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非遗与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苏 静，伍美洁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2018年4月20日至22日，2018·非遗与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永川区重庆文理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文理学院联合主办，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文理学院非遗研究中心、重庆文理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文化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了此次研讨会。本文就大会议程和学术交流内容进行综述。

一、2018·非遗与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议程

2018年4月21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2018·非遗与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由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李天福教授主持。重庆文理学院副校长谭宏教授致欢迎词，重点介绍了重庆文理学院非遗研究的现状与成果，强调了非遗栏目设置及其内容研究对地方语言等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并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刘德奉院长讲话，肯定了重庆文理学院对非遗文化研究的积极贡献。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王发荣处长讲话，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对非遗与巴渝文化研究的期待：一是找准文化定位，努力探索重庆作为大河（长江）文明发展节点的独特意义，拓展文化的应用研究，传递重庆文化正能量；二是做好非遗与巴渝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注重将文化实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勇担责任，各部门人员都应积极承担起促进非遗与巴渝学术研究的重任。

开幕式结束后，非遗与巴渝组成员分别前往各自会场，就本组问题展开三场讨论。每场讨论均安排了主持人和评议人：非遗组第一场由滕新才主持，冯智明评议；第二场由雷文彪主持，吴电雷评议；第三场由韩云波、吴强主持并评议。巴渝组第一场由曾毅主持，何易展评议；第二场由杨忠谦主持并评议；第三场由杨理论、黄贤忠主持并评议。非遗文化论坛组分别就非遗理论和个案研究、重庆非遗保护与相关文化研究议题展开讨论，提出非遗与学报专栏建设的新命题。吴强详细介绍并分析了《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非遗栏目的发展情况，认为该栏目现已具备发文量大、出版周期短、编辑水平高等几大优势。韩云波谈到了期刊与作者的关系、新闻出版行业规范、编校质量等与期刊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巴渝文化论坛组主要围绕巴渝文化、巴渝方言、巴渝典籍等议题展开讨论，为“巴渝文化论坛”的发展建言献策。黄贤忠就学术论坛在学科互通、内容共享、视角互补等方面的必要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学术论坛如何做大做精、保证其发展活力提出了意见。杨理论、滕新才、何易展等也就学术交流会的形式、内容、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探讨，对学术论坛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意见建议。小组讨论气氛热烈。

大会闭幕式由重庆文理学院王长武教授主持，闭幕式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两个小组分别汇报讨论情况。“非遗组”由重庆三峡学院滕新才教授进行汇报。该小组论题主要涉及非遗理论建构和典型个案分析，例如其中关于传承人的讨论颇具学术研究意义。有学者认为，应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新的分类；而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基于人口流动视角探索非遗传承问题也是一大创新。有学者提出要制定新的传承人遴选、保护和管理机制等，是该组讨论的一大亮点。在个案分析中，贵州民族大学吴电雷教授关于“五显神迹”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资料丰富，引证翔实，论辩缜密，是一篇颇具学术意义和学术精神的优秀作品。“巴渝组”由四川文理学院何易展教授进行汇报。该组论题涉及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传播学等多个方面，具有广泛的研讨空间和典型的案例分析，对巴渝学术研究和巴渝论坛建设都有积极贡献。汇报主要从微观层面进行，探讨了巴渝文学、巴渝文化和巴渝考古与出土文献考证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环节是由重庆市文化委员会报刊审读专家韩云波教授进行大会总结。韩教授主要评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术结构。与上次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非遗理论建构上呈现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有学者提出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上，地方法律法规的设置与国家相比具有超前性，从立法层面上展现了对非遗研究现状与困境的思考。巴渝研究的学术结构同样较为完善，尤其是丰富的史料对重庆文化定位、认清重庆文化的本质有很大贡献。二是学术规范。在人文学科尤其是地方文化研究中，问题意识对于学科拓展具有重要作用，应主动从现有文献和现实需求两方面考虑，注重学术综述对于问题解决的意义。三是学术传播。韩教授介绍了《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非物质文化遗产栏目”的发展现状和编辑思路，高度评价了该栏目对人才培养和成果展示的贡献，呼吁加强人文学科的学术互动和学术交流，尤其强调了期刊与学者的沟通，对学术风气和学科发展的思考颇具理论与实践高度。

