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波的诗歌艺术特色

2018-05-30 07:49仲彦
湛江文学 2018年5期
关键词:诗歌语言

◎ 仲彦

我们生存的语言环境是约定俗成的。千百年来,我们一方面享受着光辉灿烂的汉字的表述成果,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汉字本身的定规而限制了自身的表达方式。由于诗歌是通过语言特殊的表达方式来记写人的心灵、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因此,诗歌成了传统语言习惯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受害者,具体地说,一方面,现代诗因为极富魅力的汉字而显得空灵、瑰丽和壮观;另一方面,一个词因为特指的定义而使想象的笔触无法全面展开,从而遏制了诗歌创作时激情和灵感的尽情发挥,加上随着现代社会物化程度的全面提升,现代诗歌迅速弱化成了现代文明的附庸和衍生物,但却仍然是代表古老中华文明精髓的古典诗词的终结,仍然完成了自身由萌芽到生长、成熟的全过程,拥有极其广阔的美好未来。

这是一场从精神到语言的全面变革,我的兄弟延波也全面参与其中,并且因为他的突出成绩和特殊才情而成为当今中国诗坛的佼佼者。延波自从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其中《倾情的河流浇进故乡的月色》《青灯黄卷间羁旅的心灵》《花朵,旋转在年轻的掌心》等诗歌作品集,为中国的主流诗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延波除了广义的所谓五湖四海皆兄弟的那种兄弟之外,还有另外几种原因:一是我们都姓向,都是土家族,属同宗同族,我71年出生,他74年出生,我大他小,我兄他弟。二是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故乡。名字就叫湘西。就行政区划而言,过去,我们同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在他那里叫桑植,属张家界市,我这里叫永顺,仍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虽然分属两个行政区,但因为我老家住在永顺和桑植交界之地,到桑植县城比到永顺县城近,特别就文化属性来说,我俩同属澧水文化圈,相对于永顺的主流文化,我和他语言、风俗等文化氛围及人文性格相似点还多一些。三是延波是我师弟。我们有共同的母校,叫永顺民族师范学校。我是90届,他是93届,和我屋里老婆同届。那时候我在学校纠集了一班兄弟,在老师的带领下,创办了一个名叫野渡的文学社,我毕业后这根接力棒辗转交到了延波他们手里,延波作为其中最活跃的一份子和最强有力的领导者,带领大家继续前行。几年过去后,当我在母校作诗歌讲座的时候,礼堂里竟然坐满了母校的文学青年,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都是这所学校文学梦想的链条延续。四是我们的生活经历惊人地相似。那就是小时候生活都十分困苦,我们都没有在困苦的生活底层沉沦,而是通过拼命读书来赢得农村孩子的自尊,完成男人的自救,后来,我们借助知识的力量,离开了美丽贫穷的村庄和身边的父老乡亲,然后我们被分配到偏远的村校教书,接下来是改行,从事行政工作,当一个所谓的领导,生活和工作经历基本上差不多,谁都是谁的翻版。五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写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人生地磨难,但仍然一直坚持着把自己的文学之路继续走下去,而且我们真的都为了文学放弃了很多东西,虽然到目前我不知道自己当初为文学放弃那些东西是否值得,但后来我仍然为了文学而一路放弃。后来才发现,延波也为了文学而进行着艰难困苦地决择,他也不知道这些选择是成就了他的人生还是碾碎了自己人生当中应该获得的世俗梦想。六是我们的写作方式和叙述主题基本相同。套用一句俗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能是因为共同的水土滋润了我们同样的民族性格和人文品质,我们才这样都用乡土诗来描写自己的故乡,而且选择的题材和写作的方法大同小异。

虽然这样,但因为个体差异的原因,我们在一条共同的诗歌创作道路上,仍然结出了两朵不同的诗歌果实,就象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一文里说的那样:“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疏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

延波兄弟的诗歌,语言本身非常朴实,既与本民族的特色语言一脉相承又丰富和拓展了本民族的语言内涵。湘西作为中国土家族的发祥地,丰富多彩的民歌是本民族独有的传承载体和重要标识。湘西民歌的重要特点就是语言朴实而又充满奇特的想象。

