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垄断到话语丧失

王舒婷 白平浩

〔摘要〕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共一直占据话语权的垄断地位。随着公开性的推行，苏共逐渐不再进行话语垄断，但仍然是话语权的主导力量。但是，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却给民主派宣传反苏反共思想、夺取话语权创造了条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面对话语主体增多的情况没有出台相应的管控措施，面对民主派的强势进攻时的应对策略不足，同时苏联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又损害了苏共自身的形象和信誉。最终，苏共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巩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同时重视话语权的有效性。

〔關键词〕

话语权；公开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35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2-0057-08

“话语权”这一概念可以拆分成 “话语”和“权”两个部分，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先从“话语”这一概念开始的。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就已经对修辞学和诗学有了一些相关的论述。而现代意义上的“话语”研究可以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理论开始算起。最早提出“话语权”这个概念的人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与秩序》这篇文章中，福柯指出“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首次将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概念明确地结合起来。他认为随着国家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也会随之发展壮大，届时国家的话语权将受到市民社会的挑战，话语的政治强制性将逐步弱化，而隐蔽地通过文化和媒体传递出的话语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同时，葛兰西也提出了社会中的政党和知识分子是话语主体等理论。话语权本身涵盖的范围极广，国内外学者对于“话语权”的定义始终没有形成共识。其实，“话语权”中的“权”字，在法律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权利”，二是“权力”。这也就赋予了这个概念双重的属性。《现代汉语词典》中“话语权”的定义，很好地反映了“话语权”的这一特点：“说话权，人们依法所有的提出个人见解的权利。也指控制、影响舆论走向的支配力量。”如果说“话语权利”主要表示的是个人或组织自主表达意见的权利，那么“话语权力”则更多的是指一种强制力，即统治阶层控制和制约社会舆论的能力。话语权永远是以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不同势力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其本质上都是道路之争、价值观之争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之争。

“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推动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公开性”的推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话语权优势逐渐减弱，导致社会思想意识混乱，各种反党反苏的言论逐渐占据了社会舆论。苏联社会在改革后期出现的舆论乱象、社会意识转变等问题都与话语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和政府话语权的丧失，而话语权的丧失反过来又造成了公开性的失败与苏联的解体。

一、“公开性”中话语权的丧失过程

（一）第一阶段：话语主体的增加与话语方式的转变（1985.3-1986.4）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共一直占据话语权的垄断地位，牢牢掌握着对社会话语的控制权。公开性之后，苏联社会中的话语权逐渐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苏共逐渐放宽了对话语权的管制，苏联社会中出现了新的话语主体（新闻媒体、知识分子、普通党员、人民群众等）。一方面，新的话语主体分享并行使合法的话语权利；另一方面，苏共虽然不再对话语权进行垄断，但是仍然对话语权起着主导作用。

戈尔巴乔夫十分重视“公开性”，将其当作促进改革的重要手段，并在各种公开场合进行积极的宣传和推广。公开性的推行，也促进了话语权建构的向好发展。媒体报刊的自主权扩大了，戈尔巴乔夫“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1〕

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开始变得深入、提出更多问题，涉及的方面更广泛，信息更加丰富，效率也有所提高。像军事工业、克格勃等之前根本不许报道的领域也开始通过新闻媒体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其次，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以往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给自己塑造的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形象，他主动出现在群众中间，与他们沟通交流。这也使苏联人民又有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勇气，从全国飞向中央委员会的信件里开始有真心话了。人们“把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时期挤压在胸中的话全倒出来了”。〔2〕人们在戈尔巴乔夫这里找到了希望，他们更加期待改革带来的新变化。

相较于人民群众的热烈反响，苏联的报纸和电视反应迟钝，积习难改，一切照旧。戈尔巴乔夫甚至因此而撤换了宣传部长。可是“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3〕这些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依然按照原有的刻板的方式进行宣传，许多信息仍然秘而不宣，政府的一切仍然处于高度保密之中。在高级领导之中，也有不少人不愿意放开手中的权力，甚至有人干预新闻报刊的改革，试图惩罚在报纸上畅所欲言的人民群众。

但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第一阶段以经济为主要方向的改革却逐渐走入困境。人民生活用品以及食品的缺乏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不满日益增加，苏共内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矛盾也不断积累。在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公开性，希望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为改革寻求一个新的突破口。

