包括期刊杂志已经绝迹。书架上摆放的稀稀落落，只有一部分俄文书籍，例如列宁全集等等。而俄文方面的专业书籍，以及海运方面的期刊杂志到1953年才出现。关于验船方面的参考书和验船规范等等根本找不到。曾经多次问过书店里的售货员，他们听了都纷纷摇头表示没有，说书店里从来没有过这类书籍，那时出售外文书籍的店北京只有这一家。

为筹建船舶登记局，交通部成立了筹备组，多方努力，收集到少数英、美等船级社的规章规范，它们虽经一些政府授权，代行一些国家技术监督职能，但终究是民间的。我国的船舶登记局按性质定位，首先是政府性。那么应该有哪些法律法规，甚至标准，作为工作依据；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体系和机构编制；甚至它的基本队伍验船师应该如何选聘和培训等，诸多问题依然难解。当时，只有苏联船舶登记局的定位与我们一样，既有政府性，又具商业性，只有向他们学习。筹备组开列了39种苏联船舶登记局的规章等资料清单，由交通部商请外交部向苏方购买，但无结果。迫不得已，于1952年8月29日以（52）海字第706号关于筹备船舶登记局问题，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报告。1952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以陈云主任签名的（52）财经交字第67号文给予批复。

1952年，筹建初期，曾有方案，请苏联来设立验船机构，期限三年。这显然不符合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自然未被采纳。

船舶登记局初见雏形

由于船舶登记局是国家对船舶执行技术监督的机构，要领导船舶检验工作，需要这方面的专业干部，但当时交通部机关从未涉及这一工作领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干部和人员。因此只建立了筹备组，挂靠在海运管理总局，由海运管理总局于眉局长兼任筹备组组长。

为了进一步开展筹建工作，于眉组长从大连调来刘义德专职负责筹建工作。刘义德原是电车司机，解放后进入大连市港务局船舶检验科，虽然学历不高，也没有专业背景，但是他不负使命，团结广大专业技术干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到任后，在已有人员之外，1953年又调入戚继华（俄文翻译）、俞成麟（日文和俄文翻译）、刘祚新（木船检验员）、郑传业（船体专业专科毕业生）。1954年调入许家麟（轮机员）、廖厚泽（“重庆”号起义驾驶员）、潘积安（二副）、王涛（行政人员，任行政组组长）、王月如（会计）。同时，经于眉局长同意，成立了四个组，任命了组长。海船组组长邵良（船舶建造工程师，英国留学生），河船组组长朱天秉（总工程师，轮机长），规范组组长朱复炎（轮机工程师）和设备组组长陈天骏（指导船长，原香港招商局船员起义组织人之一，获周恩来总理通电表扬）。四个组只是工作的分工，不是行政上的一级。不久，海船组、河船组和设备组又合并成业务组，由邵良任组长。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既定目标，并建立了部属的专业机构——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船舶登记局筹备处（见印章）。组成了独立的工作单位，为成立船舶登记局构建了行政框架，与中央部委相关部门建立了工作关系。了解了全国验船情况，与一些地方验船部门建立了联系。聚结了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干部，有造船工程师、轮机工程师、船长等等。他们受过英、法和日本的教育，了解国际情况，个别的还有验船经历，还有俄文和日文翻译。由于遭受封锁，出不了远洋，但划定了沿海航区，根据航区特点特制定了勘划载重线的规定和救生设备定额等规定，在全国试行。还尽一切可能收集国外验船规定标准，在国内资料奇缺的情况下，译印分发国内相关单位，造了舆论，起了宣传作用。

全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在省市人民政府建立和健全过程中，加强了地方交通部门。在漫长海岸线、河流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要建设和发展交通，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交通部总结国内交通形势，认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总局制，已不适应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需要，决定将部机构改成职能局制。在研究改制的过程中，普遍认为船舶登记局经过五年筹备，已达到了正式成立的条件，可以在这次机构调整中宣布成立。

