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企业社区管理变迁
——以J厂和K厂的社区为例

陈利青，张 勇

（1.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2.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学系，重庆 400031）

一、引言

三线建设是一场从1964年开始，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由中国政府在内地省份进行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三线建设涉及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市、自治区，横贯3个五年计划，投入2000多亿元巨资，建起了近2000家大中型骨干企业①参见国防科工委三线建设调整协调中心2006年所编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该文集未出版。。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好转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线建设企业大多位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国家对三线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改造。伴随着改革深入和社会转型，三线企业的社区管理模式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学术界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已有研究多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视野出发，在研究内容上以三线建设的原因背景、实施过程、影响评价、调整改造和领导人事迹等为主，但对三线企业内部的社会控制与管理的探讨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展开，从微观层面以个案方法选择典型企业深入剖析的相对较少，目前尚无学者对三线企业的社区管理问题展开研究①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及现状，可参见：段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的《近二十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徐有威载于《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的《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张勇载于《东南学术》2018年第2期的《历史书写与公众参与——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三线企业社区是三线企业职工及家属的生活空间，其社区管理对于职工的生活、企业的运转以及地方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三线企业社区在形成之初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三线建设时要求企业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选址，这就造成许多三线企业位置偏远，不同的三线企业之间以及三线企业与地方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三线工厂院墙高筑，“在相对集中的空间内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得这里的居住者更容易体验到‘单位办社会’的氛围”[1]，三线企业社区因此成为了典型的单位型社区。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大规模转型，中国的单位制社会逐渐解体。三线企业这类典型的“单位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大多经历了破产、兼并或重组，三线企业的社区管理随之产生了诸多明显的变化，剖析其变化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川渝地区两个三线企业社区的对比研究梳理三线企业社区管理在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探讨其变迁的主要趋势和影响变迁的重要因素，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为更多单位型社区的治理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文选择分别位于四川和重庆的两家三线企业J厂和K厂进行比较研究，这两家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社区管理的变迁过程各不相同②张勇曾撰文剖析三线建设企业的性质，并指出三线企业正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但并未对三线企业的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探讨。参见：张勇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的《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

J厂是经原第八工业机械部批准，由上海柴油机厂负责包建的三线企业。工厂位于成都市P县，背靠崇山峻岭，位于川西大平原的尽头，于1966年筹建，1970年破土动工，1972年竣工投产，职工最多时有2700人。后来经过调整改造，于1993年在成都市X县建立分厂，并建立分厂生活区。后来逐渐走向衰落，2003年工厂宣布破产，在成都市政府主持下，由另一集团进行资产重组。笔者于2014年、2016年两次前往J厂进行实地调研，并重点访谈了10余位该厂职工。

K厂成立于1951年，原为重庆市的一家劳改企业。三线建设期间，国家投巨资对该厂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同时从杭州、长春抽调管理干部、技术工人到厂援建，工厂逐渐兴盛。1975年该厂的劳改就业人员全部迁走，该厂随之结束了劳改工厂的历史。该厂职工主要由劳改企业时期遗留职工、三线建设内迁职工、退伍转业军人、招工知青、本地招工职员组成。1995年，K厂与美国企业合资，组建成中美合资企业，现有员工1400余人。笔者在2015年9月—2016年1月持续对K厂进行实地调研，重点访谈了该厂职工14人。

这两家企业的形成类型有所差别，J厂属于三线建设中的新建企业，K厂则是改扩建企业③对于J厂，近年来有学者做了一些个案研究，但并未对该厂进行社区管理方面的研究。参见：Chen C,“Labeled claniza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Third Line enterprise”,Labor History,2016,Vol.57,No.5,pp.671-694；张勇和肖彦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7第5期的《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张鸿春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3集）中陈利青、邓晓梅和张勇所著《三线企业社会保障的历史变迁研究——以四川J厂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319页。，它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状况、企业性质、生存境况也不尽相同，但近30年来，脱胎于这两家企业的两个社区的性质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三、三线企业社区管理诸方面的变化

