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曲《家乡的花儿》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018-05-13 09:34朱玉龙
艺术评鉴 2018年6期
关键词:花儿保护艺术

朱玉龙

摘要:崔炳元是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他一直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探索,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崔炳元先生创作的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对技法和内涵不断思考、探索和创新,把“民族性”音乐语言和西方的作曲技术相融合,达到高度的统一,作曲家大胆尝试,寻求新的突破,为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增添色彩。本文通过分析本部交响组曲艺术特征等,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北“花儿”与交响乐的东西合璧进行思考与探究。

关键词:花儿  艺术  保护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06-019-02

一、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概述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由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西北音乐节”交响音乐会开幕式中进行首演,作品是一部纯粹以“花儿”为题材的交响组曲,也是中国西北“花儿”元素与西方交响乐形式相互融合。乐团大多数为宁夏演奏员,对于“花儿”的理解更加深刻、更有感情,能更好的表现出作品中西北地区人民热情、勤劳、淳朴的民族性格。本作品由六个乐章组成,分别是:《尕连手》《“花儿”本是心上话》《仓啷啷令》《眼泪花花儿把心淹下》《布谷叫唤立夏哩》《上去高山望平川》。这部交响组曲,准确把握西北“花儿”民间音乐风格特点,作曲家崔炳元先生搜集了大量的地方“花儿”民歌素材,这些素材的积累在创作上准确地把握了具有西北“花儿”特点的音乐形象,为交响组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的艺术特色

(一)广泛地吸收、借鉴“花儿”曲调

《家乡花儿》交响组曲的素材正是植根于我国西北地区民族民间的沃土,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创新,作品选用西北“花儿”民间曲调素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生活气息。作曲家有意识地把全曲的旋律构建在西北花儿民间民族音乐的基础上,采用《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上去高山望平川》等作品为素材,将“花儿”与西洋管弦乐创作结合起来,经过再创造、再加工,衍生出新的音乐形象、艺术意境。作品中的“花儿”风格是从我国西北“花儿”民族音乐传统中演变发展出来的,作曲家在运用“花儿”民间音乐时,密切注意从新的题材和内容出发,发展原来的风格,从而构成了音乐作品新的民族风格。

(二)西北“花儿”民间素材与西方作曲技法的有机结合

在节奏方面,作曲家运用西方作曲技法对传统的“花儿”民间素材的节奏进行了各种变化处理,巧妙地体现了西方作曲技术中对比统一的原则。在调式方面,把“花儿”独特的调式与西洋调式的综合运用,在旋律和配器上使西洋调式的音乐“花儿”民族韵味十足。在转调方面主要运用休止转调、共同和弦转调、模进转调等转调手法,使调式之间的转换自然、新颖、引人入胜。在和声方面,作品注重和声与旋律的有机结合、注重不同和声的色彩之间的对比,运用三度、四度、五度混合叠置构成的和声效果,为音乐增加了丰富的西北“花儿”和声色彩,通过各种和弦的转位,变换和声的色彩,取得最佳的音响效果。在曲式方面,该作品的整体与乐章为多段式结构,许多段落与乐句的构成采用民间音乐特有的结构形式,段落结构加强了音乐风格、情绪、色彩的对比。

(三)本地乐团的演绎,完美诠释

对于任何一部音乐作品来说,演绎得好坏,都会直接关系到听众对作品的认知。由宁夏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组曲《家乡花儿》,所表达的音乐形象丰满传神 ,音乐画面生动形象,达到了雅俗共赏、美善统一的境界。青年指挥家肖超以他对于这部作品哲理性内涵的深刻理解,将观众带入到一个“花儿”的世界。同时,乐团也以丰富且考究的音色、清晰的音乐线条,表现出了“花儿”具有的独特魅力,完美的诠释了作品的音乐内涵,具有很强的听觉冲击力。

