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

闫柳君 赵春玲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历史性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积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文化,其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吸收和创新。经济思想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理论资源，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资源，要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支撑。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挖掘和阐发，旨在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提炼出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话语体系的思想牵引、哲学基础与方法论指导。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程

民本思想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其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古代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统治时期。

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由于古代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民众认识水平有限，对自然尤其敬畏，统治者一直宣称自己受命于天，而被统治的民众即使在面对剥削和压迫时也只能无奈接受。但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民众需求和利益的关注。传说舜为了解决“黎民阻饥”的问题，专门任命后稷为主管官员，令其“播时百谷”；商代《尚书·盘庚》体现了“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的民众视角；《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初现民本思想；《尚书·洪范》中“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有为民众带来安康的治国初心。这些都表现了民本思想的逐渐萌芽。此外，周在总结夏商亡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对天人关系进行了修正，同时也直接表达出统治者要有基本德行的期望。“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以及“敬德保民”等也是对此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民本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此时封建制度跃跃欲试地想取代奴隶制度，社会极度动荡，民众的力量也逐渐得到重视。回顾此时的相关论述，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等等。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对于神的地位有所削弱，对君民关系进行了再次修正，对民众在政权得失、国家稳固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之后，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渐趋成熟，呈现百家争鸣之势，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等人的思想尤其具有代表性。这一时期每一学派的思想家在吸收春秋时期相关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思虑朝代灭亡的原因，迫切想为大一统社会的形成献言献策。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道出了维护被统治阶级即人民的重要性。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一个社会要想稳定持续地存在下去，统治者就必须关注人民生活、得到人民拥护、促进农业生产、实现国家富强，并为此提出了具体举措。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阐述的“民本”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民生建设的理论基础。

民本思想发展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秦朝的建立代表古代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大一统时期。虽然古代中国封建社会总是处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态，但是其社会状态是基本稳定的。各个朝代都一直铭记历史教训，不断强调民本思想，并且有更多的空间与时间来践行，尤其是随着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方略的确立，儒家的民本思想得到传承与发展，成为每一朝代所坚持的基本方略。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的“民本”思想，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利民爱民，顺应民心；富民予民，重视生产；教民化民，培养德性。

(一)利民爱民，顺应民心

其一，体现在思想家们对君民关系的相关论述中。例如，“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最为著名的“民贵君轻”“民水君舟”论；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得民心”与政权建立、稳固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其最终指向是要实现封建统治政权的建立与稳固，但是这种对君民关系的合理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警戒君主、维护民众的作用。

其二，体现在惠民、利民、爱民思想中。要利民、惠民就要知道民之所求，“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同时还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样既可以维护人民群众基本利益，还可以激发民众的积极主动性，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共同发展。此外，荀子在利民的基础上提出要爱民：“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民的同时也要爱民，不能只想从人民身上获取利益而不关注百姓生活。在这里，惠民、利民、爱民成为了一以贯之的基本准则。

(二)富民予民，重视生产

这一阐述将分为两方面：富民和予民。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立足于生产，这里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农业是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体现国家富庶程度的重要指标。

第一，要富民。富民是“以民为本”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中国古代盛世王朝特别强调与民休息、薄赋轻役、扶老助贫、宽厚待民，以保障人民富足的生活。民富才能国富，管仲提出要“富国安民”，孔子主张“使民富之并教之”。民富成为了社会稳定、政权巩固、人民安康的基本性要求。

民以食为天，满足民众的“食”是富民的基本条件。西周时期《尚书·洪范》指出，“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曾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墨子提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孟子强调，“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等等。由此可见，满足最基本的“食”是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想要有食，民众就必须有土地可以耕种，且还要公平、合理地丈量、分配土地，因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所以“均田”“限田”“名田”等平衡土地财富分配的政策无疑具有针对性。此外，思想家们还给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策略，比如“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制民之产”的土地立法制度；商鞅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制定的相关政策；等等。但是由于古代中国物质生产力较低、技术水平不发达以及统治者的剥削，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却难以满足百姓富足的生活生产。

处理农商关系是富民的必要条件。在处理农商关系时，统治者将农业生产看作实现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最重要手段，并明确表示：农为本，商为末。《汉书》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而且统治者将货币发行与管理掌握在国家手中，因为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这明显损害了国家利益，且难以保证国家在危急时刻有充足的货币应对危机。同时，国家还将盐铁等关乎国家财富命脉的重要来源收归国有，由政府进行统一管理。

关注贫富差距是富民的重要着眼点。古代思想家们注意到了贫富差距，比如“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体现了富民和贫民生活的不同状态；荀子主张“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即按照等级来制定不同的分配标准，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富人过分侵占；“不患寡而患不均”表达了平均分配财富的愿景，财富分配不均是比物资匮乏更为严重的问题。思想家们试图在制度范围内调整贫富差距，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要真正做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人民来说只是美好愿景。