“社区”一语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滕尼斯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本文所研究的社区，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处于社会交往中的、具有共同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即人类生活共同体”[2]17。社区管理是指“政府和社区组织依据相关的法律对社区居民的公共行为和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实施管理”[3]210。中国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曾由保甲制转变为单位制和街居制，目前正逐步向社区制转变[4]。当今城市社区的管理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下面将从社区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等四方面对三线企业近30年社区管理的变化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社区管理主体

J厂于1993年在成都市X县建立分厂，并建立分厂生活区，从此J厂拥有老厂生活区和分厂生活区两个社区。在J厂破产前，这两个社区一直由该厂自主管理，主要由其后勤处负责。

由于J厂属于大型国有企业，2003年宣告破产后的善后工作和社区管理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破产清算组通过与成都市国有企业重组办、成都市社保局、P县社保局协调，组建了J厂退管站，该退管站的性质是破产企业离退休人员和退职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机构。目前退管站共有6名工作人员，其中4名为原J厂职工，2名为招聘职员。从2003年3月J厂宣布破产后直至2009年底，J厂老厂区生活区一直处于无社区、无居委会管理的状态，在做好离退休人员和退职人员管理服务诸项工作的同时，退管站替代社区和居委会等机构处理老厂生活区住户和户口关系仍在J厂的集体户人员及其家属的各种事务。2010年之后，J厂退管站正式开始行使类似社区居委会的职能。

X县分厂社区在J厂破产后，社区事务本应划归所属地W社区居委会管理，但由于种种原因，属地W社区居委会并未对其进行管理。2003年由当时的破产清算组临时组建物管有限公司管理社区，但相关事务实际上仍由J厂退管站进行管理。2009年6月该生活区正式成立业委会进行管理，随着所属地W社区领导的更替，W社区逐步接手生活区的社区并管理相关工作。目前分厂生活区的管理工作由J厂退管站和所属地W社区居委会共同负责，退管站在生活区派有一位工作人员协助管理。J厂社区管理主体从J厂后勤处变为破产后的退管站，发展到现在为退管站和属地社区共同管理。

在1988年之前，K厂一直由厂里自主管理社区，主要由K厂生活副厂长和人事教育行政副厂长负责。生活副厂长管理范围包括教育科、“七二一”工人大学、职工子弟学校、技工学校；人事教育行政副厂长管理范围包括总务科、职工医院、房产科、知青支农办公室。从1988年底起，由生活副厂长直接管理社区事务，其负责管理人事科、劳资科、教育科、保卫科、生活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技工学校、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在1995年合资后，K厂将合资前的行政处、招待所、医院、子弟学校、幼儿园等部门组建为生活部，由生活部对K厂社区进行管理。可见，这一阶段主要还是由工厂后勤等相关部门及领导负责对社区进行管理。

2001年4月，原K厂生活部下属的行政处、基建处、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幼儿园等五个部门被从合资公司剥离，组建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工贸公司，由工贸公司对社区进行管理。2002年1月，重庆市沙坪坝区T街道设立L社区，L社区以原K厂社区为基础，社区成员绝大多数为合资公司的员工和家属。L社区管理主体为L社区居委会，工贸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主要从事物业管理。L社区目前共有工作人员10名，平均年龄37岁。K厂社区管理主体由K厂后勤变为合资后的L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主要提供物业管理与服务。

（二）社区管理对象

J厂在破产之前，后勤处的管理对象主要为工厂职工及其家属，工厂鼎盛时期共有职工2500余人。2003年破产后，退管站管理对象主要为J厂离退休人员和退职人员、破产失业人员以及部分职工家属。目前J厂退管站管理退休人员2225人、失业人员1600人，以及集体户口在J厂的部分职工家属。J厂退管站负责人说：“J厂职工第二代中有70%的人会委托退管站帮助办理证明、申请等事务。”①Chen C,“Labeled clanization: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Third Line enterprise”,Labor History,2016,Vol.57,No.5,pp.671-694；张勇和肖彦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7第5期的《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张鸿春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3集）中陈利青、邓晓梅和张勇所著《三线企业社会保障的历史变迁研究——以四川J厂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319页。该厂社区管理对象已从职工及其家属变为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及其部分家属。在访谈过程中，退休工人阳先生说：“我们厂里面以前退休的老职工，很多人还把这个退管站看成类似于工厂一样，办事情还是找到退管站。”②根据建成方式，三线企业主要可划分为新建、迁建、改扩建等类型。由此可见，原J厂职工将退管站看作工厂存在的一种象征，仍将退管站视为原单位的一个工作部门。尽管一些原厂职工陆续搬进商业小区和当地社区，他们仍倾向于到J厂退管站来办理个人的有关事务。

