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和会性质论伪满政权的傀儡性

高晓燕，杨 军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的政策，数十万东北边防军入关，致使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关东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了东北全境。日本占领东北后，着手进行“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建设，制定了《满洲国建国大纲》,推出清废帝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后改为“满洲国皇帝”。在伪满洲国政权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以日本关东军为主导，联合先前所存在的未能在伪政权中获得大部职位的“满洲青年联盟”骨干成员如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等人,兴起“民族协和”运动，以“统一国民思想，进行思想战的全满统一的国民组织”[1]227为目标，于1932年正式成立“满洲协和党”，起草并通过了协和党创建宗旨、宣言、纲领、章程等。

“协和党”的成立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并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要求下，改为“满洲协和会”, 尊奉溥仪为名誉总裁，本庄繁为名誉顾问，郑孝胥为事务局长，谢介石为中央本部长，桥本虎之助为名誉理事。后来在几次改组中，协和会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机构都实现了与伪满政权的“二体合一”，“协和会中央部门部分的开始实行‘二位一体’制，伪满政府与协和会实行‘一体化’”[1]228特别是在之后的改组中，大量非政府职员离会，从而实现了协和会与伪满政权的结合，从而在多方面特别是宣传方面促成了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掠夺，是日本统治东北时期最为重要的组织。

有关这一点，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王紫薇在她的博士毕业论文《满洲帝国协和会研究》中提出，从横向的角度而言，“满洲帝国协和会”和“满洲国”政府从“表里一体”到“二位一体”，进而发展为“三位一体”，经历了从附属到平行、再到重合的转变，在这一嬗变过程中二者也从对立走向了统一，形成新的综合领导体制。与“满洲国”政府一起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两大支柱。[2]协和会在后期发展成为“满洲帝国协和会”，其成员大部分都为政府工作人员，协和会的领导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非常的严密与完整，从而即在事实上，成为“满洲国”名义上的“执政党”，而这个执政党，只是日本殖民东北的另一种途径而已，是对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性质的又一有力论证。

有关协和会的论述与研究，已有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与成果。对于协和会的具体内容本文不再详述，笔者单就协和会在伪满时期的历史地位进行探讨与评价，以期充实国内当前的研究。

一、满洲协和会的本质

（一）协和会的建立与发展

协和会一开始由在东北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建立，最初为协和党，日本关东军认为该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加强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因而给与了协和党一定的支持。要实现建国宣言所提出的理想，就必须强有力的控制人民。[3]他们的活动得到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支持,遂于1932年4月1日,先在沈阳举行结党宣誓,初名“满洲协和党”。但是，日本关东军认为“满洲国的政治，不仿效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不陷于专制政治的弊害，而是实现民族协和、能正确反映民意的官民一体的有独创性的王道政治”[4]25，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执政”溥仪等人不同意“党”这个名称, 主张“无党无偏”,[5]禁止东北存在政党，因而，在1932年7月由关东军主导的伪满国务院召开协和会筹备会议，将“协和党”改为了“协和会”。确定由伪满执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名誉顾间,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任名誉理事,伪国务总理郑孝管任会长，伪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任理事长,下设理事33人,分由伪政府内的汉奸与日籍人员充任。[6]

对于协和会的存在，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他的公文中指出，“协和会与建立满洲国同时产生，规定为国家机构之一，为竭尽全力维护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并实现其理想的唯一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团体。”“协和会既非政府的从属机关，又非政府的对立机关，而为政府的精神母体”[7]，突显了日本对于协和会在伪满洲国所应发挥的作用及地位的关注与考量，从而更加论证了协和会在伪满时期超出于一般“政党团体”的社会地位。

关东军虽明令禁止东北存在政党，但协和会不同。协和会虽然由“党”改成了“会”,但是，协和会依然是作为日本关东军的统治东北的工具而成立的。在伪满洲国中央设有协和会中央委员会，满洲国的重要领导人物都为协和会中央机构的负责人。协和会机构严密。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设有领导机构，中央事务局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查处四处[8]176，基层则设有地方事务局，特别是基层组织，覆盖伪满洲国全境，其组织不可不谓严密。协和会的成员一开始以日本法西斯份子为主，招揽大批追随日本寻求建立满洲国的汉奸，之后，随着满洲国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为配合日本关东军控制东北，协和会开始积极吸收当地的地主、商人以及其他有地位的或有势力的人物。伪政府以及产业部门的官吏及工作人员不论愿意与否，都被列为自愿人员。1934年协和会成立初期会员只有30万人，而到1944年，十年间扩充为428万多人，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政治团体组织[8]177。

