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与高墙裘

周妤

摘    要：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样激进的审美立场上，伊格尔顿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极富攻击力的批驳。在结合伊格尔顿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解读与德里达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及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德里达后结构主义批评文论的鲜明政治立场。

关键词： 德里达    解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西方文论

一、“兴奋与幻灭”——从伊格尔顿对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解读谈起

众所周知，在当代美学界，伊格尔顿的激进色彩是非常明显的。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等，都往往以一种逆流而上的坚定自信，激进地批驳反对美学与任何理性分析相联系的观念，并把审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对审美话语作了伊氏意识形态视角下的解读[1]，在一种相当激进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美学思考。

高举着后结构主义文论大旗的一众学者，诸如拉康、福柯、德里达、以及后期的巴尔特等人，都站在传统反叛者的先锋立场上，大胆质疑原有的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和假定，对其二元对立的观点进行了有力而彻底的批驳[2]。因此，后结构主义不承认有所谓的语言、文字的结构，将“意义”从文本之外转向文本之内，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成为一种新的文论“先锋”。[3]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对于后结构主义，伊格尔顿进行了如下的指摘：“后结构主义，成为逃避这些政治问题的一条捷径，德里达和其他人的著作严重怀疑真理、现实、意义和知识这些古典概念，因为这些概念都可以被揭露为一种基于朴素的语言表现论的东西。……后结构主义所嘲弄的科学模式通常是实证主义模式——那是19世纪理性主义关于超越的、无价值判断的事实知识主张的某种翻版。”[4]

关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这一过程，伊格尔顿认为这正是一种时代社会背景下，有意逃避政治问题而产生的理论转向[5]。“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结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就像晚期的巴尔特所认为的那样，学生运动的敌人现在是一切统一连贯的信念体系——尤其是一切力图分析和作用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组织。”[6]晚期的罗兰·巴尔特正是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代表学者[7]，伊格尔顿在此处提及巴尔特，实则有暗指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意图。伊格尔顿这样的评价，显然在质疑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文论，他们将“意义”从文本之外转向文本之内这一导向的本质，是否是为了走上“逃避政治问题的一条捷径”——或者说，在他们语言结构的突破性颠覆的背后，是否是一种在权力话语体系压迫下无奈的脱逃？

于是，伊格尔顿如是评价：“后结构主义是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的混合产物。”[8]1968年是一个充满反叛、骚乱和动荡的年代，抗议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巴黎到西贡，从柏林到布拉格，从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处处都是要求解放和自由的呼声[9]。不论是学生以街垒路障与警察对峙、工人罢工并占领工厂的法国;还是捷克斯洛伐克春潮涌动的“布拉格之春”;或是全国人民揭竿而起推翻军人独裁政权的巴基斯坦，无不飘扬着自由民主的新时代旗帜。五月风暴掀起席卷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风潮，在这个需要反叛的年代，一切温驯都可以被看作是对旧权威的妥协[10]，“解放”时代叛逆的兴奋裹挟着文坛，后结构主义因时而生。后现代思潮下的福柯、利奥塔尔、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在一个根本的意义上，其实都是在和1968对话。然而，这场“解放”的纵情狂欢之后，却依然是“幻灭”。

二、脱节时代下的“延异”——德里达与解构主义

20世纪中叶，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形而上学因素的拆解，可以说，正是社会政治事件推动着文艺思潮的更迭演进。在这样的语境中，德里达在一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根源：“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11]正是纵情狂欢的1968时代给了德里达等人思想迸溅的灵感，于是解构的锋芒首先指向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蕴涵着丰富的存在论思想集中体现了“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是对西方抽象本体论哲学的一种新的拆解[12]。而这种哲学上的反叛，正是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起点。

将政治哲学视角转入文学的领域中后，德里达又提出“一切尽在文本之内”的命题，即“文本之外，一无所有”[13]。不同于传统本体论将文本看作是对文本以外其他的要素的客观实在本体的再现，德里达认为，文本并非是再现的工具，它的意义产生于文本符号的表意活动，而不是本体意义的传达。这即是指，文本既是多重意义的混合体，也包含着对自身的颠覆——任何文本都不是完全封闭的，而是与其他文本嫁接、寄生、交杂而成的。在笔者看来，文本即是一个多维交织的网络，彼此之间没有本质性的类别疆域。这种“文本间性”，又可以被称为“互文性”，它表明文本是开放的、无边的，充满了无限的引用、重复、参照。因此，在德里达的文论語境中，一切皆是文本，他将文本作品彻底互文化，就取消了文学与任何其他学科的界限。这时，文本主体的消解便成了一种必然。