K厂合资之前，后勤处主要管理的对象为K厂职工及其家属。从1995年合资后到2002年1月，由K厂生活部及2001年成立的工贸公司进行社区管理，管理对象仍为K厂职工及其家属。根据重庆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制定的《重庆市公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渝住改办发〔1997〕104号），从1998年8月开始，该厂生活区住宅陆续出售给工厂职工。随着职工住宅的产权化，到2002年L社区成立时，社区居委会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仍居住在生活区的原K厂职工及其家属，还包括居住在生活区的外来人口。目前，L社区下辖三个居民小组，有常住人口6245人。社区管理对象从职工及其家属变为居住在K厂社区的所有居民。社区居民孙先生认为，目前的社区管理“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的功能化比较多了，就业保险、计划生育、卫生，政府管理要多一些，和以前比要细一点，政策化一点，具体一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管理，很多项目都是纳入职工福利范围来考虑的，所以在房子的修建、卫生、计划生育方面搞得好的还要奖励，这些都是在福利费里面开支的”③源自2016年对陆仲晖的访谈资料。。在这些原厂职工看来，现在的社区管理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三）社区管理体制

处理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关系、协调权利与责任分配是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城市社区管理主要是单位管理型模式，而90年代以后，主要有行政侧重型模式、居民自治型模式、混合型模式等社区管理模式。J厂和K厂近30年的社区管理体制也因此经历了管理模式的转变。

J厂的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管理型模式到混合型模式，再逐渐向居民自治型模式过渡的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单位管理型模式。在J厂破产以前，三线企业实行“工厂办社会”，厂区内部同质化强，加之三线企业大多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厂里人与人之间互相熟悉，与周围居民交往很少，其社区属于明显的“熟人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及其家属的许多活动都由工厂统一管理，因此其社区管理模式是典型的单位管理型模式。破产之后J厂社区的管理主要由退管站承担，退管站是一个临时性的管理机构，承担着社区管理的大部分职能，J厂退管站目前被划归所在地政府管理。J厂退管站还牵头组建了同事联谊会，下设P县分会、X县分会、成都分会、无锡分会和上海分会，作为一个自治型组织，联谊会部分承担了退管站无力承担的职能，形成了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混合型模式。随着破产之后J厂与所属地社区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加，双方融合程度也进一步加强，J厂居民开始融入到所属地社区，所属地社区也逐渐接纳J厂居民。J厂社区开始了向居民自治管理的过渡，管理体制由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混合型模式逐渐向居民自治型模式过渡。

K厂的社区管理体制主要是从单位管理型变为居民自治型的社区管理体制。作为三线企业，K厂在合资以前的社区管理模式与J厂类似，都是在该企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单位制管理。由于K厂并未经历破产，而是进行合资，所以合资后K厂一直作为社区内经济组织存在，这使得其社区管理相较于J厂而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过渡得较为顺利，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居民自治管理。

（四）社区管理内容

J厂破产之前，后勤处主要管理与服务的内容包括职工及家属教育、职工生活补贴、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事项，涉及职工及家属生活的众多领域。目前J厂退管站是一个类似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其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党组织管理、离退休与退职人员管理、离退休与退职人员娱乐活动管理、离退休与退职人员丧事处理、离退休与退职人员档案管理。党组织管理是对离退休与退职党员的管理；离退休与退职人员管理包括定期召开座谈会，保持与离退休人员和退职人员的联系，解决其相关问题，节假日看望慰问职工；离退休与退职人员娱乐活动管理包括根据职工爱好及自身能力组织娱乐文化活动，定期组织旅游、团拜会。总体来看，J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事项内容在逐渐减少。

