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陈 平

（星海音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新时代，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命题上。

一、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艺的功能主要是自娱自乐还是服务社会，其讨论由来已久。唯美主义者认为，文艺就是文艺人的自我追求和满足，强调“艺术至上”，反对文艺的社会功能，这种思想对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艺及其以后影响甚深甚远。毛泽东以社会整体为分析视角和方法，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848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政治工作者等合作，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2］209。江泽民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需要伟大文艺作品的时代［3］405。可见，从毛泽东的“革命需要论”到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论”、江泽民的“民族复兴需要论”，都把文艺的繁荣兴盛纳入到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之中，我们将这一理论称之为“需要论”。

新时代，习近平对文艺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背景，进一步拓宽“需要论”的视野，将“我国”需要论提升到“我国+世界”发展大势需要论，指出：“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4］二是把文艺社会功能的发挥提升到民族复兴必要条件的高度，将“需要论”发展为“必要论”，认为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文艺的作用不是一般地需要，而是不可替代，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

二、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中国精神与文艺的灵魂关系怎样？较早涉及这一论题的是“国民精神论”。鲁迅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5］之后，江泽民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6］，将“国民精神论”发展为“民族精神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其逻辑推演含义是：民族精神是文艺的灵魂。虽然他们提出了类似“文艺的灵魂”的命题，但却未使用“文艺的灵魂”的概念。

新时代，习近平对文艺灵魂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明确使用了“文艺的灵魂”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就是中国精神［4］。二是对“中国精神”的内涵作出了阐释，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7］，从而将“民族精神论”发展为“中国精神论”。三是指明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5］，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4］。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文艺的灵魂是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提出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观点。”［8］这一观点是欠妥的，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观点解决的是文艺为了谁的问题，而不是文艺的灵魂是什么的问题，不能把前者当成后者。

三、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在人民需要与文艺存在的价值关系上，列宁指出，写作事业“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9］663，毛泽东指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854。李大钊说，新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10］。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1］863-864邓小平指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2］209-211从列宁到邓小平，虽然都强调了文艺是人民的需要，但都未明确提出判断文艺作品是否有存在价值的评价标准。

新时代，习近平对人民需要与文艺存在价值关系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首次确定了文艺的本质论，将人民性确定为文艺的本质，认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就是人民的文艺，从而为文艺存在价值论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二是由人民本质论出发，首次明确提出了判断文艺作品是否有存在价值的评价标准，即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三是由文艺存在的价值论出发，指明了文艺工作者成功的正确道路和最大的幸福，就是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4］。四是指明了人民不仅是作家够不够格的评判者，还是文艺作品美不美的评判者。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1］习近平指出，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五是严肃批评了文艺创作不反映人民心声的错误倾向，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是当前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之一［4］。

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领导与文艺发展的关系上，列宁曾提出了一条原则，即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9］664。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863。但在实践中这一关系的处理常常出现问题，以致于在1951年时中共中央提出要“纠正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12］。邓小平指出：“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2］213胡锦涛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13］。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可见，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以贯之的一条原则。

新时代，习近平对党的领导与文艺发展关系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更具体地提出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的观点，从而清除了有人不理解文化与文艺关系的错误观点，即有的人所认为的，“只说了党的领导是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没说过党的领导是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所以文艺可以不接受党的领导”。二是提炼出党领导文艺的两条原则即“依靠论”和“遵循论”。依靠论即是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论即是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三是指明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些途径和方法，如：各级党委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只有跟上节拍，才能形成适应新文艺形态的有效管理方式方法等［4］。

五、文艺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在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上，音乐家贺绿汀提出了“时代中心论+推动论”，指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单是要有成熟的技巧，也必须具有极其敏锐的时代感受性，能够抓住时代的中心。他不单是民众的喉舌，而且负有推动时代前进的使命。”［14］邓小平提出了“表现论”，指出：文艺要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2］210。江泽民提出了“号角论”，指出：文艺是人们奋进的号角［6］。2011 年《决定》提出了“引领论”，指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

新时代，习近平对文艺与时代关系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对文艺与时代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表达，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二是指出文艺引领时代是一条历史规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三是指明了作家艺术家的时代责任，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4］。

六、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在文艺与育人的关系上，最早将作家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是斯大林，他在与高尔基的一次谈话中，称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5］。在我国，邓小平首次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灵魂工程师”的观点，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2］211。

新时代，习近平对文艺与育人关系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在继承“文艺工作者灵魂工程师”论的基础上，首次将“文艺”定义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指出“文艺是塑造灵魂的工程”，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5］，从而将“灵魂工程师论”发展为“灵魂工程+灵魂工程师论”。这一界定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对文艺本质属性的新界定，解决了长期以来一些人把文艺仅视为娱乐的短视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二是对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的道德观、价值观提出了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三是明确指出，目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些人价值观的缺失，这是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穷奢极欲等丑恶现象的病根［4］。

七、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在文艺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传承和创新同样重要，从传承来看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而从创新来看在文艺的表现形式上应该要标新立异，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16］。江泽民提出：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3］404。胡锦涛提出：不善于继承，创新就没有基础；不善于创新，继承就缺乏活力［13］。这些观点，都把传承与创新看成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可称之为“同等重要论”。

新时代，习近平对文艺传承和创新关系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在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创新理念的背景下，将“同等重要论”发展为“创新生命论”，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二是阐述了为什么创新是文艺的生命的理由：其一，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没有创新就没有优秀的文艺作品，就没有文化创造力；其二，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没有创新，文艺工作者就完不成中心任务，就无立身之本。三是指明了创新的一些路径和方法，如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等［4］。

八、低俗不是通俗

在文艺工作高尚与低俗的关系上，20世纪30年代音乐理论家章枚就指出：“音乐的大众化，也就是通俗化，但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通俗音乐“可以是很高尚、很美丽的音乐”［17］。邓小平指出要“发展高尚的文化生活”［2］208。胡锦涛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13］可见，追求高尚、反对低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流。

新时代，习近平对文艺工作中高尚与低俗关系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首次提出了“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的命题。二是指出了好的文艺作品的一些评价标准，如：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文艺作品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三是严肃批评了种种低俗媚俗等错误现象，如：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等［4］。

九、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在文艺工作中精神与金钱的关系上，列宁指出：“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9］663陈云对“单纯追求票房价值”［18］的倾向作了批评。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2］211。2011 年《决定》指出：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新时代，习近平对文艺工作中精神与金钱关系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于：一是更明确、更形象地指明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首次明确提出了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文艺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文艺批评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不能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等论断。二是严肃批评了金钱至上的种种错误观，如：有人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有人认为反复打磨一部作品，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从而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等不良现象［4］。

综上所述，这九个论断解决了长期以来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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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云杉.“人类灵魂工程师”考辨［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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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M］.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