（二）有实无名的“执政党”

协和会虽然从“党”改成了“会”，但是，协和会作为与伪满政府并行存在的政治组织，在伪满洲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实际扮演着伪满洲国“执政党”的角色。协和会与伪满高层紧密联系，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后改称“皇帝”）在给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执政训词”中，提到“设置该会，谋民族协和，图百业振兴，嘉赞豫甚”[9]279，由此看出协和会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

有关协和会与伪满政府的关系，在协和会“康德五年至六年”（1938年—1939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议案”中有详细的记载，包括协和会内部、行政、治安、民生、产业、经济、交通、司法等关系[10]目次，完整的体现出协和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伪满当局的关系，以及其内部严密的组织结构，是研究协和会与伪满政权关系的重要史料。在议案第一章“会关系”中，详细的指出了协和会与伪满高层以及在伪满社会基层的地位。第一号“关于营造宫廷选拔代表参加服务之件”，“仄闻于本年中进行造营宫廷，吾等国民不胜衷心愿幸，躬逢圣世之吾等，幸能负次营造之一端，实系无上感激与光荣，将来为结帝民如一之圣果、传余荣与子孙，本会深愿选拔会员参加服务，以报皇恩于万一也”[10]1。大意是选拔会员参与“伪皇宫”的营建工作，以此来强化协和会与伪满高层的联系。而真正体现协和会与伪满政府享受同等地位的是第二号“关于协和会经费项目变更之件”，协和会的经费，之前“虽由总务厅辅助”但是协和会认为该组织“既非政府从属机关，则其经费自应于国库独立项目，编纂发支，以明示，故“将协和会经费改成独立项目由国库支出之”。[10]1-2这一条文要求伪满当局将协会和的经费发放由原来的“总务厅”补助，改为由“国库单独列出开支”，从而在经费拨款中，协和会的地位获得了显著地提升，取得了与伪满政府同等领取国库开支的地位，从而更加论证了协和会在伪满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是伪满“执政党”的体现之一。

此外，满洲协和会还确立了相关的行政关系、治安关系、民生关系、产业关系、经济关系、交通关系、司法关系等等，建立了一整套类似于伪满当局的行政组织，因而，在日本殖民满洲的同时，成为与伪满洲国“职能”相同的“国家机构”，并实际上以“执政党”的地位成为日本统治东北的另一工具，同时也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东北，扩大侵华战争的工具之一。

二、协和会在日本统治东北时期的作用

作为日本殖民东北的方式之一，协和会从其产生开始，就伴随着伪满洲国的始终。日本在利用伪满傀儡政权加强统治东北的同时，也竭力推动协和会发挥相应的作用。协和会配合日本关东军及伪政权主要进行一系列的反动活动。

（一）策划反动宣传

在《满洲帝国协和会章程》中，声称“宣德达情”为协和会的重要工作[8]180。此项工作名义上为将侵略者的统治政策、方针向基层传达，宣扬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东北，帮助建立“满洲国”的所谓“德政”。其本质仍为其主张建立的伪满洲国这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系而强调合法性。为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掠夺东北物资、屠杀东北人民的罪行，协和会力推“使工作员驻在各地的人民渐次消灭对于日军和新国家的疑惑或反感”[11]的精神腐蚀，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强烈的抵触与反抗情绪。

为达到奴化东北人民的目标，协和会在其《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第一章基本方针中，制定“以运动为中心，对国民的一般性训练进行彻底的影响，特别是把青年训练放到首要位置，确立自愿挺身建国兴亚的第二国民性的培养根基，从而有助于实现国民动员”[4]7。在宣扬伪满洲国所谓“德政”的同时，协和会另一项职能就是“达情”,为统治者当局搜集东北人民的抗日言论与行动的信息。每当日伪有重要的仪式或活动时，协和会便命令协和会员负责动员各学校机关人员，参加配合日伪当局进行宣传活动，通过利用广播、报纸、游行、集会等手段，大肆宣扬“建国精神”,鼓吹“日满一心一德”等[8]181。宣传是协和会在伪满洲国中最重要的活动，也是相对有权力的方面，这也是关东军允许协和会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鼓吹日满特殊关系论