第三个环节是由重庆文理学院副校长万书辉教授致闭幕词。万校长首先对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服务人员表达了由衷感谢，肯定了大家对本次论坛顺利进行所做的贡献。其次，在谈到分组讨论第三个环节（栏目建设与发展）时，万校长认为这一议程的设置针对性很强，既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持续的服务，也可以把各位专家学者紧密联结起来，体现本次会议的特色。再次，万校长评价了此次会议三个方面的特色：一是与会学者研究领域广泛，确保了讨论成果的全方位与高质量；二是本次会议的两大议题都涉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对文化传统的再审视；三是与会学者多来自包括川渝两地的西南地区，讨论的问题也多集中在该地域文化圈，强调了学术研究与学者身份的互动。

本次大会共收到42篇论文，研究了有关非遗与巴渝各方面的问题，不仅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理论建构，而且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典型个案，为进一步推动非遗与巴渝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非遗组研究成果

非遗组共收到20多篇论文，讨论了有关非遗的多方面的问题，促进了非遗理论的建构，其中包括传承人与非遗制度建设、区域性非遗建设；呈现了丰富的非遗典型个案，涉及民间信仰与节庆、民族艺术、各民族传统与艺术；拓展了非遗研究领域，把对非遗的研究与教育、现代技术、旅游与文化生态相联系，进一步推进了非遗研究。以下分别对三个方面的论文情况进行综述。

（一）非遗理论建构

部分学者就非遗的理论建构问题展开了研究与讨论，从传承人与非遗制度建设、区域性非遗制度建设两方面来分析，推动了制度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

1.传承人与非遗制度建设

非遗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艺的承载者和传递者，肩负着非遗传承重任，是非遗保护中的关键。重庆三峡学院陈兴贵在《创新非遗传承人保护与管理机制的路径与对策》中指出，各级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关键力量，是非遗保护取得实质效果的重要保障。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管理将是“后申遗时代”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鉴于这样的认识以及目前我国非遗传承人保护与管理的现状，文章进一步提出非遗传承人保护与管理机制的创新应注意创新传承人保护与管理，应从培训、培养、遴选、认定、考核、奖惩以及社会关怀等方面入手，建立更具科学性和实效性的机制和体制。重庆三峡学院李虎的《论传承人流动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认为，传承人是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主体，因文化身份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流动形式，并进一步分析出代表性传承人的流动更加多元，富含官方色彩和受行政力量的制约。非代表性传承人的流动具有无奈和不得已的特点，却是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主要力量。一般性传承人的流动较为普遍且数量庞大，足以撼动非遗传承的社会基础。非遗的传承使命必须依赖传承人才能完成，因此，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流动对非遗传承环境、传承观念和传承模式的变迁有重要影响。

2.区域性非遗制度建设

不同区域的非遗制度建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次会议的部分学者对此做了研究。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魏锦《渝东南口头传统现状及保护传承策略》指出，渝东南口头传统丰富多彩，其艺术形式有歌谣、曲艺、民俗表演等，并以歌谣最具特色，其形成与农耕时代土家族、苗族等各族人民在武陵山区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在当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旅游的日渐兴盛等都使渝东南口头传统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濒临消亡，也有一些面临内容流失、形式变异的困境。文章针对这一现状，对渝东南口头传统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若干对策。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侯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与传承模式的构建——以渝东南为例》提出传承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而且是活态的，传承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需要总结出一个标准化的传承模式，而传承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理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有哪些传承现象。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等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进，群体性传承、教育性传承、生产性传承等不断涌现。那么，这些现象是采用了哪些保护方式而衍生出来的呢？文章着重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实施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象，进而提出了构建“师徒传承模式”“家族传承模式”“群体性传承模式”“生产线传承模式”（流水线传承模式）和“教育性传承模式”五大传承模式，并以渝东南地区为例予以佐证。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叶官谋《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消解策略》分析了广西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之甚少，传承人大多年岁已高，传承方式不多，传承与发展的驱动力不大，不少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不够。该文同时提出了消解问题的主要策略：搞好宣传，营造氛围；出台更多支持政策；以科技为动力推动传承发展；尽早抓好到高校寻找继承人的工作；抓好多元合作共推工作；建设各种平台和举行各类比赛；形成改革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与内容的机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合理地融入旅游及有关产品；以问责制开展传承与发展工作。中南民族大学刘婷《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视阈下“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研究——以来凤“舍巴日”“牛王节”为例》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重要方式，其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文化空间”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是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保护的核心。文章在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背景下，以来凤县“舍巴日”“牛王节”两个文化空间为例，探讨“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相关问题，认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方案应关注文化空间要素，“文化空间”保护宜采用空间性或地缘性的视角。