（二）第二阶段：话语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1986.4-1988.3）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发生爆炸。这场巨大的灾难震惊了世界，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抓住这次机会，开始更换一批国内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报刊杂志的主编和负责人。这项工作由雅科夫列夫主持，利加乔夫从旁协助。更换后的主编大都是所谓的民主派，他们在上任之前就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倾向。随着各大报刊杂志的主编的更换完成，民主派初步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话语平台，他们以此为基础，展开了针对苏共话语权的猛烈攻击。新闻媒体中对于苏共和政府部们以及各级干部的批评之声开始逐渐出现，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而《星火》杂志和《莫斯科新闻》更是 “成为了自由派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主要论坛，发表了大量歪曲事实，煽动人们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4〕另一方面，苏共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仍由中央控制的新闻媒体改革进度缓慢，苏共中央也没有针对报刊杂志的重要的人事变化进行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准备——已经对话语权进行垄断统治几十年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与民主派的竞争中渐露颓势。

同时，长期困扰苏联的社会停滞现象并没有消除，苏共内部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戈尔巴乔夫没有深入探究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改革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阶层”以及苏联社会中的“障碍机制”。为了使改革迅速推进，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撤换了大批的党政干部；另外一方面加紧为深化改革准备理论基础。1987年，戈尔巴乔夫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没有“禁区”，历史研究不留 “空白”的言论。同时，他在自己的作品《改革与新思维》中也大力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并且把改革的本质歸结为“人”，并提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高于阶级利益”的观点。《改革与新思维》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在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改革的目的与道路等重大问题上，都开始产生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看法”。

与思想的变化相对应，在实践中，戈尔巴乔夫过度迷信所谓的民主和公开，民主派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这些极右翼报刊“用尖刻的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过去”，在这些文章中传递着这样一种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片土地上毫无意义的备受折磨……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6〕。苏共中央还是用从前的老办法控制新闻媒体，但是新上任的各位主编根本不服从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对于如何管理大众传媒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两极分化的趋势也渐渐蔓延到了群众性报刊，和各种创作组织之中，甚至整个社会都逐渐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7〕

（三）第三阶段：民主派逐渐掌握话语权（1988.3-1991.12）

到了1987年底，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已成定局。苏联社会中的许多问题甚至比改革前还更加严重。根据苏联贸易部长捷列赫的报告，苏联居民的“业余时间全用在排队上购物上，每年白白浪费掉上百亿小时，同时导致滋生各种腐败现象，造成巨大的精神——政治损失，乃至在劳动人民心中产生不健康的情绪”。〔8〕戈尔巴乔夫更加紧了公开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步伐，并将改革的重心从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制度改革。

第十九届党代会于1988年6月28日开幕。就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改革的主张，提出了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制定了政治改革的总方案，并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及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

从十九大开始，苏联就开始了政治权力从苏共到苏维埃的转移过程，干部政策也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国家已被操纵在实验室主任、科长、初级科研人员的手中。”〔9〕他们走出了“令人生厌的研究所……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使许多坚定的唯物论者很快变成了笃信‘资本主义天堂的信徒”。〔10〕许多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的匆匆过客被选为人民代表。〔11〕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没有实际经营管理工作经验——但这却是“一群受过教育的而又善于雄辩的人”。〔12〕这些新上任的人民代表在1989年5月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充满侮辱性的语言，对党、党的机关、军队、克格勃都展开了攻击”〔13〕。

苏共十九大不仅改变了苏共的党内生活，而且也让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苏联社会陷入了“政治热”“历史热”。“改革中的激进派在苏联人民认识历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破坏性工作”“斯大林以至整个苏共历史变成了这些人按照需要随意捏塑的泥团”。〔14〕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中，对于苏联历史的反思给“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斯大林及其他苏共领导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威信扫地。”〔15〕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到1989年以后，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局势基本失去控制，社会舆论的控制权基本落入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手中。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攻击斯大林，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列宁、苏联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俄罗斯民族。

随着民主派占据话语优势，苏联社会中的“话语权利”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谁敢提出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和现实，或是阻止民主派对于历史人物的围攻，就会立即被扣上“反对改革”或是“斯大林分子”的帽子，并受到疯狂的攻击。1990年8月，党和共青团组织被禁止在各中小学校中进行活动。在一些企业中，党委会已经停止了工作，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以各种借口撤换。在一些过激分子组织的大量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中，最常见的口号就是“打倒苏共”“追究共产党员的责任”。针对苏共党员及其家庭的讹诈、诋毁和迫害愈演愈烈。

面对异己分子，苏共却“依然搞那种愚笨、简单的斗争：实行紧急状态的人查封过《警钟》和《独立报》……”，〔16〕而民主派则“通过狡猾的办法扶持大众传播媒体并进而控制它的导向”。〔17〕最终，苏共在与民主派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之中败下阵来。