朴实的语言文字是从古至今的诗歌创作者普遍追求的诗歌语言,特别是在诗歌不再属于过去士大夫所独有的特殊产品,语言文字的平民化、朴实化显得尤为重要,如“我要选择一个好天气/一份好心情/静静地回到一个地方”《静静地回到一个地方》,“乡村遥远的集场/牵动我的神经/八岁开始赶场《赶场》,“二十年前/我和一钵咸菜一小袋红薯米/无数次经过这里”《山岗,在一棵树下坐下来》,这些语言,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谈、或是心理活动中常常用的语言。具体到延波的诗歌,继承和丰富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语言文字。因为本土语言的读音和韵律相对于其他语言是有所区别的,只有与本土语言相合谐的语言文字才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里于刹那间在诗人的灵魂和思想里涌现出来,反之则否。拥有本民族语言所特有的表达方式,就会通过反映属于本民族的事物来体现属于本民族特有的精神实质。如“我最初的幸福/是希望母亲的猪崽有个好价钱/舅娘的一篮子鸡蛋在寡掉之前卖出去/外公的瞎眼二胡能找到几个主顾倾述衷肠//在太阳下山之前/那些苦难会装回背笼/带进孱弱的炊烟”《赶场》中的“猪崽、寡”等字的运用,既很好地继承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又因为现代诗歌的特殊形式,使古老独特的民族语言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涵。

延波的诗歌,在平常地叙述中彰显独特的精神和人格魅力。他的诗歌,大多都是叙述一件平常的小事,而且大多和农事家事有关,如《静静地回到一个地方》讲的就是回家,如《劈柴》、《打药》、《守牛》、《赶场》等,选取的就是一件湘西农村发生的一件小小农事和生活场景,这些叙述主题,既给人一种真实、平常、恬淡、闲适的生活意象,又给人一种阅读的兴致和探究的冲动。这种选择,对于一个诗人,有很大的挑战,因为一首诗太短了,而又必须在很短的诗句中表现出诗人当时主要的思想、激情,以及要表达和描绘的事物,所以诗歌的每一句都必须承载大量的信息,而诗歌只能是通过诗句之间的跳跃性来达到承载大量信息的目的。诗歌的跳跃通过诗句各组信息的一条联结隐线即诗歌主题,通过围绕抒情(描写)的主题展开的文字记叙和表达,通过对生活和生命要义的把握,成为连接和转换上下句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使他的诗歌在短短的篇辐内就承载和传达了那么多的信息量,成为独立、统一和音韵和谐的一大文体。如“我要杀死那些/啃食我的绿叶/青春 荣耀 灵感《打药》”,又如:“而我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赶场/乡场 情场 赌场 名利场/《赶场》”。

延波的诗歌通过丰富的表现手法的运用,使语言营造的意境具有很强的突兀性和传达意境具有相对隐蔽性。

在古代文论中,意境表现为情景物的交融,而现代抒情诗的意境是建立在对古典丰厚遗产的继承和对西方象征派、意象派的接受这两者的基础之上的,既继承和发扬了传统诗词的锤字炼句精神,又避免了西方意境的怪僻和晦涩,同时又超越了七十年代前单纯与激情的泛滥和诗意的浅显直露,充满了对优雅、甜俗、乏味的美学叙事的反抗与撞击。延波诗歌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充分利用丰富的想象,大量运用拟人、比喻、夸张等手法,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大气和奇特的魅力,如:“那一张四尺见方的办公桌/有时竟然/比家乡的田原山岗还辽阔《守牛》”又如“我一定要把我的岁月/条分缕析/包括已经燃烧的那部分……《劈柴》”这样即清除了诗歌语言抽象性中的概念定质,突破了是与非的两值界定,又获得了无穷的开放性,即在对既有成规和精英性写作的颠覆中形成了充满个人化异端意味的语言文本模式,进而进入了以诗歌空间视觉变幻处理上的词语构建的语言迷宫,造成了频繁的离调和转调,导致诗歌主题、主脉、中心的动摇和模糊,在视觉上造成了捉摸不定的空间判断,正是这种捉摸不定、巨大突兀性和相对隐蔽性,包含了生命和宇宙的秘密,包含了捉摸不定的神秘存在,传达了物象中诸多感受的片断,通过简洁、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后,充满了语言奇迹,充满了突兀感和陌生感,给阅读者带来巨大的惊奇。如“二十年前/我和一钵咸菜一小袋红薯米/无数次经过这里/青春呼啸而来/旁边铺满虔诚的麦子……《山岗 在一棵树下坐下来》”等等,就充满了语言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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