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对新四军政治建设的重大贡献

刘苏闽

[摘 要]周恩来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全面抗战期间对新四军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坚持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统一部队思想，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从组织上保证党对新四军的絕对领导;弘扬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发挥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关键词]周恩来;新四军;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 K820;E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5-0004-04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我们深切缅怀他为人民军队建设发展建立的卓著功勋。本文仅就周恩来对新四军政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作一探讨。

一、坚持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统一部队思想，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定不移地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性。新四军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是事关新四军建设发展方向的政治问题。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发出了一份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指示，被称为《五四指示》，这是新四军作战和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前提下，新四军主要在敌后游击作战中消耗日军、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但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批判了王明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称“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当局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命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偕新四军军长叶挺，于1939年2月23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在听取新四军领导人汇报和对机关、部队进行座谈调研后，他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形式、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强调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二）指导新四军坚持北上东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强调“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1939年3月6日，周恩来在新四军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针对一些同志存在的畏难情绪和模糊认识，他分析了新四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困难，鼓励广大指战员树立信心。他指出：“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愈深入到民众中间，愈能够创造根据地。”“愈坚持，愈能够影响全国全世界。”[1]

新四军成立后，第一、二支队迅速深入苏南敌后，以广泛的敌后游击战，开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但进入敌后的部队，基本上停留在国民党划定的地区内活动，尚未实现“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2]的要求。周恩来到皖南后，通过深入调研发现，新四军皖南部队是当面临敌、三面被围，处境十分险恶。因此，他提出了“三个原则”，与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发展方针，后中央概括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3]。周恩来对形势、任务、发展方向、作战方针等重要问题的全面分析论述，使新四军领导层和广大指战员进一步理解掌握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动员部队迅速北上东进，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二、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从组织上保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队伍建设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过硬的干部队伍，是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一）在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中，坚持各级干部由共产党确定和委派的原则。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东南战场形势严峻，周恩来再次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把这支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共产党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改变番号与编制，取得合法地位，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因此，新四军的领导权和干部任免问题成为谈判焦点之一。在军长人选上，蒋介石曾考虑由陈诚、张发奎等出任。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插进一个人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由他出面组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以便尽快下山抗日。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与国民党有关人士进行商谈。蒋介石认为，叶挺脱离共产党十年了，由叶挺指挥这支部队，既可以调动红军游击队到前线抗日，又可以利用叶挺控制这支部队。因此，在未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签发了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任命。叶挺领到新四军官防和开办费后，没有急于到职。他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等取得联系，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了延安，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并对其新四军军长任命予以认可。

11月21日，叶挺和叶剑英在南京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宣称，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新四军各级主要干部的名单，并质问叶挺：“谁让你去延安？”他还挑拨说，延安提出的新四军干部名单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对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爭。最后，在国民党不再坚持派人到新四军任职，共产党也做出了相应让步的情况下，实现了新四军干部的任命均由共产党确定和委派，从组织上保证了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二）积极协调解决叶挺与项英的矛盾，加强新四军高层领导的团结。在新四军改编、组建以及向敌后挺进的过程中，叶挺主要管外，项英主要管内，两人配合是好的。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叶挺不是共产党员，在参加领导工作中有很大的不便，叶、项之间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不同等原因，相互产生了矛盾。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指示中特地叮嘱他“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提醒他要把叶挺作为“同志”，真诚相待。1938年6月，中央同意了中共长江局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的报告。

1938年10月，叶挺负气出走，并提出辞职。项英认为此事已无可挽回，提出“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周恩来认为“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4]。蒋介石扬言要另派人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同时强调“应确定叶之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5]。周恩来提出：“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6]他一方面全力与蒋介石交涉，提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叶挺。同时，他与叶剑英一起和叶挺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叶挺深受感动，收回了辞职要求。

周恩来偕叶挺抵新四军军部时，向军部领导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他指出，叶挺同志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关系全国同情者对共产党的态度，关系重大。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而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鼓励叶挺、项英团结战斗，共图大业。经过周恩来反复做工作，项英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关系。周恩来为解决新四军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保持部队的团结统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使蒋介石妄图以此大做文章、借机攻击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并另派军长到新四军任职的阴谋没能得逞。

（三）指导新四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能力素质。一方面，周恩来及时向有关党组织部署任务，为新四军推荐和选调干部。1938年初，周恩来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上海工委书记刘长胜谈话布置任务，其中包括向新四军输送干部。1938年2月，周恩来等人致电中央，要求调彭雪枫到河南，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938年5月，周恩来与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工作，并陆续介绍干部和青年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他指出：“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上有决定的意义。干部健全才能使工作发展。在这一方面，新四军要用很大的力量，因为现在干部的水平在军事上文化上技术上政治上都是不够的，要很好的培养和教育。”“政治工作需要大批干部，我们的口号是要提高干部的质量，尤其要使下级干部锻炼成为中上级干部。”[7]同时，还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对政工干部的选择与培养必须慎重。

三、弘扬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

发挥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

周恩来是我党最早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政策水平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8]他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论著和指示，对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加强党的建设，发挥核心领导作用。1939年2月，新四军召开了第二届政治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把国民党首领的言论编成讲话材料教育部队。总政治部对此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军队中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牵就国民党，牵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9]。

