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诫编修《营造法式》及其意义

■ 陈凯峰

在现代建筑理论的概念里，“中国古代建筑史”是一门学科，而这门学科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建筑理论的出现和存在，其中，宋《营造法式》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建筑学著作”（语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营造法式》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遗存的文献，为什么会被现代建筑理论的学人们认为是“建筑学著作”？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所应明确的历史问题，也是现代建筑理论的科学问题。

《营造法式》原称《元祐法式》，是北宋哲宗皇帝赵煦于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诏“将作监”编成后颁行的；不过，由于工料太宽而未能防止在实际“营造”工程上出现弊端，故哲宗帝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又诏“将作少监”李诫（字明仲）重新编修，于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时完成，不过至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才颁旨刊行。后世所传的《营造法式》，便是李诫重编刊行的这一版本（参见图26-1）。

图26-1 宋《营造法式》版本例图（左：古版刻本；右：现影印本）

这本在近现代又被重视的、宋代编撰的《营造法式》，是一部“建筑学著作”，还是只是“法式”？二者有何异同？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建筑学”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营造”之“法式”的概念是什么关系？

首先，《营造法式》就是“营造”的“法式”。

北宋《营造法式》的编撰是有主客观前提的，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因素的前提；另一方面是建筑技术因素的前提。前者是客观动因前提，北宋初后虽然政权稳固，但殿阁、宫庙等土木建筑却奢华泛滥，且在工程上贪腐成风，社会资财乃至国库耗费的支付浩大，且已呈难以承负的状态，从而急需节支减耗；后者是主观成因前提，是人类创造的各类建筑本身的营造技术问题，中国传统建筑以“木构架”为主体，而其“木”之作的技术大致奠定于先秦鲁班，北宋初又有喻皓《木经》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木结构技术典籍便由此提供。先是由王安石于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后制订了各种财政、经济等有关条例的“变法”，早期的《元祐法式》就是其“变法”的构成条例之一，也成为最初的“营造”之“法”的条例；后是李诫奉敕重新编修刊行的《（崇宁）营造法式》（参见图26-1左），因此“营造”条例的“法式”更加严格。

故而，《营造法式》是基于社会政治和建筑技术这两方面因素形成的，这在《（崇宁）法式》的构成内容中是非常明确的。若按书卷内容的前后顺序来看，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是“营造”的“总释”及“总例”。以现代科学眼光来看，亦可谓是“营造”的引言之说，引导读者入“营造”的社会活动及社会认识的领域。尽管此前早有先秦鲁班汇集发明的木构技术及后来《鲁班营造法式》（宁波“天一阁”藏有明中叶残本）的传世，但迄今看来，至北宋时都一直没有“营造”上的典籍出现，人们基本上是师徒相传或民间传闻沿袭其技，也就难免有误传或讹传之误。于是，在当时的“营造”专业机构“将作监”看来，显然是有存本正义之责的，否则是无法颁布施行于社会。则作“营造”及所需构部件的名称、术语等的考证及诠释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营造”被规范于“法”的前提。如：任何“宫室”居所必有的围护体的“墙”（参见图26-2左），其典便有释述：“墙，其名有五，一曰墙、二曰墉、三曰垣、四曰（斜土旁，下同）、五曰壁”；还有引经据典的解释，就比如“”字便引了汉代《说文》之释：“周垣也”，而“垣蔽曰墙”等（《营造法式·卷一》载）。如果是具有复合性功能的构部件，也有相应的释说。如：宫室营造的主体受力构件的“柱”（参见图26-2中），其典同样有释述：“柱，其名有二，一曰楹，二曰柱”；而受力之“柱”实际上还有附属构成部件，比如柱下通常就垫有“柱础”（参见图26-2右），其称在该典中亦有释述：“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礩、三曰磶、四曰磌、五曰磩、六曰磉，今谓之石碇。”