K厂合资前的生活及后勤服务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的，基本上实行无偿或象征性的有偿服务，职工生活及后勤的各项配套服务大致是按照“小而全”设置的，覆盖范围广。K厂合资前社区管理的内容包括职工及其家属教育、职工生活补助及保险、职工住房分配、医疗卫生及职业病防治、集体福利设施（托儿所、招待所、食堂、职工浴室、开水房）建设。随着合资的进行，K厂的后勤和生活服务范围减趋缩小。目前，L社区居委会管理的内容包括人口计划生育与公共卫生、社会福利与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社区公共文化、社区综合事务6个大项，其中涵盖73个小项。虽然管理的内容较单位制时期有所减少，但管理的项目更为细致，更加趋向于居民自治管理。

J厂破产和K厂社区划归地方社区管理都发生在2000年之后，从此它们的社区管理呈现出诸多变化。从社区管理主体来看，由于破产等原因，J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后勤处管理到退管站管理，再到现在的退管站与社区居委会共同管理的变化；K厂社区则由单位后勤处管理直接转变为社区居委会管理。从社区管理对象来看，现在J厂退管站的管理对象仍然是原J厂职工及家属，而如今K厂所在社区的管理对象不仅包括居住在生活区的K厂职工及家属，还包括居住在此的外来住户。从管理体制来看，J厂的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管理型模式到混合型模式，并逐渐向居民自治型模式过渡的变化；K厂的社区管理体制则主要是从单位管理型模式转变为居民自治型的社区管理体制。从社区管理内容来看，J、K两社区的管理与服务内容都较单位制时期有所减少，范围有所缩小，但J社区现在的管理机构只能执行类似社区的职能，所以其管理内容相较于K社区而言更少，范围也更小。

J厂社区是破产三线企业社区的代表，K厂社区则是未破产三线企业社区的代表。从两者社区管理的变迁趋势来看，都正在经历由单位管理型模式向居民自治型模式的转变。

四、三线企业社区管理变迁的影响因素

三线企业社区整合和发展的过程复杂，其影响因素也不少。总体来看，国家经济制度、社会管理理念、企业经济状况和三线企业文化是影响三线企业社区管理变迁的重要因素。

第一，国家经济制度的变化对三线企业社区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类社区是以三线建设企业为基础而形成的社区，作为国有企业的三线企业受国家经济制度的影响很深。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经济制度开始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宏观调控为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政府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统揽一切，这就要求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行政力量的控制逐渐削弱，特别是对企业职工、企业社区的管理，国家不再采取“包干式”管理。加之三线企业地理位置偏远，产品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下，三线企业已经无力负担社区管理与服务费用，三线企业纷纷开始转交其社会职能，交由地方社区管理，或是自行成立独立的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由此，三线企业的社区管理由单位管理型模式逐渐转变为居民自治型模式。

第二，三线企业社区是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的社会管理理念转变必然会对其产生影响。国家着重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理念，进一步削弱行政力量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如果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到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5]40随着单位体制的消解，原本连接三线职工与国家的这一组织已经消亡，国家和个人之间急需一系列次级群体存在，以继续连接国家和个人。因此，发展三线企业社区自治组织成为必然，其中新型居民自治管理型模式成为三线企业社区管理的发展趋势。

第三，三线社区管理受到依附企业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三线企业大多位于偏远地区，不少职工是从发达地区内迁到三线地区的，他们与当地的交往较少，职工及家属的人身关系、职业、生活都严重依附于单位，加之三线社区又是依托三线企业建立的，因而企业的经济状况自然对社区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在有国家支持时，特别在计划经济时期，三线企业不用担心资金问题，社区管理涉及居民及其家属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摇篮到坟墓”，范围广、内容多。在体制改革后，一些三线企业因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而破产，无法再为社区发展提供帮助。而通过兼并或合资得以继续发展的企业，则会投入一定资金帮助社区进行建设。正如L社区居委会主任所说：“企业拿钱（资助），今年是100万，明年就可能是50万，它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形势而定。”①源自2016年对阳运涛的访谈资料。较之于已破产的三线企业，目前发展尚好的三线企业对所在社区的支持力度显然更大。