第二，要“予民”。这主要体现在统治者要轻赋税、勿奢靡，这样对民众来说是很大的尊重与给予。“敛从其薄”，“薄税敛”，“易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都是对赋税问题的思考，认为税收应该界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虽说封建社会不乏横征暴敛、剥削民众的现实情境，但是统治者们都深知如果不顾百姓基本生活，便会“伐其木，竭其源”，必然会引起社会动荡、政权危机、民不聊生。同时，统治者自身也要尚俭，如果统治者过分奢靡，必定会使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统治者就必须“为宫室、为衣服、食饮、舟车不可不节”。

(三)教民化民，培养德性

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强调人民生活的富足，同时注重在富民的基础上教民，因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善教得民心”，“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民众具备基本的思想道德素养，可以促进社会稳定、伦理有序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教民化民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遵循时律，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这些体现了农业生产等要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把握自然界的有序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与道家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道家主张遵循“道”，在这里“道”具体表现为客观规律，在生产生活中要遵循“道”，虽“无为”但却“有为”。这里渗透着“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即将自然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基本思想。

第二，培养勤奋、节俭等美德，提升内在修养。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只能单纯依靠人力、畜力来实现农产品的生产，所以要想获得更高的农业生产力，就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民众勤劳致富。农夫要“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有些则将此提升至治国的高度：“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而且只有“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也就是要勤劳地从事农业生产才可以达到“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则入多”的状态。同时，古代中国也特别强调节俭，如荀子的“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贪”体现了节俭的重要性。此外，中国古代特别强调讲义气，比如“重义轻利”表达了义气相对于利益的重要性，同时还提倡讲诚信、守信用等，这些基本道德要求规范着民众的基本行为，并成为他们头脑中的基本价值要求且一直传承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第三，坚定“大同”之愿，凝聚人心所向。《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美好夙愿体现了民众对未来社会的愿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参加劳动，财产“不必藏于己”；老百姓一起共享劳动成果，共同参与分配，人人各尽其力、各得其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天下之人皆相爱”。这体现了对人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对生产、分配关系的希冀，以及对和谐社会的希冀。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民本思想，表现在爱民亲民，富民予民，教民化民等方面。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本思想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其内容闪耀着对民众的关注、对伦理价值的规范、对国富民强的希冀。

三、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和我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精华，旨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体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希望将中国的声音传递到国际社会，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借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同时又将它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丰富的民生意蕴、厚重的民生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与之相联系，深刻地体现了要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思想；联系“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来说明治国者的基本责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类社会要想一直向前发展，就必须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不动摇。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十八大以来民生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特别是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都直接地表现出我国对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期许，以及对民生问题的持续真切的关注。

(二)坚持“民本”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文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本”思想，是为了思考传统优秀经济思想的时代化和理论创新问题，即如何结合当下经济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激活其生命力，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借鉴。

第一，满足人民的需求为民生建设的首要条件。总结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对“民本”问题的关注，可以发现思想家和统治者们都特别注重对民众基本需求的满足，且注重在富民的基础上教民，同时对未来和谐社会也有所希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国情基础上加以构建的，也同样要以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需求作为基本目标。但是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已不再仅仅要求温饱，其实际需求越来越广泛、全面，包括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权，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更多的保障。为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要坚持以共享理念为指导，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并要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民众在付出的基础上有所得，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消解收入分配差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第二，合理解决三农问题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农业作为本业、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多少的关键指标得到了统治者最多的关注，这些体现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关于农业、农民、土地等问题的阐述中。思想家们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切合民众利益的基本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方略，希望借此巩固政权的稳定，实现国家富强。结合当前中国的三农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着重对农业、农民、农村等问题做出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可行战略。在新时代下，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快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第一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激发农村各生产要素活力，尤其要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实现数字化生产与销售，调动农民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当前对于三农问题，我国已做出了相关回应，比如三权分置、精准扶贫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同时，对于新时代农村的发展现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旨在逐渐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缩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努力使农村人口可以享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待遇，并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保障我国的粮食生产，促进第一产业健康发展，促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建设与新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信用体系的完善是民生建设的制度基础。古代中国在发展商品经济时极其强调诚信、勤劳、重义等优良品质，统治者希望民众将这些道德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可以与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有对利益的追逐，但是我国是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因利益而损害民众是万万不可的。因此，为了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国早已意识到了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必要性，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在社会信用体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体系如何真正被市场主体接受、认同并执行，因为确立基本可行的制度性规范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怎样使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这些规范，并付诸于行动。尤其是在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完善这一基本体系，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主题研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信用体系的完善、推广与自觉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