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封信让你回味多年[思呈说]

陈思呈

我懂你，不解释

以前读鲍叔牙和管仲的故事，除了脑补鲍叔牙有一副暴牙之外，是佩服他的无私。我想任何人都想要这么个朋友：他和管仲合作做生意，管仲出资少，最后拿的分红却比鲍叔牙多，鲍叔牙说：“管仲家里穷，他比我更需要钱。”他和管仲一起去打仗，管仲冲锋时跑在最后面，撤退时却第一个跑，鲍叔牙说：“管仲他爸死得早，他怕他自己死了之后，老妈没人养。”

鲍叔牙，真的很像王尔德童话《忠实的朋友》里的小汉斯。小汉斯也一直是个冤大头，一直被他“最好的朋友”磨坊主所利用。磨坊主不斷地赞美小汉斯，告诉他，自己有多么珍惜他的友情，在这样的赞美中，小汉斯被迫走上神坛，神坛上去容易下去难，后来，他被磨坊主给累死了。

管仲却不是磨坊主。上面这些事是管仲自述的，一般人，像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哪怕做得出来，也不好意思记下来。即使记下来，也要解释几句。表示不得已而为之。但管仲却没有，从战场上逃跑之后，他也没有回家写一篇“那一刻地动山摇”。

所以，重读的今天，对这个故事的兴趣点，从鲍叔牙转到了管仲。我开始觉得管仲的不解释里面，别有意味。鲍叔牙的理解，表现了友谊的境界，而管仲的不解释，则表现了友谊的另一种境界。

语言能对这个世界描述的部分太少了。在人们的情感世界里，难以说出口的那一部分正如海水下面的冰山，但那一部分，并不只是委屈和痛苦，有时候，也是喜悦和感激。不向别人传达，是不能，也是不为。这一部分，鲍叔牙和管仲都有，他们绕过语言达到了相知。

最高的相知不需要解释，有些时候，非但不需要，甚而忌讳。解释钝化了彼此的默契，矮化了情感的高度。因为相知是需要冒险的。这个冒险，对管仲来说，是分红更多、战场逃跑，而它们的赌注是，鲍叔牙是否懂得。

古人说投桃报李，《诗经》中却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因为琼琚比木瓜贵重太多，这样做就不单单是礼尚往来了，这是“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不是回报，这是为了要与你有永远的情谊。

但还有一种可能是：“投我以琼琚，报之以木瓜，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你给我琼琚，我回报了木瓜。既然物质不重要，那么木瓜和琼琚，又有什么所谓呢？只要我的情意你知道，即使我连木瓜都不回报，同样也会永以为好。

我们习惯于景仰鲍叔牙，事实上正是管仲的不解释成就了鲍叔牙。管仲的存在告诉我们一种可能，在人世间存在这么一种“摘人法”——不懂的不必懂，解释毁相知。

曾经读过一段文字，一直念念不忘：我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别人若看不到我的好处就他妈的统统混蛋。打比方说。我上街从来不梳头，不洗脸，不摘尽全身的线头，不擦皮鞋，不管裤子上的泥……

我理解这种放弃。我们是在放弃中获得更珍贵的事物的。

路痴的世界也有“方位感”

我听说过骨灰级路痴是这样的：有一位，在待了三四年的校园里，迷路，举头望天，思索良久之后，决定了一个与真理相反的方向。另一位则在自家小区门口迷路，确切地说，不是迷路，是她与别人同行办事，偶经这里，若不是同行者提醒。她竟然认不出这附近就是她住了六七年的家门口。

与她们相比，我只是初级版路痴。我的路痴呈一种普遍性：无非是找路能力差，认路水平低，对需要四个拐弯以上的路线则自动放弃。

总是疑心，路痴是因为理科成绩不好。面对数字和线条，那种迷茫的状态跟迷路时是一样的。有些人，走过一遍的路就像扫描了一样记在脑海里。能在出口众多、拐角繁复、每个角落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停车场，毫不费力地找到自己半天前所停的车。我看着他们，就像当年看着数学尖子在解答奥数，崇拜又隔阂。他们操纵那些线条和数字，百步穿杨，长袖善舞，如另一种生物。

路痴与认路天才，确实归属两种不同的头脑，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路痴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北边或者左边？那是一栋绿色的小楼。南边或右边？那是一栋黄色的小楼。假如这个小区的小楼都是一种颜色，那么就瞬间无解了。