（二）非遗典型个案

会议论文呈现了大量非遗典型个案，主要涉及民间信仰与节庆、民族艺术、各民族传统与流变。

1.民间信仰与节庆

民间信仰与节庆集中体现了民族心理与民族历史文化。贵州民族大学吴电雷《西南少数民族庆坛之五显神迹稽考》以黔南苗族、穿青人、布依族、汉族族群中流行甚广的五显坛信仰为对象展开研究，主要研究了西南少数民族庆坛、“五显”神在文献中的六种释义、庆坛“五显”神神籍是名称具体的“五显神”与“华光佛”的合体型、“五显”与“五通”的关系四个方面的内容。广西师范大学冯智明和秦炜棋《社区参与、仪式庆典与村落整合——以广西恭城平地瑶盘王节为例》指出，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构建生活空间与社会网络是我国广大乡土社会的基本形貌，集体仪式对于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传统村落以及更广阔区域中的社会、文化整合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有效的社区参与和村落整合程度是成正比的。广西恭城水滨村平地瑶盘王节采取政府引导、瑶学会指导、村民主导的三位一体模式，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三排六姓村落成员自觉、有效、充分的社区参与，不断传续、再造村落社区关于迁徙和盘王崇拜的集体记忆，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地方感与文化认同，促进了当地人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贵州民族大学汤英、徐月的《浅析“非遗”视野下贵州三都水族马尾绣的工艺传承与发展》以马尾绣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作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为这项独特而古老的技艺带来了机遇，为学者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来了解水族文化，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对马尾绣的活态保护依然有利也有弊。文章对21世纪这项古老的技艺背后的价值、机遇及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反思，以期促进其更好地发展。

2.民族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体现在各民族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之中。长江师范学院彭福荣和张小琴的《错位与冲突：贵州道真傩戏〈骑龙下海〉戏剧矛盾》，论述了贵州道真等地“冲傩”仪式插演戏剧《骑龙下海》在人间、仙界和龙宫的转换穿越中展现严婆恶姑残害良媳的家庭悲剧，戏剧冲突缘起于俗世、龙宫和仙界的错位，深化于家庭父系男权的缺位，高潮于伦理观念的颠覆，在人物性格逐渐鲜明的过程中宣扬善恶有报、劝善去恶的主题，龙三女与杨天秀重组家庭，显示了民间文学的粗朴特质，反映了民众尊崇又批判儒家纲常的思想倾向。湖北民族大学张金梅《恩施傩戏的“前世今生”——兼谈〈恩施傩戏志〉编撰刻不容缓》梳理认为，“傩”是一个多音多义字，其发展可简化为：“”→“禓”→“难”→“傩”。“傩”是原始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物，是古代人与神灵的对话方式。从“傩”发展到“傩戏”，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恩施傩戏是恩施州境内以还坛神、傩愿戏和傩面具制作等为代表的傩文化的总称。文章指出，当前宜从综述、大事年表、剧目、面具、表演、音乐、陈设造型、机构、人物传记、研究动态等十个方面着手编纂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恩施傩戏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恩施傩戏志》。重庆文理学院向轼《重庆接龙傩戏的生存与发展对策研究》提到接龙傩戏是品类丰富、历史悠久、极具地域特色的重庆地方戏。接龙的自然环境、文化生态以及民俗信仰孕育了接龙傩戏，但现今接龙傩戏面临部分剧种消失、仪程简化、传承断层、内容停滞、保护不当等危机。文章指出，当地政府应抓紧普查、详细记载历史上接龙傩戏的各个品种，筹专项资金促进傩戏梯队传承，搭建演艺平台、规范演艺市场，在创新接龙傩戏内容的同时拓展其生存空间。