二、话语权丧失的原因

（一）苏联在社会话语中心增多的同时缺乏配套的管控措施，是导致话语权丧失的直接原因

葛兰西曾经提出，思想和话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话语的中心。所谓的话语中心其实也就是在社会中有影响力的话语演说者或话语主体。公开性之前，苏联社会唯一的话语中心就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媒体报刊杂志是官方话语的中介，知识分子和其他行业精英是官方话语的阐释者，整个社会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挑战党和政府的话语权威。但是，随着公开性的推行，苏联社会中的话语中心开始增加，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拥有自由表达思想和言论的权利。官方话语的传递方式由直接通过行政和媒体渠道强制性的传达命令变为了必须通过与其他话语进行竞争和沟通，才能向社会传播。一些知识分子、报刊杂志主编、作家、还有文化艺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利用自己刚刚恢复的社会地位和手中的话语权利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随着管控的放开而成立起来的各种政治团体更是利用苏联历史遗留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出现的失误大肆抨击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些言论给社会思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苏联高层领导人对于新的变化缺乏充分的准备和警惕。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没有从制度上、政策上给予代表着党和政府的话语中心以必要的支持，反而是在许多尖锐的有原则的场合，看似坚守自己的立场，其实却是运用手中的权力给反攻言论大开绿灯。〔18〕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是不同观点之间的公开的争论，而是“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巩固苏维埃国家联盟还是瓦解这一联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19〕失去了制度支持的传统话语中心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极右翼势力把在政治局内部取得的胜利扩展到了整个国家之中。最终，苏联社会中的话语权被民主派攫取了。

（二）苏联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的众多问题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是话语权丧失的深层次原因

一直以来，苏联历史中有很多“空白点”没有说清楚，社会上存在很多弊病没有解决好。再加上苏联社会对于社会舆论管控严格，人民群众一直是敢怒不敢言。《国语·周语》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有效控制社会舆论是统治者掌握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但是苏联政府恰恰选择了最危险的控制方式，导致人民心中的愤懑之情越积越多，只要稍微有宣泄的渠道就向河道决口那样一涌而下。

在苏联的历史中，斯大林统治下20世界30年代的 “大清洗”是苏联人民最为恐怖的回忆。“大清洗”运动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对各共和国和省的党组织进行清洗。社会上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不断发展，媒体的造势让不安和恐怖的情绪四处蔓延。这次运动当然也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和阶级敌人，但是过分扩大化的运动错误地逮捕、杀害了大批革命队伍中的好同志，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导致党和国家损失了大量科学理论人才和干部资源，给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日后苏联的历届领导人缺乏理论积淀、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谨小慎微、教条刻板也与这段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联经济社会的特点就是重工业尤其是军工行业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发展不足。这就导致苏联的生活用品和食品供应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常需求，商店里货品数量少，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莫斯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购物排队，满地垃圾，地铁和公共汽车上拥挤不堪”。〔2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僚集团生活的奢侈化和特权化。一些高级领导不仅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公开聚敛大量财富。他们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给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早就引起了诸多不满，人们都在盼望着改变，期盼着一个有魄力的领导者出现。但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情况更加恶化。社会上生活用品极端缺乏，不管买什么都要排队；商店的管理人员却经常私自将货物拿去黑市出售牟取暴利，或是按照规定分给各个政府机构，导致物资缺乏的情况更加严重。由于工作上的失误或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很多从国外进口用来满足市场需求的紧俏商品却被耽搁在运送途中。

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苏联政府早已丧失了建国之初的政治优势。所谓的权威机构传达给社会的官方话语也就逐漸丧失了原有的力量和威信，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三）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与民主派争夺话语权时斗争策略不足，是话语权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他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带给市民社会更多的言论和思想上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仍然沿用之前的管理舆论工具和出版物的方式，官方机构和历史专家总是无法在话语权的争夺战中与民主派的文学家、记者抗衡，这也使得民主派在话语权的争夺战中步步为营，处处抢占先机。

第一，争取话语平台。民主派知识分子利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的机会，掌握了大量报刊杂志的主导权，为自己谋得了发布话语的平台。这是在社会中争夺话语权的基本条件。第二，他们利用苏联官方话语传播中的弱点进行针对性的攻击，同时在群众心中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苏联政府一向对社会实行消息封锁，媒体上只报道正面消息，从不报道犯罪、事故等的天灾人祸，也很少批评政府。广大苏联人民对于政府的信息封锁早有不满。公开性开始之后，他们貌似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投民众所好，对社会上和苏联政府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等不良现象进行抨击。他们强行把苏联社会中出现的弊病与社会主义制度扯上关系，将历届领导人和历史遗留问题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第三，铲除历史，编造各种谣言用以中伤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利用虚假信息打击民众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那些所谓的民主派彻底摒弃苏联的过去，不顾苏联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以及为世界和平做出的杰出贡献，抛弃了先人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社会主义事业，抨击那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热忱的战士，嘲讽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竭尽所能地抹杀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持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信心。第四，千方百计把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推向政治舞台，不择手段地打击与他们政见不合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巩固话语优势。利加乔夫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样一段经历。1988年秋，苏联以新制定实施的《选举法》为基础开展苏维埃代表选举。多地党委会发现，代表候选人中有许多不合格的人，有的甚至是严重犯罪直至杀人而入狱的刑满释放份子。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的竞选纲领主要建立在反苏反共基础之上。这些人夸夸其谈、专门煽风点火，人数之多，难以想象。他们在当选之后，到处举行群众集会，使反苏反共浪潮更加甚嚣尘上。