关于国共合作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性质究竟怎么认识，周恩来指出：“我们过去的政治委员，一方面代表苏维埃，一方面代表党。”“我们今天仍然确定政治委员是我们党的代表，同时要保证政府的政策法令及抗建纲领的实施。”“我们主张今天民族革命的时期，应该把党的面目在自己的部队中公开起来，同时要更民主化。在政治委员领导下，政治部是党的办事机关，还要把党务委员会的威权更加提高，把党务委员会的制度更加明确起来。”[10]

针对新四军政工干部队伍新成分多、素质较弱的情况，周恩来在《党在新四军中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对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协理员等干部的工作任务、职责、要求作了明确的阐述，提高了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履职尽责的能力。他还强调：“全军都应该尊重政治工作系统的领导，政工人员也应该尊重军事工作系统的领导;各级参谋长系统在政治上应该服从政治机关的领导，而政治部在军事上也应该服从参谋长系统的领导，这种责权应该很清楚才能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互相配合。”[11]

（二）发挥服务保证作用，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周恩来指出：“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主要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保证上级命令执行，创造新的工作方法”。[12]“军队的政治教育，必须与军事教育并重，必须有经常的政治教育时间，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必须开展指挥员、战斗员中的充分讨论，耐心解释一切疑难与误解，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与宗教仪式，提高战士们学习研究的兴趣，只有这样，政治教育才能深入。”[13]强调要与不良倾向做斗争，新四军在江南环境中发展与扩大，就要与外界的引诱和不正确的意识做斗争。

要加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周恩来提出：“对我们的胜利消息应该尽量地宣传，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应该不放松地驳斥。敌人贴了一个布告，我们也应该贴一个布告，揭穿敌人的欺骗。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绝不要迟疑。我们政治部以后应该听敌人的广播，好来研究对策。”[14]

要做好防奸防特工作。针对日本特务机关散布全国汉奸到处横行的情况，周恩来提出要发动人民肃清汉奸，强调“培养军民的力量，用坚决的手段，扑灭间谍、奸细的活动，是政治机关保障抗战的主要工作之一”[15]。

要坚持帮助友党友军，并积极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周恩来强调应该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军事上消灭它，而且在政治上瓦解它，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经常地对敌军宣传煽动，抓住敌军中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使敌军瓦解和涣散，因而减弱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火线上，即在战斗中，也要进行对敌军的喊话或散放传单，使敌军动摇。”[16]

（三）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抓好政治工作在基层的终端落实。周恩来严谨细致扎实的作风，体现在对新四军基层政治工作的指导中，就是小中见大，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在調研和检查中，他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指出：“政治工作要不停留在机关里，做到部队中去;不停留在后方，做到最前线去;不停留在上层，做到最下层去。同时，培养好的政工干部，吸收新的活动分子。”“这是我们政治工作的方向。”[17]要从实际出发，处理好突击性工作与经常性、基础性工作的关系。

要发动军事和业务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指出：“政治工作要提高军医处医务卫生人员的政治积极性，使医疗技术加强，使医务卫生人员更加关注伤病同志，尽快治好他们的伤病;第二是保证卫生机关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伤病人员早日恢复健康;第三是提高伤病人员的政治情绪。”“要使医务工作部门的政治工作与医务工作配合起来，这种政治工作非常重要。” [18]

（四）政工干部要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周恩来指出：“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实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以谦虚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推动政治工作的前进，发挥政治工作的效果。”[19]

四、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

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教育部队牢固树立“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思想。周恩来在《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中指出：“现在许多部队在敌后打不好仗，站不稳脚，这不仅仅因为它不会打游击战争，更主要的对政治工作问题没有彻底的认识，不懂得游击战争决不简单地是一些所谓战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同时政治问题又不简单地是几个政治工作人员的问题。这些认识不够，所以游击战就不能够广大地发展。”[20]

（二）保护人民的利益，使军民打成一片。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指出：“革命军队所经之地，不仅要保证自己不扰民，不害民，而且还要为民除害。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军民才能坚固地联接起来。”[21]

（三）采取多种方式，动员和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周恩来指出：“抗战军队所经之地，政治机关必须给人民自主权利，宣传与动员人民，帮助与领导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只有这样，抗日的军队才能取得千千万万的民众力量的配合，抗战军队的一切需要与补充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解决。”[22]他通过一个生动的事例，说明动员组织依靠群众对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作用。他说，江南新四军组织群众的工作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同一个村内，有碉堡，驻有一排敌兵，游击队依靠老百姓监视敌人，指导员能就地召集村民开群众大会，这是从前内战时期也没有的。组织了群众，即使在这样艰险地方我们都可以活动，其他条件较好的地方就更没有问题的。所以“依靠群众是第一等的条件”。

周恩来对新四军政治建设所做的重大贡献，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军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运用。最后，用《周恩来视察新四军》一诗纪念周恩来对新四军政治建设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青弋欢歌碧水淳，竹筏掠影蕴情深。戎装列阵旌旗奋，妙语华章主义真。擘画全局坚信念，分析形势振精神。齐心协力同甘苦，沥胆披肝壮铁军。

参考文献

[1][3][7][10][11][12][14][17][18][20]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5-177.179.180.184-185.189.185.182.186.191.228.

[2][4][5][6]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157.158.158.158.

[8][13][15][16][19][21][2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93.95.96.98.99.97.98.

[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218-219.

作者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