协和会在创建初期，就积极宣扬日本与“新满洲”的关系，主张“日满特殊论”。在正式成立“满洲帝国协和会”后，大肆宣传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时的“关键”作用，鼓吹日本对伪满洲国所谓的支持与辅助，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独立”、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倾囊相助”，达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步，并且以“新国际关系”[12]4来描述日本与伪满洲国的所谓国际关系。伪满官员即协和会成员吕作新在“康德六年三月一日，满洲国迎来了建国第七周年”[12]1，在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央本部支持下，编写了《民族协和的满洲国》宣传册，在书中大肆宣扬日满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具体表现，并在第一章中将日满关系定为“日满不可分关系”，并且从“日满不可分关系和满洲国的独立性”、“日满不可分关系的表现”、“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据点：满洲国”[12]1-11三节来阐述他们口中的日满特殊关系。

这本《民族协和的满洲国》可以被视为协和会反动宣传的最高潮，从伪满洲国的建立开始，对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进行了华丽的“包装”，从“日满不可分关系”、“民族协和的理念”、“民族协和的实践与日本人”等看似平等、友好的所谓“日满邦交”来向沦陷区人民灌输殖民思想。特别是在第一节中，给他们所称“日满不可分关系”进行了定义：“两国关系超越了原有的国际观念，立足崇高永久性的道义关系，被设定为新国际关系。满洲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的同时，其存在和发展与日本之间的道义关系不可能分离。这种关系就被称为日满不可分关系。从日本方面来看，是皇道的宣布和八广一宇精神的重现，从满洲国方面来看，是国家悠久历史和万古不变的建国精神”[12]4-5。

“日满不可分关系”是协和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的最反动、最极端的主张，企图以宣扬所谓的“日满不可分关系”来使伪满洲国与日本的联系更加紧密，甚至有点“日满合并”的意味。在第二节“日满不可分关系的表现”中，开篇提到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并受到了日本“天皇陛下”的“亲切”接待，而且极力宣扬溥仪在日访问期间受了视察、游玩等极高的“礼遇”，并且继续宣扬“友邦一德一心”，在“民族协和的实践与日本人”第三章中，公然提出“先进氏族：日本人”，吹嘘日本人是“东亚最优秀的民族，他们传统的精神文化在东亚冠古绝今，近代科学文明领先世界最高水平，是东亚各民族先进立场的代表，是满洲国国内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指导”等等。[12]27-30

协和会虽然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得以存在于伪满洲国，并且在实际上成为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党”，看似是建立伪满“王道乐土”的中坚力量。但是，从协和会的反动宣传来看，协和会唯日本人马首是瞻，如果说伪满洲国是日本政治上层建筑的傀儡，那满洲帝国协和会就是日本在意识形态、文化等思想上层建筑的傀儡，是不折不扣的走狗，是中华民族最可耻的败类。

（三）协和会的反动宣传活动

协和会作为与“满洲国”平行的日本在东北区的统治工具，在推进日本殖民东北的同时，其主要的活动则定位在了宣传层次。创办刊物、宣扬亲日思想等，是协和会傀儡性的集中体现。作为机关杂志，《协和运动》并不是从协和会诞生之始就创刊的。《工作月报》和《协和会志》是《协和运动》的前身。《工作月报》创刊于1935年12月，共发行7册，1936年6月因协和会改组的关系停刊。待于1936年8月重新印发之际，《工作月报》更名为《协和会志》，由当地工作人员执笔。后来《协和会志》也经历了休刊 ，再次发刊时以《协和运动》一名刊出。《协和运动》1939年9月创刊，1945年7月停刊，共发行7卷73号。战后经由绿荫书房采用现行古旧文献的基本整理方式，于1994年陆续发行复刻版。即在现有资料基础上重新编卷，根据原版大小按比例缩印，一般采用单色印刷，同时编著别册，收录解题、总目录和执笔者姓名索引等。复刻版由20卷构成，另加别册。受时局影响真正保存下来的仅有68号。复刻版整体文字量粗略估算830万字左右。

创办刊物，则是协和会发挥其真正作用的主要工具。在如何影响东北人民，使他们逐步接受日本的皇民思想，接受日本统治东北的事实，就要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加大相关的宣传，而《协和运动》则是普通大众所能接触到的。协和会企图通过垄断新闻传媒，来达到殖民东北的目的。

