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其启示

摘要：党的十九大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党的建设史上，我们党曾经出现过党的领导被弱化、反对等重大危机事件，这些危机事件不仅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给党带来严重损害，而且还阻碍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向前发展。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学习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党性原则和政治定力，是我们党完成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党的十九大；聂荣臻；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2-0076-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1]党的十九大结束不久，201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从根本上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根本利益[2]。同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主题之一，重点对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联系工作和自身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3]。可见，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党中央自身，也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出现过顾顺章背叛党、张国焘分裂党、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反党等重大危机事件，这些危机不仅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给党带来损害，而且还阻碍了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在这些重大历史关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对叛党分裂党反党的行为作斗争，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品格和责任担当。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建设好新的伟大工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

一、大革命失败后反对顾顺章的叛党行径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我们党的处境更加艰险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如何在白色恐怖之下保护党的安全，巩固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是我们党面临的急迫任务。为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安全，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央特科”），下辖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通讯科、印刷科，顾顺章为负责人。1930年6月，根据从政治上加强特科精神，中央派聂荣臻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这期间，他对顾顺章的错误领导和叛党行为作了坚决斗争。

（一）坚决抵制顾顺章的胡作非为

顾顺章在叛变之前，曾经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他从青帮分子—共产党员—党的叛徒的转变，充分说明了信仰缺失或信仰不坚定，必将对党造成巨大损害。在“五卅运动”中，顾顺章以钳工身份带领卷烟厂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后去苏联学习情报保卫业务，回国后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八七会议”上由于其工人身份被选入中央政治局，随后由于他熟悉上海情况并有众多社会关系，而成为中央特科负责人兼行动科科长。但是，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大和党内监督乏力，其自身不良因素也随之增长，发展到与我们党对立的地步。顾顺章吃喝嫖赌毒“五毒俱全”，生活放纵奢靡，败坏党规党纪，周恩来对其奢靡生活提出过严厉批评，去过顾顺章住所的情报科长陈赓对其房子的豪华陈设感到震惊，认为顾顺章“准会叛变”[4]。果不其然，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抓到后，立刻叛变。得知他叛变后，我们党在他住所里发现了他早已写好的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证明他早有叛变之心。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聂荣臻夜以继日地收集情报资料，面对顾顺章的各种刁难和急难险重任务，虽然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但他都顺利完成。在此期间，顾顺章曾提议用几箱炸药爆炸警探聚会的“一品香”饭店，但这必然伤及无辜群众，对党造成极恶劣影响，这一提议被周恩来立刻制止了。后来，聂荣臻回忆他在中央特科的工作，认为顾顺章这个人“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我在特科时，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爆炸一品香旅馆，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这些当时都被我们制止了。”[5]100用这样的人来领导中央特科工作，无疑对党的安全埋下重大隐患。

（二）危急关头保护中央机关及人员

1931年4月，党中央派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寻机在武汉逗留，并违反地下工作纪律，在公众场合表演魔术敛钱，被叛徒发现后遭到逮捕，随即叛变。顾顺章被认为是党的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由于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掌握党内很多核心机密和中央机关、领导人住所地址，一旦叛变必对我们党带来巨大灾难。幸好我们党有一大批像钱壮飞、李克农、聂荣臻、陈赓、陈云、周恩来等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在革命危急关头全力保护党的事业、保障党的安全。当时，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知，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钱壮飞连夜派人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这一情况，使我们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后来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周恩来家里，不巧周恩来出去了，他就告诉邓颖超说顾顺章叛变了，要他们赶快搬家。随后，聂荣臻协助周恩来赶在敌人动手之前，转移安置了中央办事机关和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切断了与顾顺章有联系的所有关系。“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5]100不幸的是，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未暴露身份的中央委员恽代英被顾顺章指认后惨遭杀害。顾顺章已经成了赤裸裸绞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和国民党的走狗特务，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要求革命军民都要“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

二、长征途中抵制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在危急中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然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中央闹分裂、要权力，这种分裂党的行为，受到了聂荣臻等党内军内许多干部战士的反对抵制。

（一）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主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红军主力大大增强。但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凭着枪多兵众，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摆起党内老资历，瞧不起中央领导同志，向党中央要权力，对中央决定拒不执行，给党和军队造成了极大损害。聂荣臻识破了他的野心，对他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两河口会议后，党中央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对张国焘的过分要求进行了让步，先是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又任命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他仍不满足，因为他想夺取的是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两河口会议结束第二天，张国焘请聂荣臻、彭德怀吃饭，引起了聂荣臻的警惕。在感情拉拢不成之后，张国焘又派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向聂荣臻直接展开攻势，动员聂荣臻起来反对毛泽东，否定遵义会议的决定，同样遭到聂荣臻的抵制。通过这两件事，聂荣臻感到事态严重，特别是当他获悉张国焘制定了一个分散调离方案后，提醒林彪要防止红一军团被张国焘“吃掉”。

（二）坚决维护党中央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召开前，聂荣臻的脚化脓了，只能坐担架行军，这给了他思考问题的机会。通过对比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政治军事路线，特别是五次“反围剿”胜败的事实和长征途中遭遇的巨大损失，使他逐步形成了坚定认识，认为“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7]192于是他与同在担架上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交换意见，两人不谋而合，共同认为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与此同时，党内的教条宗派主义者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向党内军内领导同志游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的凯丰（即何克全），三番五次找聂荣臻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聂荣臻在会上支持博古，但聂荣臻坚决不同意。会上，聂荣臻坚决拥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党领导的中央红军获得了新生。同样的，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的大是大非面前，聂荣臻更加坚定政治立场，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会议，会上聂荣臻完全拥护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下一步行动问题的报告，认为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的主张是错误的。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聂荣臻在发言中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6]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粉碎反革命集团的反党行径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教训极其深刻。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随着运动的发展，广大党内外干部群众识破了反革命者的阴谋诡计，最终党依靠自己和群众的力量果断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篡党窃国阴谋。“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懈抗争、顽强抵制，离不开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充分信任和坚强信心。

