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曹植的创作观

朱 丽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他十分重视对创作活动规律的探讨，其对文学创作中的灵感、文章的修改、作者的修养以及创作体验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没有专门的文章来论述其文学观念，其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作品中，但自成一体，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理论有深远影响。

一、“乘兴为书”——创作中的灵感

曹植在其作品中，多次用到“兴”，如《赠徐幹》，“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兴”，许慎《说文》解释为“起也”。曹植则完成了“兴”语义上的转换。他在《与丁敬礼书》中云：“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乘兴为书”中的“兴”，是兴致、兴会的意思。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并没有“灵感”一词，但对灵感这一审美心理有独特的体验和研究，并形成许多与“灵感”相似的概念和范畴，如“兴致”、“兴会”、“天机”等。曹植是较早把“兴”的“兴会”“兴致”这一层含义具体应用于文艺创作中去的。兴会是思维的一种状态，虽然曹植没有直接描绘兴会的具体特征，但从他的《释愁文》，可以看出他对思维的基本看法，“惟惚惟怳，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虽然不是对兴会的具体解释，但道出了作为思维形式的共同特征：灵感来去无踪，飘忽不定、难以被人们捕捉。

兴会是作者文思泉涌、创作取得突破进展时的思维状态，它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即兴性的特点，稍纵即逝难以被人长时间掌控。兴会来临时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灵感将去时，则文思不畅，难以落笔。曹植提出“乘兴为书”，就是要作家趁着兴致或灵感来临，文思泉涌之时，抓住时机进行创作。

虽然灵感来去有偶发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作者“乘兴为书”，这种能力不是作者天生就具有的，是作者长期生活积累、辛勤创作的结果。作家平时有渊博的知识储备，在某些情景的感发下才会有灵感的涌现，它是灵感产生的前提，否则的话，即使有缤纷错杂的外物相感发，也不会有灵感的火花出现。这种灵感的偶然性之中却蕴含着必然性，作家平时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在某些情景的感发下才会有灵感的涌现。这是曹植以及其他作家的创作的经验。正因为有常年的知识积累，广学博识，才能在灵感来临时迅速地捕捉到，才能下笔如有神。如果没有生活经验的积累、知识素养的提高，“灵感”就成了无本之树，无源之水。

曹植认为人们在极度愤慨、极度悲伤、极度危苦的时侯也容易产生灵感。曹植在《赠徐幹》中写道：“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说明了灵感还产生于内在的慷慨、悲苦、愤怒情感无可阻遏的迸发状态。在这首诗中，曹植对徐幹在衣食不继、不得重用的情况下，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慷慨，谓壮士不得志于心。在曹植看来，悲苦、郁郁不得志的环境反而成就了徐幹的文学才能。纵观曹植一生，他由最初深受宠爱，几为太子，到后来的身为藩王，远离京师，受尽迫害，人生经历曲折、坎坷。在曹丕登上帝位后，不断遭到遣黜，处于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在不断的迫害之下，慷慨有悲心，危苦艰难的情况下成就了不少名篇佳作。例如，曹丕曾令曹植七步中作诗，不行者行大法，曹植应声便为《七步诗》。曹植的七步诗，虽然在七步之内完成，那是其受曹丕迫害，积郁已久的愤懑之情的瞬间爆发。著名的《赠白马王彪》是曹植“意每恨之”，“愤而成篇”写下的名篇。因为作者的生活经历越坎坷，人生体验就更为真切，写出的作品就会更加感人。

曹植在创作中对于灵感来临以及来临的先提条件的体会，对于后世从事创作的人无疑是宝贵的经验。

二、创作主体的修养

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外在表现。曹植认为，作品的优秀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艺术修养、道德修养等因素。

（一）艺术修养

曹植认为，作者的艺术修养以及创作的技巧是在学习前人经验和反复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通过放开眼界，广泛地学习。曹植认为，作者创作出好的作品，主要依赖于作者后天的学习。他说“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作者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才能，有人喜欢广博烦琐，深沉之文；有人喜欢分析、辩论，这是因为习染的不同，所爱好、从事的就不一样。因此，勤奋学习，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写出好作品的必要条件。曹植在家庭的熏染之下，自幼至长“篇籍不离于手”，可见其取得的文学成就离不开平时的学习与积累。

曹植在评论人物时，常常将其文学才能与学习相提并论：曹休“高揖名师，发言有章”，赞扬曹休拜名师学习，能够发言成章。《武帝诔》云：“年在志学，谋过老成。”“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称赞父亲曹操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学习。《文帝诔》云：“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才秀藻朗，如玉之莹”，称赞曹丕孜孜不倦地自觉学习。才华卓越，文藻清澈，如玉一般光洁。通过曹植对以上人物的评论，可以看出他认为学习与创作的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作者多学博闻，是创作好作品的前提。

（二）道德修养

在文学创作中，除了需要重视创作主体的艺术修养外，还要重视创作者的道德修养。曹植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这一点从他自己的作品中以及对他人的评价中明显表现出来。

他评价人物，常常文、德并提。他赞扬曹操：“德美旦奭，功越彭韦。九德光备，万国作师。”“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称赞父亲武、文皆善，德、文兼备。那么在曹植的心目中，德指的是什么？“其为德也，通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可见，德包括了通达、多识、仁智、做事周密、乐善好施、爱护人民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欣赏那些德才兼备之人，评论曹丕“才秀藻朗，如玉之莹。”“其刚如金，其贞如琼。如冰之洁，如砥之平。”评价王粲“既有令德，材技广宣。”认为王粲有良好的品德，才能技艺兼备，美名传扬。我们从曹植对同时代人物的德文赞赏备至中，不难看出他对作者的道德与作品的密切关系的深刻认识。