“满洲帝国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议案”“会关系”第四号文件，提出了将协会和所创办之刊物向社会基层如学校等散播的主张及办法，即“欲使协和会之精神，普及彻底，则须由根本入手。于各级学校课程内，添入协和教本一门，并将各种刊物广为配给，以期使一般学生自幼时即对协和会之认识与精神，得以充分理解”。[10]3这是满洲协和会首次就文化侵略方面做出的“官方”协议，明确提出要将协和会的“精神”，实际上是将奴化教育向教育领域涉及，特别是基层初级教育，以使东北在沦陷后的学生从幼时就“牢固树立”殖民意识，以期达到在文化领域彻底实现殖民化的目的。为实现这一所谓的“宏远目标”，协和会在第三号文件“理由”后，追加了相关的具体措施，如“一、请协和会时向各地之各种学校，发给各种协和刊物。二、请协和会中央本部与政府教育当局联络，将协和教本列入各级之必修课程内，期使精神之普及彻底，与养成真正协和会之认识。”[10]3

除创办刊物外，协和会还在强化社会认同方面，出台了相关的决策，其中就有关于伪满“国民服饰”的相关要求。“会关系”第九号文件，协和会认为“查协和服之意义，乃在民族协和，着以表征协和之伟大精神也，换言之亦可谓满洲国民之制服也。然而协和服未能充分普及者，查其主要原因，乃价格之高贵也，价格最高者在四五十圆，贱者亦须二三十圆之谱，而着用者收入亦不能相等，一般下级俸给生活者及大众，尤属感觉其价格过高，因此须使其价格低减，上下成一体，以期彻底表征协和之如一，特此提议”。在之后附加的办法中，提出“一、协和服以国防色为标准，使用低贱之材料，上流者亦使其同样着用。二、考虑施设，而使工资低下。”[10]7满洲协和会以“管理者”的口吻，对于伪满“国民”的日常服饰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包括协和服未能广泛普及的原因，以及为了普及所谓“协和精神”，使用所谓“惠民”政策，降低协和服的价格，使上下一致，从而达到奴化中国东北人民，辅助日本统治东北的目的，是其伪满“执政党”的又一表现。

（四）协和会的其他反动活动

第一、进行反共活动。在国民政府实际上放弃东北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运动一直在坚持斗争。共产党依托光大东北人民，发动群众，积极打击日寇和伪军，一直是日伪当局最大的对手。为了打击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消灭抗联，协和会也配合日伪当局，积极进行反共、排共运动。协和会在其下设有青年行动队，为日伪军警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提供线索。1936年12月，协和会本部成立了“排共特别委员会”[8]181,将排共运动变为国民运动来宣传。

第二，积极参与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协和会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东北人民抗日力量，积极参与镇压活动，专门成立了宣抚训练班，培养奸逆人才，进行宣传活动。

第三，协和会体现亲日殖化东北的另一角度，就是阻扰李顿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后，应国民政府请求，国联派出了以李顿团长的李顿调查团，调查“满洲事变”。虽然当时“满洲国”已经建立，在李顿调查团的到来还是在东北溅起意外的涟漪。在底层民众，出现了民心摇动的兆头。协和会（当时为协和党）为消除这种不利统治的因素，组成了游说队，在日本国内和各种场合进行承认“满洲国”，“日满邦交”的反动言论，同时在奉天省公署总务厅长金井章次的怂恿下，刚成立的协和会筹备委员，以国民代表身份同李顿调查团会见，认为新国家必须同中国本土分离[9]269-270，极大的干扰了李顿调查团的工作。

三、结语

协和会成立伊始便试图在东北地区普及其建国理念，1936年变身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下文简称协和会）后，作为“满洲国”唯一的思想、教化、政治的实践组织体，它强化了从意识层面对东北民众的统治。其机关刊物《协和运动》成了为殖民当局张目的工具。在二者的关系中，殖民当局将自身的思想体系输出至教育对象，即“满洲国国民”，使其全盘接受殖民思想。《协和运动》作为思想教化的重要媒介，从内容、形式到发行渠道被殖民者牢牢掌控。

协和会作为日本统治东北的组织机构之一，与伪满政府同为日本统治东北的工具。虽然以协会的形式存在，实际上俨然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党”，同时也是日本默认的存活于伪满洲国的唯一合法政党。“日人统治东北，无所不用其极。除军事、经济等压迫外，复以政党之形式，机关范围之，大有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之势。‘满洲帝国协和会’者，俨然政党组织”[13]，是日本殖民东北的另一武器。协会和不仅仅体现在与伪满高层的联系，在社会生活、教育、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都实现了以“殖民奴化”为目的的渗透，与伪满洲国政治机构一样，在社会领域实现对东北沦亡人民的思想统治。协和会看似在伪满洲国享有有实无明的“执政党”地位，但是在日本殖民东北的体系下，协和会只是无实无名的“执政党”，协和会的存在是伪满洲国傀儡性的另一体现，是日本统治东北的又一傀儡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