3.各民族传统与流变

在与各民族日常生活相关的传统与流变中也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文理学院徐郭凌《浅析重庆巴南昆词音乐中的“地方化”流变》针对重庆巴南昆词音乐的发展与流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艺术剧种“地方化”的案例。文章通过对巴南昆词“地方化”特征的挖掘以及与江苏昆曲的比较研究找出其流变原因，并进一步探讨艺术流变过程中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雷文彪的《瑶族族群边界与身份认同——基于广西金秀大瑶山五大瑶族支系的身份认同研究》指出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族群边界和身份认同表征。瑶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族性特征和复杂的身份表征样态，广西金秀大瑶山的茶山瑶、花篮瑶、坳瑶、盘瑶、山子瑶等五大瑶族支系通过他者认同、族群认同、“瑶族共同体”等形式彰显了族群身份的认同。

（三）非遗领域拓展

此次研讨会大大拓展了非遗的研究空间，在教育、现代技术、旅游与文化生态领域开展了对非遗的研究，呈现出许多有意义的发现。

1.非遗与教育

一直以来，非遗相关问题与研究对教育有着较大影响，所以对非遗与教育问题的探讨是必要的。重庆三峡学院谭晓静《论金钱板在小学教育中的传承模式与启发——以龙驹赶场小学为个案》针对近年来非遗保护与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呼声高涨，非遗进小学校园被再次提及的情况，指出小学教育的优势体现在教学压力小、受众面广、参与者多、学习时间长、展演机会多等。通过对金钱板在赶场小学的传承模式、传承效果得到多方面认可的分析，认为其理论探究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理念与方法值得推广和借鉴。重庆师范大学李晶的《多视域下音乐类非遗保护与传承教育的研究与探索——以高校钢琴课程教学改革为例》，立足于从非遗语境、美育政策、文化自觉等多角度对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进行研究，思考如何在音乐教学中既保留非物质文化的“形”，又能留住民族的“神”。该文从音乐类非遗与钢琴音乐教育的关系、当今传统钢琴教学模式等方面出发，探讨学生对非遗的接触、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促进钢琴教育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对音乐类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达到高度融合，培养非物质文化“活的传人”，从根本上建立起非遗的“再生机制”。

2.非遗与现代技术

新技术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罗敏《用虚拟现实技术捕捉“非遗”——以重庆市的川剧保护为例》鉴于虚拟现实技术是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它为“非遗”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让“非遗”的展示、传播与利用更为便利和充分，使“非遗”的还原和再现成为可能。文章认为应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来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当下。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莫志慧《“互联网+”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保护与传承研究》一文提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社会的深刻变革，给文化带来创新发展的机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方式提供了技术支持。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应从“互联网+”视角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传承的策略。

3.其他

非遗传承与旅游、文化生态领域也存在着深刻联系。滕新才、曾令的文章《论宝顶香会与大足民俗旅游的深度开发》指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宝顶香会历史悠久，其宏大的朝圣规模、精深的佛教文化和独特的民俗事象水乳交融，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相得益彰，是我国庙会的一道亮丽风景。从民俗文化的视阈探讨大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开发，相比单纯的旅游规划，更侧重于民俗文化传承保护和开发并进的模式，绝不为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民俗文化。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基于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讨论了现代社会中文化生态的失衡与调适问题，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活态性，必须处理好原生形态与衍生形态之间的关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视为文化生态中的一个要素，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将“非代表作”视为“异文”，重视“异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所起到的保护作用；强调民间的自我传承与保护；继续探索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保护模式。重庆三峡学院李俊的《论古代三峡地区农业垦殖状况与本土文学家分布之关系》指出古代三峡地区本土文学家匮乏的状况，与本地区长期以来较低的农业垦殖水平密切相关。较低的农业垦殖水平使本地区形成不了对本土文学繁荣有重大意义的成熟的耕读文化形态。明、清两代，三峡地区各县农业垦殖指数与本土文学家数量的分布情况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巴渝组研究成果