图26-2 《营造法式》构件遗例示意图（左：墙；中：柱；右：柱础）

第二部分是“营造”之“法”。这是该典最主要、份量最多且最重的部分，其内容实际上又包括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制度”， 即“营造”涉及的诸多构成工种的“制度”，包括有壕寨（即土作）、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这13个工种的设计施工及用料等制度。其中，尤以主体结构材料“木作”的规范制度最明确、 最重要， 并以“木”之“材”的规范用法为基本的营造等级制度。所制认为：“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分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营造法式·卷四》载语）。所分之“材”有“八等”，都有很明确的材料截面尺度，然后被用于相应的殿堂或亭榭上。如第一等“材”是广九寸、厚六寸而为枋的截面，所出之“栔”截面为6/15的材广、4/10的材厚，作为屋身是九至十一间的殿堂之用；而第八等“材”是广四寸五分、厚三寸而同样为枋的截面，所出之“栔”截面也是6/15的材广、4/10的材厚，作小亭榭等之用；第二至七等的用材，尺度在这两者之间，形式一样（参见图26-3）。

图26-3 《营造法式》“木作”用料例图

其二是“功限”，即上述各工种在营造中的做“功”之“限”，甚至还包括舟车、人力等运输、装卸、架放的工额定量。对上述基本的土、石、砖等“作”之“功”较易计量，最难的应属“木作”，特别是主体木构架的承重柱与梁架节点的“斗栱”铺作，对整个营造工程而言，可谓是重中之重，也是构造最复杂、难度最大的营造部位。因为承重柱与所需的屋面出檐相距通常较大，故需要在柱上伸出悬臂的梁或枋以承上檐，于是中国先民发明了斗栱相叠、层层出挑的铺设构成。宋代时称每挑出一层为“一跳”，每增高一层为“一铺”，而后其营造的等级就是以出跳数和铺作数的多寡来排定其次序的。宋《营造法式·卷四》便有其等级次序之“法”的明确称谓：“出一跳谓之四铺作，出两跳谓之五铺作，出三跳谓之六铺作，出四跳谓之七铺作，出五跳谓之八铺作。”该典详细地罗列了各类斗栱铺作的具体做法（参见图26-4左），并给出了所用各种构件的数量（参见图26-4右），其所“作”之“功”的工额之“限”得到了明确。

图26-4 《营造法式》木构架例图

其三是“料例”，即营造所耗费的石、木、竹、瓦、泥、砖等各种“（材）料”乃至“钉”（第二十八卷专述“用钉”）的用量之“例”，其细腻或细微之处由此可见。石、木、竹、瓦、砖的营造之用，都是单一材料的用量之计；而“泥”就不一样了，通常是复合构成使用的，如粉刷墙面的灰泥，非单一材料之作，《营造法式·卷二十七》中便有“泥作”的各种用料范例。如“黄石灰”墙面用料：每粉刷“方一丈”墙面，需“石灰四十七斤四两、黄土一十五斤十二两”；又如“白石灰”墙面用料：每粉刷“方一丈”墙面，需“石灰六十三斤”（参见图26-2左）。其用量的“料例”之计的细微所在，让人叹服！

第三部分是“营造”之“式”。其“式”就是营造规定做法的制度的各相应配图，包括总例和土、石、木及雕饰、彩画、刷饰等各工种的详细的“图样”。以“图”定“例”，似乎要更具明确的实际意义。就如上文所述的，中国传统建筑最主要的营造结构莫过于“木构架”，且尤以承重的“柱”构件为更重要。《营造法式·卷五》就有其非常明确的“用柱之制”：“凡用柱之制，若殿阁，即径两材两栔至三材；若厅堂柱，即径两材一栔；余屋，即一材一栔至两材”（参见图26-3）。而后，也因其“柱”所承屋架的荷重的变形缘故，使不同构架位置的“柱”有不同的做法或制式。如“厅堂等内屋（之）内柱，皆随举势定其长短，（且）以下檐柱为则，至角则随间数生（即‘升’，下同）起角柱”（《营造法式·卷五》载语）。包括木构架的“内柱”长短，也有“随举势”的定制：厅堂“三间，（角柱比平柱）生高二寸”（见图26-5左）；“五间，（角柱比平柱）生高四寸”（见图26-5右）；“七间，（角柱比平柱）生高六寸”（同上）。以此类推，乃至十一间、十三间的殿堂“内柱”，都有明确的“长短”制式。