思想内容是作品的灵魂。如果作者的精神世界贫乏，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没有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就不能写出好的作品，因而对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曹植所强调的德，常与“仁”以及远大的理想抱负联系在一起，是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同国家的命运、民生的甘苦联系在一起。大司马曹休在征吴期间发病薨，曹植写诔文评述其事迹：“明德继踵，奕世纯粹。阐弘汎爱，仁以接物。艺以为华，体斯亮实。年没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师，发言有章。”从德、武、文方面高度赞扬了曹休。在这篇诔文中，德、仁、志、文紧密相连，层层深入。在《赠徐幹》中，曹植高度赞扬了徐幹虽然生活艰难，仍然继续文章的创作，并且说“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璵璠美，积久德愈宣。”赞扬徐幹德、文俱美。

曹植非常注重文学的经世致用功用，因此以文明道也是其文德思想的重要体现。在《与杨德祖书》中，明确表示“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强调如果自己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话，将把写作作为志向，承担起“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的社会责任。诗人有远大的志向与抱负是创作者更为高层次的主体素质，作者志向是否高尚，是能否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

曹植的文德说，拓展了德的内涵与外延—统治者的德有仁、智，爱民等内容；士人之德则有济世救民的远大理想与抱负，有博大的胸襟，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文德说。

综上所述，曹植的观点已经涉及了在创作中创作主体的艺术修养以及道德修养对创作的巨大影响，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三、强调反复修改

创作出好的作品，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除了作者具有较高的素养、才能之外，还需要对作品不断地修改、雕琢，修改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曹植在《前录自序》以及《与杨德祖书》中皆提到文章的修改，修改是为了使作品精益求精、日臻完善。修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作者本人要有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自己对作品反复修改。他在《前录自序》中说，自己从小热爱辞赋创作，“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删定”，是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从文集中删除，留其精华，或者把作品中出现的遗漏或缺点、内容或词语重复累赘，重新修改润色的行为。作者自己要对作品反复斟酌、反复推敲，剪裁浮词，使芜秽不生，这样才能写出优秀作品来。强调了作者对自己作品剪裁与修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作者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请别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忙改定。曹植《与杨德祖书》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曹植将这封信连同“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请杨修刊定所作的辞赋作品。曹植认为：作品经过他人修改，才能日臻完善。

曹植之所以强调文章的创作要进行认真的修改，是因为“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曹植认为只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做到文章的完美无缺，还不曾听说过其他的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曹植所提出的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名篇确实是经过了作者反复修改锤炼而成。

四、创作体验

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着怎样的心理感受，在先秦鲜有人提及。到了东汉，随着辞赋创作的繁荣，这个问题开始逐渐被作家所认识。曹植从创作给人带来的两种不同心理感受着手，提出了“文章之难”与“欢之极也”看似矛盾却统一的观点。

（一）“文章之难”——创作的艰难

曹植毕生从事文学创作，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他对创作精益求精，呕心沥血，因此他对创作的艰辛深有体会。他说“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指出了文章的写作艰难，是从古至今作家的共同感受。“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而无贵矣。”如果家家都有千里马，那么就不珍惜了，如果人人都有和氏玉的话，就不贵重了。正因为创作出好的文章是很艰难的，因此好的作品很少，也就愈显得其珍贵。曹植非常尊重他人的作品，觉得他人水平在自己的水平之上，绝不轻易下评判，丁敬礼请他润色小文，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过若人”，“辞不为”。

那么文章创作为何如此之艰难？曹植认为，主要在于“形难为象”。在《七启》中，曹植描绘才人歌舞之妙：“纵轻体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飞声激尘，依威厉响，才捷若神，形难为象”。（《七启》）“形”，指才人载歌载舞的优美形象，是作者观察的客观对象，“象”，指作者运用语言展示出来的，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的具体形象。

作者创作时对于客观对象，首先要转化为作者的心象，即文思，然后运用文辞把心象转化为作品的形象，这一转化过程是很艰难的。把才人歌舞的形象转化为意，再将意用文辞表达出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在意与象之间，需要语言作为媒介，通过语言使作者心中之意呈现出一种可被感知的形象；反过来，通过象可以探寻作者心中之意。他认为语言有时难以把作者心中的形象外化于被他人所感知的具体形象，就是说作家在创作灵感的催发下，创作构思极度活跃，但是作家的语言表达却总是难以详尽达意的。

（二）“欢之极也”——创作的乐趣

创作是艰苦的，文人却乐此不疲。究其原因，乃在于创作同时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慰藉、愉悦与享受。曹植《与丁敬礼书》中云：“顷不相闻，覆相声音亦为怪，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他认为写作是极其快乐的事情。创作给作者带来快乐的同时，在读者欣赏时又会遇到知音，作者得到心理的快慰与满足。从作品本身来说，文辞的华丽、音律的和谐，有娱悦耳目的作用，能够给人带来身心的愉悦和快乐。他说吴质之文“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覆，旷若复面。”文辞华美如春花开放，音律的和谐，反复歌咏，荡涤性情，犹如春风拂面，沁人心脾。因此，好的作品，其华丽的词藻、和谐的韵律给人带来身心的愉悦。

因此，创作是艰难的，同时又给予作者以快乐，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于作者的创作体验之中。

总之，曹植对文学创作规律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文学创作观体现出汉魏易代之际文学观念的新变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注释：

①本文未标明引文均引用自曹植撰，丁晏纂.曹植铨评[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57.

[1] 曹植撰，丁晏纂.曹植铨评[M].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57.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曹植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