相比之下，面对话语权优势不断被蚕食的现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对策则显得差强人意。首先，因为苏联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所以党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对这种情况的对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 “在许多尖锐的、有原则性意义的场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似乎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最终总是雅科夫列夫的立场占上风”。〔22〕最高领导人对于乱象姑息纵容的态度，给激进派夺取话语权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其次，从话语方式的角度来说，苏联在改革时期用来阐述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时没有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的传统，而是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表达方法。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作品中经常出现“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人的权利”“平等”“人权”“人”等概念。这就等于间接地认可资本主义制度和理论，也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的否定。最高领导人在理论话语方面，给激进派在苏联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没有善用法律和自己手中仅剩的行政权力制约激进派人士，守卫自己手中的话语权。反而在1990年新颁布的新闻法中彻底放弃了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并规定任何人不得干预“言论自由”，这就等于认可了激进派的反苏反共言论的合法性。苏联的法律本应该成为守护话语权不被侵犯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了激进派攫取话语权的有利条件。就这样，苏联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其最终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苏共话语权丧失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成功地获得话语权，关键在于其内容是否科学，取决于此意识形态是否获得领导权与管理权。”〔23〕马克思主义思想揭示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迄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话语权，首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24〕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那样，“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25〕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培养一批坚定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要教育人民、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党全国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形成强大的精神支柱。

随着世界各国以及各国人民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深刻、沉渣泛起。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妄图披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外衣向外输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扭曲的价值观的盛行，又会导致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而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阵地，从而达到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党都不能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多样化社会思潮挑战的时候，面对西方的“媒体公器论”“新闻自由论”“价值中立论”等噪音杂音干扰的时候，切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反观苏联，如前文所述，戈尔巴乔夫使用诸如“民主”“人权”“超越阶级”等资本主义或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概念来宣传自己的改革理论和政策。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非但没有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给资本主义理论挤占话语权创造了条件，最后使苏共丧失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党和政府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获得话语权威的基本条件就是社会中大部分居民的认同与支持，所以党和政府需要调动一切政治和经济的资源来赢得人民群众。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越高，党和政府就越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动员群众赢得群众。因此，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成為了争夺话语权的各方争夺的焦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必须永远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做思想理论上的引领者和开拓者。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国家的富强指明正确的方向。

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无产阶级政党永远的任务。邓小平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26〕“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7〕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之一就是让人民尽快地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如果在这一点上失信于民，就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迟早要走向毁灭的深渊。

（三）社会主义国家离不开民主和自由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话语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离不开民主和自由。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以坚决的态度在党和国家内部建设充分的民主和充分的自由，而且应该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它的内容。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不是无限度的、无约束的，我们的民主是与集中相统一的民主，自由是与纪律相统一的自由。“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28〕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一方面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一方面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从话语权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这个权利。绝对不允许“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而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的事情发生。

（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构话语权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话语权的有效性

话语权的有效性是建构话语权的最直接的目的。如果没有实现有效性，那么话语权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空中楼阁。我国为了提升国际形象，曾经斥巨资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巨幅显示屏上播放国家形象片。其中的《人物篇》连续播放了28天，平均每小时播放15次，每天播放20小时，共重复播放了8400次。然而，如此强大的宣传攻势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人物篇》播出之后，对中国产生好感的美国人为36%，较宣传片播放之前上升了7个百分点；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51%。很多受访者表示，《人物篇》让他们很紧张：中国人来了，而且来了这么多。〔29〕过度的宣传反而加深了美国人的危机感。由此可见，这种强势宣传的效果并不理想。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话语权是一种和他者的沟通能力。话语权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是让“他者”了解自己；其二是让“他者”对自己信服；其三是“他者”对自己的自愿接受。〔30〕话语权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话语主体单方面的对外发声，而是取决于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之间的沟通效果。这意味着话语权的建构并不能完全由政府的外在力量强行实现。在这一点上，苏联的失败也是有力的佐证。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建构自身话语权时，一定要注意从话语客体的角度去考察话语权的有效性，避免自说自话、传而不达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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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