三、从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思考

(一)“花儿”的传承与发展

“花儿”发源于临夏,在发展中也受到了来自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西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民俗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流派与艺术风格,其中,回族人民喜爱“花儿”,是花儿的创造者、演唱者、继承者。最早的花儿的收集、整理、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在西北做地质调查时记录整理的三十首“花儿”歌词在1925年发表于《歌谣周刊》,题目叫《甘肃的歌谣——“花儿”》,这是“花儿”在全国文学中首次出现。而我国第一首“花儿”曲谱是由音乐家王云阶先生在音乐采风时记录下《山丹花》曲调,并发表在《乐艺》《青海民国日报》。20世纪40年代,张亚雄先生在兰州担任编辑时,征集流传于甘青宁的三千多首“花儿”,精选了六百多首进行整理、加工,形成《花儿集》并作为“花儿”专著出版。在文革期间,研究工作一度停滞,但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工作受到更普遍的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起,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分别成立了花儿学会和研究会,花儿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音乐家江定仙先生在西北考察,回京后写成钢琴组曲《甘肃行》,其中的“花儿”一个乐章是从西北地区“花儿”民歌中移植而来,作曲家把传统“花儿”与现代钢琴作曲技法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丰富民族特色。2009年,在“花儿”流传最广的宁夏、甘肃、青海等西北省区联合将“花儿”作为一个整体,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取得成功。

(二)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对“花儿”的保护与传承

虽然“花儿”文化在西北地区具有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但随着我国现代化飞速发展,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日趋尖锐,使原本传统的“花儿”日趋萎缩。传统“花儿”是在田间、山野里练出来的,都是经过多年劳作、放牧期间跟随学唱,熟悉掌握曲调,民间歌手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是“花儿”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最有利于“花儿”成长的田园式的农村生活环境逐渐被打破,大部分年輕人已经不满足原有的生存方式,离开家乡求学或者寻找工作和新的生活梦想,他们基本没有机会学习“花儿”。同时,现代文化等一系列的新兴的娱乐活动也在弱化着“花儿”对年轻一代的熏陶。在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需要在保持自身传统以外,应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借鉴现代文化的精髓与传统相结合,更广泛的进行传播。

以往在谈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常常用“原汁原味”之类的概念进行界定,似乎民间文化是禁止不变的,僵化了的事物,这样固化的概念并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把保护与创新完全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狭隘的、浅显的,对于“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是更深刻、更持久、更重要的保护手段”这一命题,需要认真的思考与解读。艺术家在民歌音乐的基础上严肃的改编与再创造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家乡的花儿》这部交响作品,是从“花儿”民间歌曲的本质出发,通过移植、加工、创作,更好的丰富了“花儿”内涵,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是对“花儿”创造性的拓展与创新,也更好的使“花儿”生命力得到不断延续,应充分加以肯定和保护。作曲家对西北地区“花儿”民间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心挖掘、整理、研究,也说明“花儿”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假如没有“花儿”优美的旋律、丰富的音调,这部交响乐就是无源之水。作曲家将“花儿”的曲调用西方管弦乐的音乐形成进行再加工、再创作出的组曲《家乡花儿》,将大大有利于“花儿”的普及、推广与传播,使这种民族民间音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作曲家崔炳元先生所创作的这部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在时代性、继承性、创新性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作曲家在借鉴西方管弦音乐创作技法的同时,特别注重从民族音乐的土壤中吸收养分,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花儿”是一幅幅民俗图,“花儿”是一部地方史,“花儿”是杯甜美的故乡酒,“花儿”作为西北地区的民俗文化,正在形成一个“大花儿文化圈”,产生着强大的文化联络作用。通过交响组曲的艺术形式将“花儿”进行呈现,对于“花儿”的传播具有劃时代的意义,作品创造性的拓展与创新,符合原创性的要求,也是花儿生命力不断延续的内因,理应充分加以肯定和保护。

交响组曲《家乡的花儿》创作与演出的成功,不仅为我们如何借鉴和应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进行交响乐创作带来启发,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有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崔炳元先生用西洋的交响组曲形式把“花儿”介绍给了世人,使世人更加了解西北“花儿”音乐,了解“花儿”那永恒的艺术魅力,这样的成功之作不仅有民族性、交响性,更具有时代的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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