南方人中更容易出现路痴。都说南方人不说东南西北，而是说前后左右，事实上，前后尚能确切区分，左右一词，对于南方的路痴来说，也是费神的概念，她们更倾向于这么表达：那边，就是那边，噢，是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南方人的路痴，跟地形和气候不无关系，与建筑更密切相因。韩少功指出，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建筑上也就有蛮风的留影，前人留下的老街几乎很少有直的、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纳纪不存之象，种种偏门和内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山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它们不像北方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一栋一梁的定向都不越雷池。严格遵守天理与祖制。

在那种“随意即兴”“自由活泼”的建筑群中，要飞快地找出自己的目的地。就像在旁枝四逸的树上找巢，任何一个路标都可能将你引向岔口。我记得家乡的小城就是这样。水网一样的巷子，隐藏于断墙下的人家、起伏的石阶和曲折的通道，当然，容易迷路的地方，也许藏有更多惊喜。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路痴的福利吧。

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喜欢强调自己的路痴，同时，还强调自己不会开家里电视，不会给支付宝充值，等等。我猜想，她们想强调的，不是路痴这个事实，而是那么一股迷糊劲儿。那股迷糊劲儿。是一种致幻剂。是可以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庸人的“非尘世气质”的。太能干了，就显得没那么文艺。所以，标榜自己的不能干，仿佛自己向另一个自己撒娇：哎呀。我这么诗意，怎么可能不是路痴？

如何心安理得做一个胖子

什么人才能心安理得地当一个胖子呢？自暴自弃的人？病人？婴儿？答案都对，也都不对。自暴自弃的人是放弃了自我，没有“心”也没有“理”，自然谈不上心安理得。后两者也相似。

我想，只有被笃定地深爱的人，才会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胖子。

这是看到某一则新闻图片之后的灵感，那则新闻说的是世界上最胖的女人当新娘了，她的先生是一个身材正常的人，但是他们相爱……他们相不相爱自然是无从考证，但是深爱确实可能会把丑变成美。或者这么说吧，很深的爱也许就不辨美丑了。我们见过太多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全宇宙最美的孩子，觉得广告上任何一个小孩都比不上自家小孩。深爱是盲目的。

如果一个人被很深地爱着，他会有很强的存在感：不管自己是什么样，缺点和优点都有理直气壮地存在的理由。缺点可以改，但并不是自己的罪过。——其实谁没有缺点呢？

我们见过在父母面前鼓腹、驼背、衣冠不整的人，但很少见到在情人面前如此的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情人的爱，总是让我们不够笃定吧。心中有忐忑，会担心因为丑陋的瞬间，击破爱的幻觉。——很多时候，感情相当于一种感觉。

但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你爱自己爱得非常笃定，爱得非常理直气壮，那么这样“去爱”也会令你有存在感，令人理直气壮地做一个胖子。

昨天晚上去参加一个讲座。雷夫，被誉为“全美最好的教师”。他站在台上，完全由各种圆组成，最圆最突出的显然是他的肚子，他穿了一双球鞋，这让他的圆显得更圆……而这个可爱的胖子在讲座上这么说：

长年以来我坚持同一种打扮，同一种风格的形象，因为我班上的孩子很多都是来自于破碎的家庭，他们常年感受到离散、变迁等等不安全的因素。我希望我会让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稳定的存在。所以我从来不改变我的风格，打扮的风格，当然也不减肥。

这段话真有意思。因为对别人的爱，而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胖子，是否可以这么说。他对别人的这份爱，也是他对自己的爱。

他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价值，哪怕肥胖、丑陋（当然他并不丑），也不能改变这个价值的丝毫。他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自己，这份肥胖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也在他爱的范围内。所以，他是一个心安理得的胖子。

其实，我问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有人说，罗永浩、韩红都是心安理得的胖子，因为他们都把胖变成自己的标签和特色。他们如果不胖，就不是他们了，胖是他们的一部分，也许，并不是坏的那部分，君不见罗永浩自称为罗胖时的那一份得意？

与他们成为对立案例的，则是芙蓉姐姐。谁都说芙蓉姐姐是自恋的，——她也许自恋，但她肯定是不够爱自己的，否则不必执着于减肥，据说她的减肥还造了假，造假就更加说明其执着程度了……总之世界上也许本来就存在坚不可摧的美丑标准，试想唐代的标准放在当代，杨贵妃也许也是一个超标的胖子。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美丑，只有永恒的爱。芙蓉姐姐没有这爱。所以她输了。罗永浩有，所以他赢了，他是一个理直气壮的胖子。