第四，三线企业社区管理受到了三线企业文化的影响。三线企业文化是以三线企业为依托的一种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活动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6]153。根据丁艳和王辉对三线企业的研究，三线企业的“厂文化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文化孤岛特征、厂际文化差异、厂内文化差异”[7]。这三个特点使得三线企业文化“土著化”的过程非常缓慢，三线企业厂文化自成体系，特征鲜明，三线企业职工在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因为文化的明显差异而对外部文化产生强烈的排斥情绪。因此，要使三线企业职工和家属完全融入当地社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三线企业文化中的某些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区的管理与变迁产生影响。

五、三线企业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在向社区社会化、自治化管理转变的过程中，三线企业社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对原单位存在较强依赖性。在单位制鼎盛时期，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覆盖每个职工及其直系亲属，“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得单位人充满了一种优越情结，人们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单位空间”[8]9，对单位有强烈的认同感。在居委会承接了单位型社区的管理工作后，“本该承担自治功能的社区居委会成为政府在基层的又一条腿，行政事务多于自治事务”[9]。在这种情况下，社区里的职工及家属仍然渴望得到原单位的服务与管理，于是便出现了单位型社区的“双轨制”管理模式，即单位人由单位管、社会人由社区管理的现象。例如，K厂每年仍调拨近50万元的社区管理经费给所在社区；J厂虽然已经破产，其原单位居民仍由J厂退管站统一管理。如此就形成了形式上的分离和实质上的藕断丝连，从而使社区转型为居民自治管理模式的难度加大。

其次，社区参与程度严重不足。在单位型社区，只剩下原单位的职工及家属们还残存着对社区的认同，而新进入社区的流动人口互不认识，他们把社区视为暂时的落脚点，根本谈不上社区认同。没有社区认同，社区参与也就成为空谈。笔者在对J厂和K厂两个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后发现，他们虽对社区活动有一定的参与意愿，但实际参与率却很低。这一方面是因为单位型社区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社区中间组织的力量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各种社区活动难以开展；另一方面，人口的快速流动导致社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联性很小，因此居民的社区参与度较低。

再次，政策制定与执行存在问题。在针对破产三线社区的社会化问题上，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或者没有考虑到社区面临的实际情况，或者并没有为地方所真正执行。例如，成都市曾要求所有的三线企业社区实现社会化，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将退休人员移交给所属地社区管理。但是，在文件发放之后，对J厂退休人员的管理仍然主要由退管站在执行，退休人员如遇到问题依然会找退管站处理。可见，这些政策在制定之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社区的社会化管理只停留在形式层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要解决三线企业社区治理和发展所面临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在充分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整合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发挥市场力量。社区管理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四方协调推进，目前单位型社区的管理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才是解决社区管理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协调市场力量进入单位型社区，引入物业管理公司从事管理与服务，削弱单位对社区藕断丝连般的影响。

第二，居委会工作重心应转移到社区治理。社区居委会目前的工作重心是完成上级分配的行政事务，组织结构也仿照政府机关设置。社区工作人员每日忙于开会、写文件，真正在社区治理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少于日常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应该明确其职责，做到“反映民情，领导协调其他组织，提供相应社会服务”[9]。

第三，利用社会组织重塑社区归属感。社会组织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应该成为社区精神的重塑者。社会组织应开展切合三线企业实际情况的活动，引导“三线人”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促进三线企业社区的开放，并重建社区归属感。这样以来，可以通过民间社团和社会组织将失去单位依靠之后分散游离的居民密切联系在一起，以形成新的共同体，从而真正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和专业服务。

第四，发挥政府的兜底作用。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应该肯定三线企业职工在三线建设期间的贡献，并适当给予生活困难的三线职工以经济补助，让他们有获得感。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在考虑三线企业社区独特性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以促进三线社区与属地社区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