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治理与地方发展：一个药材集散市场的“崛起”

傅琦

[摘 要] 改革开放后，J市药材集散市场异军突起，药市空间的规模扩张是其主要表征，通过旨在以此为透镜审视地方发展。分析发现：J市药市空间的规模扩张，是伴随着药市的空间形态由历史以来的自发聚集向为政府集中管理的转变；药材集散市场中，多方参与主体之间的话语地位关系的重构而同步发生的。由此，当“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空间治理又成为地方发展的主要手段时，以空间规模扩张为主要表征的药市发展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对药商们来说却像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掠夺”。可以说，J市药市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药商、大型外来资本和地方政府三种力量之间形成的合力。

[关键词] 空间治理；地方；集散市场；规划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8）03-0009-02

J市的药材集散市场位于J市火车站附近，占地400亩，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然而，J市固然按其当地历史叙事所称，享有悠久的药材种植及集散历史，但当下的J市并不在历史、资源、交通等方面具有能崛起为天下第一药市的绝对优势。那么，J市究竟是如何从众药市中脱颖而出，发展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药市呢？我们该如何审视这种空间的发展呢？基于此试力图从空间与地方的关系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

一、“空间”与“地方”

什么是空间？什么是地方？两者间又是何关系呢？对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而言，空间和地方基本上可以通用。[1]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空间和地方之间既相互关系又相互区别。例如在吉登斯那里，空间和地方之别，亦即缺场和在场的关系。[2]而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那里，“世界在趋同即空间化的过程中，也同样是在不断分化、异化，或者说地方化。”[3]空间与地方的关系盘根错节。

空间和地方不仅具有政治、经济特性，还可能具有经验特性。Yi-FuTuan就认为地方与空间是相对的概念，空间特指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等，地方则包括了物理环境、人类活动和心理意义等三种成分，地方的主要功能在于促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依戀感。[4]

空间与地方在有些学者看来是不平等的。例如，在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看来，流动空间是全球化空间，不受地方的牵绊，因而是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精英空间，具有支配性；地方空间则是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纳在其物理边界之内的空间，是被新生的流动空间所取代、支配的空间。[5]人类学家MarcAugé则是在定义了“非场所”（non-place）的同时定义了空间，即以此来指涉一种并不打算产生一种社会生活的空间，如大商场、机场、高速公路、主题公园等。在这种空间里，人们拥有的只是一个身份（mem Jership）而非关系。这样一来，MarcAugé的空间概念就和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的有所不同，在后者来说，空间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6]

可以说，尽管学者们在对空间和地方进行思考时角度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揭示出空间绝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间、一个“容器”，而是社会空间，带有人的活动印迹，空间与地方不同，因为空间是有意义的地方。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地方之间的差异在于其主体活动的差异，而正是这些主体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空间，空间因而可以成为审视地方的视角，我们可以透过对某一特定社会空间之变迁的关注，审视某个地方的发展，脱离空间看地方和脱离地方看空间一样，都是对空间或地方的不完全审视。因此拟将在对J市药市空间之变迁的描述中，展开对J市地方发展的思考。

二、历史上的药市

明清时期，J市药市位于其的北关地区。自古以来，“市”多分“行”经营，商品被分门别类地陈列出售，同行业的商肆集中在一起，称为“列肆”，北关便形成了一物一街、一品一巷的分布景象。以北关的里仁街为中心，加上附近的老花市街、纸坊街两条街上分散的交易场所，便形成了直至建国初，都还存在的J市药市格局。

北关临涡河之滨，交通较为发达。北关当年素有“四码头”、“八市”、“四大街”之说，里仁街就是“四大街”之一。它总长约300米、宽5米左右，路面是清一色的石板路，呈东西走向。资料上载，里仁街设药号、药行30余家，街道两旁的铺面几乎都是大商铺，以贵重细药、大宗交易为主。上至犀角、下至枯草，贸易量之大、交易范围之广，非一般商号所能及。从现存的老房子可以看出，当年里仁街药行的建筑特点是铺面门脸较小，但是进势极深，走进去时，颇有一种别有洞天之感。因为药材交易量大，里仁街上还有固定的工人和当时称为“红车子”的运输工具，专门运送药材。

交通的便利确使北关一带众商云集，客居J市的商人分乡帮而立门户，有两广帮、两江帮、两湖帮、山陕帮、云贵帮等，一些行帮还集资建立了自己的会馆，以为乡人提供帮助，尤以药业方面的会馆居多，占到七成以上；行业自律上则有药业公会在维持药市秩序，监督药行公平交易、货真价实。

清朝末年，北关商业因战乱逐步走向颓败。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济更是大幅衰落。由于药农弃植药材，药商现银交易不便，J市药市的发展从此便一蹶不振。直到建国后，由于国家在建国初时还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北关经济才开始有所恢复。然而，1958年，J市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经营的行、号或并入药材公司、或歇业，个体自由经营渠道被截断。在J市老人们的印象里，北关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逐渐沉寂下去的。那以后，虽然改革开放使低迷的J市药市再度复兴，但由于城市中心不断南移、涡河水运地位的不断下降，北关再没能昌盛起来，药市位置也一再变迁。

三、地方再造

改革开放后，中央逐步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J市地方政府投资3800万建立了一个占地约为70亩的药材交易场所，民间始称为大行。从此，个体药商们被要求进驻大行、租赁摊位，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J市药市就此结束了史上一直以来的自发聚集式经营样态，进入到了为政府规划发展的时代。