可见，《营造法式》确实就是“营造”的“法”与“式”，且其“式”主要是“法”的辅助说明，或者说是“法”之“式”的形象给定，以便营造工程得到明确的具体认定。

其次，“建筑学”是有关“建筑”或“营造”的科学。

在现代社会里，科学已是一个无处不存的领域，也是文化体系结构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要素，“建筑学”就是其科学系统中的一门学科。

近现代以来的人类社会，是西方文化执世界文化发展之牛耳的演变态势，社会构成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现代科学的“建筑学”也一样，就是源于西方文化源地的欧洲的向外传播，其学科研究对象的“建筑”就是由欧洲早期文明的“ARCHITECTVRA”（拉丁文，下同）演化译释的（参见图26-6左）。其“ARCHITECTVRA”的构词有三部分，以中间的“TECT”为词根，然后前缀“ARCH-”和后缀“-VRA”。其词根“TECT”在拉丁文中的意义是源于其前的希腊语，意思是“木匠”；而前缀“ARCH-”的意思是具有强调性意义的“首要”或“主要”，后缀“-VRA”的意思则是表示一种行为结果或状态（详见陈凯峰著《建筑学》第“1.2.1”载述，见图26-6左）。那么，所构成的“ARCHITECTVRA”，若以直译论，应是指以“木匠”为主导的行为活动的成果。这就是源于西方古典文明的现代建筑学的研究对象的“ARCHITECTVRA”，即现代汉语的“建筑”。现代社会中被人们所广泛使用的“建筑”概念，也大致是由此确立的。

图26-5 《营造法式》“图样”之“用柱之制”例图

图26-6 《建筑学》理论演绎示意图

现代科学是一个学科分类细腻、研究对象明确的构成系统，“建筑学”就是这一构成系统中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的学科。即“建筑学”是研究“建筑”的这么一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学科。“建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首先就应具有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建筑学”就是一门有关“建筑”的科学方法论。用以指导人们的人居建筑实践或创造活动的理论，就是“建筑学”。

“建筑学”就是对象于“建筑”而有自己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人居建筑的功能空间是由土、木、砖、石等材料建造构成的，在坚实的地基基础之上必须有稳固的墙体，古罗马人就有这一砖墙技术，即要“两面交替地砌墙，（使）接缝便位于砖的中央，因而（能）得到稳固”（高履泰译《建筑十书·砖》载语）；而墙上的顶部结构，则因功能空间之故而有不同的构成之需，若也以块状材料的砖石砌筑，其顶部结构就应有相宜的“技术”方式和方法，这便是“拱券”结构（参见图26-7左）。建筑上与“墙”同样是竖直承重的“柱”，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建筑”上，“柱式”可谓是最基本的标识构件，其“柱式”的突出特征却是柱头的不同造型，这是建筑的“艺术”方式和方法（参见图26-7右）。

图26-7 “建筑学”方法论示意例图

“建筑学”理论主要给出的，是诸如此类的建造功能空间的方式和方法，或者说就是有关“建筑”的行为活动的一种方法论。人们可以在认识和掌握这一方法论之后，去创造人类所需的各种功能空间。不过，方法论的认识和掌握，只是建筑空间建造活动本身的行为的可行要件，只要功能空间可构安全，就已达到其学科的科学目标，而耗费的工料多少乃至是否相宜，“建筑学”并没有给予更多的讨论。如“多立克”“塔斯干”和“科林斯”等古典柱式（参见图26-7右）是哪一种耗费较省，“建筑学”似乎并不理会。