选定领军人

1956年初，交通部党组开始研究船舶登记局局长人选。船舶登记局是对船舶进行技术监督的机构，由于业务专业性强，作为局长候选人必须要具备较高学历，同时兼具较强的业务能力。所以在选定领军人这件事情上非常慎重，交通部党组还专门就候选人名单进行了多次讨论。

第一个进入局长候选人名单的是茅理，他是知识分子型的，虽没有造船、航运方面的资历，但是学历较高。第二位候选人是李景天。同样，李景天也是知识分子型的，且个人能力很强，一直在交通部物资局工作。组织上决定任命茅理为船舶登记局局长，次日干部报告茅理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立即上任。于是，部党组决定先由李景天代替他，还分别为他们另配备了副局长张甦和郑克昌。但是，情况总是复杂多变的，那时交通部缺乏合适的干部，但是李景天工作任务安排的太多，实在脱不开身。眼看交通部机构调整在即，而第一候选人茅理仍然在医院，一时也无法任职。7月25日，交通部党组召开第44次会议，最后一次讨论包括船舶登记局在内的机构改革事项。在总结发言中，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李运昌说，这次变动自8月1日开始，但是船舶登记局的领军人尚未确定。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船舶登记局筹备处成了部属一级单位，但仍然挂靠在海运管理总局，副局长张致远有时处理有关事项。张致远副局长还指定蒋希源为临时团支部书记，协助分配工作。同时，交通部又从福建省交通厅调来丁奇中。为进一步提高他在船舶检验实践经验方面的能力，决定派他去民主德国监造我国订造远洋货轮。张致远副局长主管了派遣事宜，并指定从大连实习回来的谭永贤和吴晞初陪同前往。

张致远1956年10月10日被正式任命为船舶登记局第一任局长

张致远副局长是北京大学学生，参加革命后去了大连，在调北京前任大连港务局副局长，主管机务。来京后任海运管理总局副局长，主管机务。经过部党组研究后一致认为张致远是最适合任船舶登记局局长的人选。但他是副局级，于是10月8日报国务院人事司批准，晋升为正局级，并于10月10日批准任命他为船舶登记局局长。11日，上班的第一天他以船舶登记局局长名义向交通部写了签报。自此船舶登记局领军人正式确定。

其实，关于这次机构调整，由总局制改变为职能局制，几乎涉及到原来每个局室和大多数人，虽没有大张旗鼓，张灯结彩，也没有在报纸上宣传。但位于交道口交通部大院内部那是极为热闹的。新机构要有新气象，不仅更换了单位名牌，还把新办公室进行了大扫除。尤其是船舶登记局，大家都非常高兴，经过多年的筹备，终于正式成立了。原来大家都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现在不仅增加了局长办公室，还有一间可供局长助理、主任工程师办公的房间。虽然房间不大，但规范方面有了独用的办公室。

成立日期之谜

从文字资料记录上看，船舶登记局成立日期一共出现了三个时间点：其一，党组决定调整机构（包括船舶登记局）从8月1日开始；其二，交通部8月11日发布“关于机构改革的通知”；其三，10月11日张致远以船舶登记局局长名义正式发文。那么，船舶登记局（后来的船舶检验局，现在的中国船级社）都是将8月1日作为生日来庆祝，它的依据在哪里呢？

回想起来，在1958年3月，谢中峯局长到任后，曾经组织查找船舶登记局成立的专门批件，没有结果。后来，在1958年8月，他宣布部领导同意更改局名时说，船舶登记局的生日是8月1日，也就是人民解放军的生日，很有意义的日子。

在谢中峯局长宣布改名的时候，没有人提问根据何在？更没有人问起究竟是哪一位领导同意的。现在分析，谢中峯局长可能查阅了有关文件，最后以党组决定机构改革从8月1日开始，定下了船舶登记局（后来船舶检验局，现在的中国船级社）生日是8月1日。

根据最具权威性官方文件显示，1962年交通部安全监督局发布“船舶检验局简介”中，这样写道，“船舶检验局于1956年8月1日在北京成立”。我想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