曹正汉指出，1992年以前，因为民营和外资企业比较弱小，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就是自己直接办企业或者扶植企业做大做强。但是1992年以后，由于邓小平南巡强化了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进入意义，政府的地区发展战略就转变成怎样才能把人家养大的孩子抱到自己家来，招商引资的来源也被从外资扩展到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法人和个人。[10]在此背景下，J市开始拓展城市空间、征收城南的大片土地，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J市空间大规模扩展，城市中心进一步南移。在此过程中，政府以“招、拍、挂”等形式高价出让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珠海H置业进入J市并和J市政府间签订了合作项目，投资3个亿，修建了一个新的大行。

2000年以后，J市开始实行“双轮驱动”战略，启动了建设68平方公里的南部新区规划，意欲再造一个J市。在此背景下，J市政府和当时大行的所有者M药业达成了南部新区的发展共识。M药业投资15个亿，打造了一个用地总面积约为1500亩，相当于新大行面积三倍大的“中药城”。J市药市的地理位置再度南移。

“中药城”项目冲击到很多药商们的利益。例如，大行的搬迁意味着在大行里租赁摊位的药商们需要去新大行里重新租赁摊位做生意，而那些围绕在大行周围经营铺面的小行药商们则需要重新购买或是租赁大行周边的铺面房。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购买了当下新大行周围铺面房的小行药商们来说，搬迁不仅意味着当下房产可能会贬值，还意味着小行药商们可能还要再支付出去一笔巨资才能保住现在在市场中的位置优势。此外，大行里蹲行的药商们也表示，大行每搬一次，摊位费就上涨一些、缴费的样数也会多上一些。80年代时，在大行里蹲行只要交个摊位费就可以了，然而现在除了摊位费，还要交水费、保证金等费用。药商们对政府非常不满，认为政府发展得太急了，药商们也表示对政府有点没了信心，不知道这个“中药城”能坚持多久，会不会花钱买了店铺没几年，政府又开发出一个新的中药城来。

药商们的担忧不无道理。80年代以来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期间，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虽然花样百出，但都处于“包干”阶段。“包干”在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于是，從1994年1月1日起，中央对地方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周飞舟指出，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以营业税为主，而建筑业征收的税收又是营业税中的大户，这便直接引发了政府开发土地的热情，而由土地带来的直接收益（土地出让收入）和间接收益（税费收入），就构成了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主要手段。[7]

四、结语

通过分析发现，从明清北关老街上的自然分布到改革开放后经营节律一致的大行，再到由大型外来资本执掌的中药城运作，J市的药市空间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迁。首先，随着药市位置的不断南移，药市空间实现了持续增长。其次，从药市空间的性质上来说，原本均质的空间自80年代中期，政府直接干预药市发展以来，被划分成了“合法”与“非法”两个部分。其中，政府修建或出让的大行是个体药商们从事经营的合法空间，笔者称为“场内”。对个体药商们来说，除非他经营的是饮片厂等法人实体，否则就需要要么去大行里蹲摊，要么去经营铺面房。传统上一直以来的从事药材买卖、加工的药商“家里”，成了非法的、不为政府认可的空间，笔者称其为“场外”。发生于其中的交易都属于非法交易，是政府取缔的对象。再次，大行的搬迁给药商们带来利益上的冲击，搬迁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药市的洗牌。没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必然会被洗牌所逐出市场。那么，我们该如何藉由J市药市空间的这些变化来审视J市蓬勃的地方发展呢？

显然，从经济指标来看，毫无疑问，J市药市实现了发展和进步。但是这种发展的实现并非完全出自于一种药市的自发性运作，在此过程中，政府角色不容低估，J市药市的进步是规划发展的产物，大行的建立就是这场规划发展过程的开始，依靠的是空间治理术。不管是新旧大行还是“中药城”，药市承载的都是“以药立市”的发展使命；而地方政府透过打造药市空间来对J市这一“地方”进行个性化塑造，以此来强化地方给予外界的印象，用阿帕杜莱（Appadurai）的话来说，这就是“地方性”的生产（production of locality），[8]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说，这种规划尤显重要。

然而，在肯定规划发展的重要性及其给一个地方创造出的积极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规划发展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对于J市药市来说，这主要体现为权力和资本在规划发展中的地位在逐渐增加，但是个体、社会不但无法在国家的介入、资本的扩张中壮大，反而还在逐渐萎缩、利益受损。而造成这种发展后果的原因恰恰就在谋求现代性的发展本身。正如刘绍华所说，现代性指涉的是一种通常由国家启动、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计划。[9]从此，国家力量开始仰仗这种名为现代性的文化霸权而非赤裸裸的暴力加强了它的渗透，对以科学、标准等特征为标榜的现代性的谋求，赋予了国家在规范市场方面的重要地位。

于是，在权力的干预下，原本在传统的药材集散行业中充当着基本经济单元的家庭遭到了现代性的弱化，人们需要离开家去大行蹲摊、执行大行的节律、服从权力的管理，个体在家中批发药材，或加工、买卖饮片等过去成功的实践行为开始变得非法化。而当权力和资本日益合谋，当为权力认可的合法药市空间日益为大型资本所掌控时，资本的谋利本性就必然会给普通药商们带来被公开“掠夺”的体验感。

可以说，J市药市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药商、大型外来资本和地方政府三种力量之间形成的合力。然而，三者在此发展过程中的获益程度却是完全不同的。现代性的发展需要增强了对资本和权力的倚重，弱化了家庭和个体的力量，后者除了去承受前者的联盟所形成的野蛮性力量外别无他法。因此，我们可以发现，J市药市的崛起或许是经济层面上的一种成功，但并非是社会进步层面的成功；J市药市的崛起过程，也是普通药商们遭遇的发展困境日益加深的过程。因为唯有使人们拥有“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语）的发展，才可能是民众的需求。

[责任编辑：潘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