巴渝组共收到论文20篇，内容涉及巴渝文学、巴渝文化和巴渝文献三个方面。

（一）巴渝文学研究

巴渝文学是巴渝文化的结晶，立足本土、以地域为研究视野不仅能够集中凸显该区域的文学与文化特征，也强化了文学的本土意识和风习性，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学的乡土情调提供理论支撑并注入不竭动力。西南大学杨理论《唐宋巴渝文学概论》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阐释了巴渝文学概况，勾勒出巴渝文学的发展历程，对唐宋各个时期的巴渝文学成就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和定位，重点阐述了“盛山唱和盛事”这一文坛盛宴，既注重个体研究，也突出了文学创作的整体性，为巴渝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范例。重庆三峡学院曾毅《明代巫山诗文概述》总结了明代巫山诗文的三个特征，对巫山旧典和文化意象在诗、词、曲和游记中的接受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为进一步推动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李朝阳《论莫友芝散文的地域特征》从作家个案研究的视野出发，分析了莫友芝散文的地域情结与特征，展现了黔地的风土人情和精神品貌，对黔南乡土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桂林师范专科学校张作栋《论桂林竹枝词的特色》从风土人情、胜迹描写、俚语运用等角度论述桂林地区竹枝词的特色，指出了竹枝词作为有民间与地方特色的诗体流衍各地，对比较巴渝竹枝词及其传播与接受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四川文理学院席蓬《元稹巴域农事诗及其生态意蕴初探》以元稹在通州时期的农事诗创作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元氏谪居期间的生存状态和对民生的关注。该文以元稹流寓通州四年的文学作品为依托，以当时通州地区农事环境为背景，对农事生产活动、生存状态、民风习俗、生态意蕴等进行探讨，充分展现了语言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重庆文理学院杨钊、黄元英《吴芳吉与学侣刘咸炘交游续考》指出巴蜀诗人吴芳吉与学者刘咸炘深崇儒术，欲拯横流，居常论学，在学术思想上多有激荡，因此对吴、刘二人治学、论道及交游作了详细考辨，对丰富巴蜀文人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二）巴渝文化研究

巴渝文化涉及面广，本次论文和讨论主要从文化保护与社会治理、文化与民俗艺术传承等视角展开，分析和探讨了巴渝文化的历史境遇与当代价值。

1.文化保护与社会治理

文化保护是区域性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撑，研究成果又最终服务于社会实践。长江师范学院曾超《乡村治理与白鹤梁涪州牧治政研究》指出当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强社会治理、乡村治理研究，认为不仅应关注现实，也应从历史中吸取养分，因此要加强对古代地方治理的研究。该文从白鹤梁题刻关于涪州牧治的材料入手，考察其治政理念、举措及绩效，探讨其所具有的民本理念、亲民思想、重民观念、民享观念等对当下乡村治理的借鉴意义。陕西理工大学梁中效《试论秦统一天下过程中巴地的贡献》，从巴地人、物两个角度探讨了巴地在秦统一过程中起到的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指出了“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处于秦楚战略对峙前沿的是巴地而非蜀地，重点分析了巴地食盐、丹砂等物产供给情况，对当下从国家战略出发来探讨区域战略及文化价值具有启发意义。重庆师范大学邓晓、何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环三峡地区巫文化》，梳理了巫文化的历史缘起及其影响，详细调查了环三峡地区“巫教”“巫俗”“巫艺”等巫文化遗产形式，进一步提出了对巫文化遗产应该理性认识、辩证看待、有效保护，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实施“优先保护”“重点保护”和“选择性保护”三类不同级别的保护策略，为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贺州学院袁君煊《虚实之间：非遗传承之道新论——以瑶传道教仪式为中心》探讨了瑶传道教类非遗在当下传习和传承过程中的困境，从传播媒介和手段的角度分析了新技术的引入对传统文化保护的意义与效果，认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的推广使用有助于瑶传道教类非遗文化克服时空局限与传承人匮乏的困难，实现异时异地异代传习与传播，是当今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四川文理学院马雷《对四川秦巴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保护的初步探讨》结合昆曲等较为成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例，提出了秦巴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与自身发展相结合，与所处的文化环境保护相适应，从而形成跨时代、跨地域、综合性、深层次和立体式的保护格局。四川文理学院安敏《四川秦巴地区历史文化遗产整理与研究》记录了对四川秦巴地区5市15个县（区）592个乡镇进行的调查，整理了古迹、遗址、民俗、礼仪以及传统工艺等文化形态的状况，详细介绍了明清时期永平堡遗址的状况，对文物地理和风俗地理等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文献意义。四川旅游学院王胜鹏《四川客家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以成都洛带镇老街社区为例》以成都洛带镇老街社区保护与开发中的经验和问题为例，指出其面临的文化发掘、规划管理、保护意识和商业化程度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出应对客家文化进行整体保护、调动当地人的参与积极性以及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等策略，对于老街区的开发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2.民俗活动与文化交流