将“意义”从文本之外转向文本之内，拆解了文本主体的“在场”。所谓主体的在场，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或是实体的概念，而只是符号链上的一个概念的流动变体。写作就是留下踪迹，与作者无关，这即是“幽灵性”。德里达消解了主体，消解了意义，将注意力从文本内部转向了文本外部的社会学，改写了结构主义的符号观[14]。

德里达突出了延异、差异、异质性、幽灵性等等概念，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概念[15]。解构不再将存在看成是本体论上的抽象实体或自我同一性，而具有永恒运动的变异和不确定性，即时空中的差异性[16]。海德格尔已经打破了脱节时代的不对称性，使一切都进入到在场状态，成为一种建构性的在场状态。而德里达的解构精神，又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既解构了马克思哲学中的传统形而上学，又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激进化了，实现了解构与批判精神的整合[17]。在后结构主义眼中，存在不是“在场”，而是“延异”——时间之中的拖延和空间中的差异。

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政治立场问题

如果我们细读伊格尔顿的文论，我们可以发现伊氏对后结构主义有过如下一段点评：“这样一种立场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失败和幻灭。后结构主义认作敌人的总体结构是特定的历史产物：武装的、压迫人的后期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表面与之对立，其实与这种统治完全是一丘之貉的斯大林主义政治。”[18]从宽泛的意义来说，不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总是政治的。它可能直接关怀政治，也可能只是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意蕴或是一种政治后果。这也是伊格尔顿所一贯推崇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文论视角。

也許，即使伊格尔顿不认为后结构主义文论在实质上有什么显著的政治导向功能，但追根溯源，伊格尔顿依然大方承认了后结构主义文论立足于时代背景所产生的政治立场——后结构主义的实质是要反对一切旧有的政治话语权威，就要“打捞”一切被孤立的边缘关系，那么，首先就从重建文本语言结构体系开始。德里达通过对海德格尔“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政治阐释的绝对主义和实在主义基础在他的解构思想中就被彻底地瓦解了。民主、公正、自由和革命等等，所有的一切政治口号都被看成是永远无法到场、并永远处于到来途中的事物。换而言之，一切的政治口号，都是存在而不可视化的“幽灵”。

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视角下，西方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中其实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二元建制”。这里所说的二元不是指共存兼容的二者，不是和平共处的共生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对立、竞争的互斥关系。而这种近乎“强暴的”等级制，即是中心与边缘、权威与服从的结构性关系——解构首先就是要翻转这一层二元对立的关系，解放所有被权力中心所挟持、绑架、阉割的边缘个体。

不论是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下，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主义的重新打捞，还是福柯对疯癫史、性经验史等一系列边缘概念的理性剖析与重述，都是对话语权力关系的重新审视。但是，旧权威的推翻并非意味着新权威的占领，也不意味着无序。解构并非想要通过起义式的颠覆来获得新的权威地位，恰恰相反，它是没有阵地、无处安放的“幽灵”，没有固定的场所和位置，永远处于无法综合、无法化约的异质性中[19]。从这个角度上看，它更像一种呼吁与倡导，一场来自理性先锋的思维风暴。

其实，在德里达的文论里，他的政治意图已经显露得非常明显了：“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是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20]。”德里达指出：“解构决不限于文本的内容，所以它不可能与对政治-制度的关注不相干;应该说，它是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所需的责任感，它是对内在于伦理和政治的种种法则之质疑[21]。”德里达想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揭示蕴藏于其中的霸权，使世界走向一种合乎正义的过程。德里达将结构主义文论和海德格尔的文论都看成是对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不彻底的反叛。而他所理解的解构的任务中心，就是要从它们的内部揭示出被遮蔽了的多样性、异质性、不稳定性，将他者和边缘进一步提升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原则。

村上春树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感言，笔者认为，这一句名言也能很好地诠释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以卵击石的时候，面对高墙和鸡蛋，我永远会站在鸡蛋那方。”高墙下的鸡蛋隐喻着被话语霸权支配的边缘个体，带着一种匍匐着、挣扎着的来自底层的无力仰望，他们渴望着有人能够听得到他们的求救与呼声。而后结构主义者则是他们难得的倾听者。德里达绝不是仅仅想要用“延异”这种抽象的概念来表达高深莫测的形而上理论，而更多地是要唤起每个人“流动和不确定的边界意识”，以反对中心和绝对，反对那种界限确定的逻辑，拒绝一切话语霸权，打捞边缘个体，反抗所谓不可动摇的“中心”。

从德里达文论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叶“反叛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后结构主义文论暗含的反中心主义政治立场与理想主张——在高墙与鸡蛋之间，他们显然选择反叛作为绝对权威的高墙，除了真理，他们永远不能被规训。而重建世界权力秩序，首先从重建文本语言结构体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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