东东枪写过一个故事，主角就是一个胖子，是一只大海怪。这是个很忧伤的故事，女主角说：“胖子，你好像越来越胖了。”胖子说，是啊，反正每天就瞎他妈游，也没有人瞧我。胖就胖吧。

这也是一个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的胖子，但他因为被所有的人遗忘，被所有的人放弃，所以也就放弃了自己。这样一个胖子，是忧伤的。

最后，想套用海子的诗句——胖子，愿你在人间寻得幸福，愿你一身肥肉都能被珍爱。

有没有一封信让你回味多年？

一

格非的文章中提到，他上小学的时候，钢笔是身份或权力的象征，通常，你看见一个干部向你走过来，你只要数一数他中山装的口袋里插着多少支钢笔，就可以大概判断出此人官衔大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修钢笔的人……

我比格非年龄小十来岁，但，到我上小学的时候，钢笔仍然是某种象征。它摆放的位置，也仍然是中山装或者白衬衫的上衣口袋里，当然，偶尔也见到有人把钢笔像烟一样夹在耳朵后面的，但这样就气质全无了。我有个远房亲戚说，她当年相亲，她看到对方上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露出了钢笔帽，她年纪小没经验，想当然地以为对方是个知识分子，这根露出一角的钢笔促成了他们的姻缘。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基本是个文盲，那支钢笔是借的，相当于玛蒂尔德脖子上的项链。

再到了九十年代初，也就是我们上大学的年纪，钢笔，就不再是装饰作用了。但是，这个时候仍然要随身携带钢笔，因为它有实战功能。大一某天，我和班花小R在学校西门外的小吃街当街吃烧饼，一个烧饼没吃完，便有男生横刺里冲过来，往小R怀里塞了一张纸。情书，你懂的。这男生是刚才在我们前面吃完烧饼的，刚要走时看到小R，电光火石，芳心大动，随身掏出纸和笔来写情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没有手机的年代，随身带着纸笔是多么重要。

古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没有钢笔，结果多耽误事情，大家都看到了。

那时候写信，多数还是同学之间的友谊信，或者家书。那些信，无非是日记的变体。大一是写信最疯狂的时候，晚自修写信，上课也写信，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挥笔疾书的某人，都满意地捻须微笑，以为勤奋做笔记。我创下的纪录是一封信十七页纸，也就是一个中篇小说的字数，谢谢。那一年，那群幼稚的大一女生，活像被丢进人海中的小动物，懵懂又慌张，我们用给以前的好朋友写信来平息这种慌张。

英雄牌钢笔，配英雄牌蓝色墨水。吸满了墨水的钢笔胆掂起来沉甸甸，很有书写的冲动。印有学校标志的白色信纸，笔尖停顿处略有晕染。

大一过后，同班同学熟悉起来，于是又产生了另一种局面：白天一起上课，晚上回宿舍后彼此写信，第二天跟地下党接头一样，飞快地递给对方。这种情况一般是发生在男女生之间，但又未必是情书。就像张爱玲的《五四遗事》那样，那两对湖上泛舟的暧昧男女天天见面还要通信，内容却无关风月。这些信在好朋友之间会互相传阅，有时是全封传阅，有时是部分传阅：把信折成很小的一角，只讓朋友阅读露出的那角内容。

不知从哪里听说。把邮票倒着贴就表示是情书。至于斜着贴和横着贴又表示什么就忘了，都是有讲究的。也有人收到的信封上，两张邮票一正一倒，舍友们纷纷指导——有人说：“他的意思是既想做一般朋友，又想做恋人。”有人反驳：“总之就是不够爱。”又有人再反驳：“不，这是掩人耳目，欲盖弥彰。”……

信使真是一个美好的名称，在那个依赖信件的年代。迟子建是当年很受欢迎的作家。她有一篇小说叫《草原》，女主角就叫曲信使，她是这么跟男主角表白的：你给我盖个邮戳儿吧，以后就只能投你这儿了。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十来岁的年龄，神州大地上兴起“笔友”这种事物。

那时很多杂志，每页下端会印点小广告。比如《诗选刊》《北方诗刊》什么的，会登着某机构的某项诗歌比赛。获奖后让你交点费用，以便把“获奖作品”印成册。这种比赛我参加过几次，妨碍我拿奖的原因都是因为我没钱。钱不凑手就是碍事啊。还有些杂志，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如《辽宁青年》《少男少女》之类，在这栏小广告中，会印些寻友启事。