四川文理学院何易展《从“薅草锣鼓”看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从“薅草锣鼓”与巴文化的农耕地域文化特征及其关系、薅草锣鼓的源流与商周以来的田役制度的关系等角度，剖析了“薅草锣鼓”这种地域性特征鲜明的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衍承流变关系，为进一步探讨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典型案例。长江师范学院莫代山《土司文化视阈下的土家摆手活动研究》指出，土家摆手活动在形成原因、祭祀对象、表演内容、举办地点、参与主体等方面均具有浓厚的土司文化特点，将摆手活动看成土司文化组成部分不与其民族、艺术等属性冲突。因此在民间文化研究中，应注重文化整体性和文化资料的系统性。四川文理学院李晓龙《〈巴渝舞〉进入宫廷原因考》深入探讨了《巴渝舞》为何能够进入宫廷舞乐，其中从巴人是否参与武王伐纣、伐纣的意义以及对《巴渝舞》的影响、巴地对刘氏政权的意义等视角分析了这种关系，对民俗文化研究具有借鉴意义。重庆文理学院胡牧《仪式与歌唱——浅谈少数民族的哭嫁歌》从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哭嫁”仪式入手，调查了唱哭嫁歌的原因、哭嫁歌演唱的步骤和内容，论证其“以歌代言”的特性和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力图揭示这种民俗艺术本身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其对哭嫁内容的分析引发了与会成员关于“媒人”形象的讨论。重庆工商大学白俊奎《重庆市区及周边地名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因子研究——兼谈族谱文献真伪的识别》指出，重庆市一些看似来自于汉语的地名实际上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源于巴语和土家语，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与民俗文化内涵，能为我们理解重庆地名来源提供新角度，对民族工作、民俗文化与旅游开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更好展现土家语与汉语的联系与区别，白教授在会议现场热情演唱了一段旋律悠扬的土家族民歌，并详细介绍了歌曲背后的历史，引起了与会成员的热烈反响。

（三）巴渝文献研究

考古与出土文献考证是地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巴渝考古与文献研究也为巴渝文化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佐证和研究视野。长江师范学院王希辉《重庆彭水〈修刀洞记〉考释》通过对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村刀洞及《修刀洞记》的发现、考释和分析，不仅对推动清代重庆民族格局与民族关系、地方史、地方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推动清代散、杂居蒙古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揭示了其在民族关系和地方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价值。重庆师范大学杨华、刘佳丽《巴蜀地区先秦时期窑炉（陶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通过探索近20年在巴蜀地区先秦时期的窑炉考古发现，比较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成都地区与重庆地区窑炉建筑的特点和差异，认为重庆地区早期窑炉技术对周边窑炉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重庆师范大学何学琳、张欢《重庆库区东周汉代铜带钩的考古发现》对重庆库区出土的东周和汉代的铜带钩器物进行分型比较研究，从葬制规模、器物数量、器物作用、器物纹饰等方面分析其与古代巴文化的关系，详细对比了四川、重庆两地先秦时期窑炉的发展差异，并提出重庆与湖北应是整个长江流域龙窑的起源地。崔显艳《屈原历代封祀考》梳理了历代屈原的封谥号和庙祀，从封祀角度探讨了不同时期屈原的文化接受问题。

四、结语

2018·非遗与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演讲和问题讨论，其中不乏观点的争鸣与交锋，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个案分析，最终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大大拓展了非遗与巴渝文化的研究空间，进一步深化了学术论坛对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产生的优势地位和巨大影响。此次会议内容丰富，成果丰硕，不仅有利于非遗、巴渝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对学术论坛的发展与完善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创新，对今后该形式的学术交流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