（一）坚持真理进行正义抗争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7]1月初，上海造反派掀起了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乃至工厂、农村领导机构权力的“一月风暴”。夺权风暴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甚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面对极左错误造成的空前混乱局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1月19日至23日，军委碰头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上，针对江青等人要求军队支持地方群众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論）的言论，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同志予以坚决反对；同时会上提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枪走等等情况，也激怒了老同志，有的同志为此拍了桌子。这个会议居然被诬陷为“大闹京西宾馆”。2月中旬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聂荣臻、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一些根本性问题，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激烈斗争。但是，这场正义抗争也被诬告为“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部分老同志受到不公正的严厉批判。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功能，江青等人则趁机煽动群众“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的狂潮，老同志们的个人处境更加艰难了。

（二）排除干扰建设国防科技事业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和科技战线的干扰和冲击，聂荣臻不顾林彪、“四人帮”等人的污蔑诬告，在艰难条件下，尽最大可能保护科学家、保卫国防科技事业免受更大损失，使国防科技事业取得显著成绩。1966年6月22日，聂荣臻主持起草《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初稿，提出保护科研人员、设备，维护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但文件上报后，因中央文革小组的强烈反对而未得到批准，聂荣臻也被污蔑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年8月23日，他在军委常委会上建议，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任务很重，只进行正面教育。9月5日，他指示国防科委，“两弹”试验任务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顿下来，一定要防止有些人由于思想不集中，导致试验失败。此后，他不顾个人名誉和造反派的造谣批判，极力保护科学家的人身安全，保护科技人员和科研设备，保护国防尖端科技机密材料，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使我们国家在1966年10月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在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个氢弹，在1970年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歌曲响彻宇宙。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8]正是由于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才使得我们党能够在这场内乱中仍然在国防、科技、外交等领域取得新成就。

（三）拨乱反正粉碎反革命集团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举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却加紧了窃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他们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切断党中央与各地联系，指挥全国；指使上海亲信加紧装备民兵，企图武力夺权；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托付，以党内“正统”自居，等等。“四人帮”露骨的阴谋活动，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更加忧心忡忡，一致认为不除此“四害”，必将亡党亡国。王震以蓄发明志方式表达了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声明只有粉碎了“四人帮”才剃头发、胡子。聂荣臻也指出，必须尽快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中国就没有希望。9月21日，他让前来探望的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剑英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翻开了历史新篇章，聂荣臻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毅然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为新时期拨乱反正、军队建设、国防科技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现实启示

从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顾顺章叛党行为、抵制张国焘分裂党行为、粉碎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反党行为可以看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道路是曲折的；但正是由于我们党拥有一大批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也是光明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从这几次党内危机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维护中央权威是我们党坚强有力的基本要求

当前，有的同志借口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错误，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大放厥词，予以抵制；有的同志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变为维护上级领导权威，溜须拍马、谄媚逢迎；有的同志借口党中央“离得太远”，在党不言党，党员意识缺失……凡此种种，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无疑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创伤。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该刊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迫切需要。在发刊词中，他回顾了我们党经历的十八年的许多伟大的斗争，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要“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9]对比当时的国民党，由于内部军阀主义盛行，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对抗中央，使国民党无法令行禁止、号令统一，最后失去执政党地位。如果我们党跟国民党一样，那么各革命根据地早已成为“山大王”，山头主义也早已将我们党破坏得四分五裂，更不用谈去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了。习近平指出：“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决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10]在纪念毛泽东、朱德、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刘华清、万里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习近平都号召全党同志要学习和弘扬他们对党忠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党性原则。

（二）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基本保障

新形势下，我们党要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建设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握和遵循从严管党治党规律。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强调，新形势下要在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等八个方面坚持从严治党，并明确指出：“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11]回顾党史，当我们党还是革命党的时候，党内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革命意志坚毅、党性品格坚强，但仍有少数不坚定分子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而今我们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物资贫乏、环境险恶、敌人凶残的外部约束已经大大缩减甚至不复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真正管好党、治好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继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顺利实现长期执政，其难度不亚于党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基于历史、现实、未来的长远考量，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理论贡献，也是我们党抵御“四大风险”、应对“四大考验”的治本之策，必须得到全党同志的深入贯彻、切实执行。

（三）严肃党内生活是我们党纠错防错的基本经验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也是最艰巨、最崭新的事业，注定了在事业探索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党，在一个有着8900多万党员、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并且还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建设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正视问题容易，自我纠正错误难，但正是因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党的属性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党要有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决定了我们在错误面前要敢于自我纠正、提前预防。当然，错误是分为不同类别、不同层级的，一般性的工作错误，可以通过党内批评、加强教育的方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地予以解决；但是，背叛党、分裂党、反对党，阴谋篡党夺权、政治野心膨胀、破坏中央权威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则是我们党不能容忍和姑息养奸的，必须坚决清除出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守护党的清正严明。与此同时，错误的演变也会有一个过程，必须建立起防错纠错机制，尽可能地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方式途径，将错误消灭于萌芽状态，阻止错误由一般性向原则性转变，以免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2]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7-10-28（1）.

[3]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情况为主题进行对照检查[N].人民日报，2017-12-27（1）.

[4]李菁.共和国记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173.

[5]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6]聂荣臻.聂荣臻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33.

[7]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N].人民日报，1967-01-01（1）.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9.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6-608.

[10]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1.

[1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2）.

收稿日期：2017-12-30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7YZD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超华，男，中共东莞市委党校教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