因此，以“节支减耗”为主要编修动因而刊行的《（崇宁）营造法式》（参见图26-1），其“法式”显然与建筑学的“科学”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最后，《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律法性“制式”。

现代“建筑学”所对象的“建筑”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如上文提到的“技术”和“艺术”就是其基本内容，“技术”提供空间使用需求及安全的结构保证，“艺术”给出空间视觉观赏和愉悦的风格表现，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形成了“建筑”。其中，“技术”是建筑形成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没有“技术”所奠定的条件，功能空间是无从筑就的；只是“技术”条件的满足，通常只有安全系数下限的认定、而没有上限的给出，这就有工料耗费的问题。况且，不仅是“技术”方面，即便是“艺术”方面，也有过度奢侈的现象存在。故而，在《营造法式》看来，人居建筑“营造”“技术”保证和“艺术”表现，都必须有“技术性”的“制式”来规限，这是由“节支减耗”的动因决定的。

在现代“建筑学”理论源地的西方文明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建筑理论里，就已有明确的“法式”概念：建筑是由“法式”“布置”“比例”“均衡”“适合”和“经营”构成的（高履泰译《建筑十书》载语）。“法式”（TAXIS），就是指建筑各细部构成的典型模式，甚至有明确和具体的模数比例。如古罗马建筑师“M.VITRVVII”在《DE ARCHITECTVRA》中载述的“塔斯干式神庙”：神庙由前柱廊、后正殿组成，两者同宽而均有三个开间，并分此三开间面宽为十份，“中央神殿”的中开间独有四份，“左右小殿”的两侧开间则各占三份；而且，其立面的柱高、屋檐、山墙等构成，以及柱础、柱顶、柱径、垫板等等细部，都有相应的尺度比例（参见图26-8左）。这一“古典”神庙的“法式”就是建筑构成的各部分的尺度及比例。

中国传统建筑虽然没有非常明确而具体的功能建筑分类，但不同建筑的等级制度还是非常明确的。宋《营造法式》就将建筑分为三个基本等级：殿阁、厅堂、余屋，并在用料上以“材”为标准而给以规限，其“材”分八等（参见图26-3），然后按等级而选用适当的“材”，其中殿阁类可选用一至八等“材”，厅堂类只可选用三等以下之“材”，余屋虽未明文规定但用“材”等级则更低。而且，整体构架也有很明确的尺度比例。如《营造法式》五间六柱的“八架椽屋”就有明确而具体的构架尺度：纵深的中部三开间的柱距均为12尺，其余两侧仅为其半的6尺柱距的小开间，两侧檐柱屋面的出挑为6.7尺；而竖向的檐柱高14.5尺，其相邻内柱则抬高4.2尺，至脊榑上沿又增高13.77尺，其形体尺度的精细程度由此可见（见图26-8右）。作为“法式”，其构成似乎更具营造意义。

图26-8 中西古代“法式”比较例图

这两种“法式”不仅是两种不同建筑技术在尺度比例上不同，也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美学意识的创造行为，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建筑艺术风格和不同的造型样式。古罗马的“神庙”由矩形的功能空间加等腰三角形的屋顶构成，在同高的列柱上平置横梁，以接三角形屋顶，是一座完全的几何体叠加空间的静态的建筑物（参见图26-9左）；而古中国的“殿堂”是由向内抬高的柱网加举折的屋顶构成，其抬高的柱网就是主体功能空间的基本轮廓，也随抬高的柱网及梁架而有举折的屋顶及反曲的屋面，也因此而成为一座“如翬斯飞”（《诗经·小雅》载语）非完全规整空间组合的动态的建筑物（参见图26-9右）。故而，不同的文化环境在形成不同建筑技术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建筑艺术，同样在“法式”上都给予明确的定制。

图26-9 中西“传统”建筑比较示意例图

宋《营造法式》虽不是严格意义的“建筑学著作”，“法式”内容也属于“建筑学”的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宝贵的文化遗产，对现代建筑规范制度的研究和制订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