寻友启事多数写得浪漫。每个主人公都热爱文学，都渴望交到天南地北志趣相投的朋友，都期待在鸿雁传书中畅谈理想和人生。它们既没有征婚启事的功利，又比各种广告有人情味。它们形式多样，有的不啻一则小型文学作品。在我身边的同学们，有不少人真的通过寻友启事寻到笔友，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选择笔友的心路历程如下：首先注意对方有没有高远的爱好，爱好文学加五分，爱好哲学、社会学（一般体现在往启事中加入几句人生哲理），加十分，爱好航模、观星、地质或者航海故事之类，加二十分，最后，我对地域有格外的关注，如果他身处遥远的省份，越远分越高，最好远至边境线，则基本满分。比如在阿勒泰，在喀什。在瑞丽，在凭祥，或者在黑龙江的北极村，或者在内蒙古与俄罗斯交界的额尔古纳河畔。

对地域的偏爱极大地限制了我的选择范围。不然的话我怕是忙不过来了。

后来有了个联系长久的笔友，一个在克拉玛依的高二女生。在她的想象中，我们大岭南植被葱笼，物资丰盛，气候潮湿。而在我的想象中，她的生活则长空大地，倚马而立，残阳似血。我们频频通信，代表两个地域进行友好文化交流。

某一年生日，她寄来一块比巴掌还大的云母作为礼物。这件礼物的珍贵程度已经接近震撼，因为它甚至来自比克拉玛依更远的地方——是从阿尔泰山来的。至于她是怎么得到它的我就不清楚了。信中她说，云母并不是稀奇矿物，但那么大的一片就很难得，因为云母易碎。寄这片云母颇费工夫，不但仔细包裹了几层。还在大信封中垫人一块硬纸板。

作为回报，我应该给她寄过海边的贝壳，但我怀疑这件事情只停留于“应该”但没变成行动，因为贝壳不似云母可以放在平信里邮寄。事隔多年记不清，那些幼稚的信也不知哪去了。只有那片微微发黄的云母一直被珍藏在抽屉里，想必将被作为个人史上的重要文物继续收藏下去。

三

直到一九九八年，从乌鲁木齐寄往广州的信件，邮票是五毛钱。如果信比较厚，为防超重则加三毛。五毛钱邮票印着中国长城，三毛钱邮票印着山海关。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还保管着那几年的信件，它们来自新疆一位老诗人。

忘了是在哪个刊物上看到他的地址，或者干脆是刊物的编辑转交的，总之作为一个粉丝我成功获得了偶像的回信。他的诗以及他所处的遥远地域对我产生了双重吸引。他寄来的信，经常用一些印着“西塞函授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喀喇昆仑宾馆”字样的稿纸。光是这些稿纸就令我神往。

他的信中经常写到乌鲁木齐下大雪，比如说刚刚下过一场40多小时的大雪，现在地面积雪一尺多厚，树枝上电线上，一切静止的物体上都站着十多公分的雪，汽车上人肩人头上，一切移动的物体上都戴着一层没有重量的雪。他也很欣喜于收到我的信。那么远的南方，有一个高中生能够读到他的诗，且读得那么仔细，想来这确实令人惊喜，这份惊喜令他宽容了我的幼稚。

我们慢慢变成了真正的忘年交，通信持续了好多年，填高考志愿、选择工作的时候他都给过我非常具体的意见。我有无数次想去新疆旅游。他似乎也有过来广州开会的机会，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就没有见上一面。但那是一个“笔友”通行的年代，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两个未曾谋面却又很熟悉的朋友。他曾在信中引用过曹禺写给巴金的信：“会有这样一天，在你面前立着一个矮矮的小老头，精神极了，像窗外的麻雀一样，一跳一跃地走来走去，而且像夜莺那样兴奋地对你歌唱。”如今阅读旧信，也想顺便对曹禺点赞一个。

很多年后，我已毕业，参加工作，生活中有了无数更重要的朋友，写信也已经是很过时的事。在失去联系很久以后，某天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找我的。一个听起来很难过的陌生声音对我说，她是某某的女儿，她父亲，也就是与我通信多年的老诗人，一个礼拜前去世了。现在依照他的通讯录，向各位老朋友通知一声。

没有见过面的人，对死讯的感受是很奇怪的。他一直在远方，只是去了一个更远的远方，见面本是可有可无的事，但因为他的死讯，那幾年的失联变成一件令人愧疚的事。就像“少年派”对那只头也不回的老虎所说：“没有好好地说再见。”没有好好说一声再见的遗憾，确是遗憾。

来不及见面的老朋友，想必是“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的一个老友。可是，那么多年通信的情谊。回想起来却也只有这几百字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