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现状、症结与前景

马 弘

当前，国际多边经贸体系面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重大危机。这一体系肇始于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熟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迄今70年，为世界各国之间消除贸易障碍、促进商品流通、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多边经贸体系的主要创始国和推动者——美国，当下正致力于挑战这一体系。应当看到，这一危机的核心在于世界经济的领导者(美国)与不断成长的追赶者(中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关乎贸易可能造成的(美国)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关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未来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而后者则集中体现在最近中美之间频发的贸易冲突上。

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政治经贸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在全球化通过全球价值链上的竞合不断向深层次发展，而同时“去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发展不仅影响双边经济利益，也影响全球经济的组织、分布和利益分配，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试图从近期中美贸易冲突的基本情况切入，对中美之间贸易格局进行分析和判断，进而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前景作出一些判断。

从“301”清单及其反制清单看中美贸易冲突的基本格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一年多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发起84件“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其中有43件完全或者部分地针对中国大陆输美产品；美方还发起了73件以侵犯知识产权和不公平竞争为名义的“337调查”，其中26件完全或者部分地针对中国大陆输美产品(图1)。其启动贸易保护措施的频次远超过去。2017年11月初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中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然而同月，美国正式向世贸组织(WTO)提交文件，反对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在对中国企业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继续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这些举动表明这一届美国政府对于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的态度是趋于保守和敌视的，而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将会是一个长期反复的博弈过程。

图1 特朗普发起的“双反”和“337”调查

2018年3月23日，依据《美国贸易法》第232节(即“232措施”)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开始对部分进口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关税，涉及中国30亿美元输美钢铝产品。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针对中国启动所谓“301”调查。中国商务部旋即针对美方“232措施”提出3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及创新政策“301调查”措施方案通知(以下简称301调查方案)，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共1333种加征25%的关税。北京时间4月4日，中国商务部迅速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飞机等106项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25%。贸易摩擦加剧，上升为冲突。

鉴于美方“301”清单和中方反制清单的力度和影响，本文主要对这两个清单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美方“301”清单涉及中国输美商品1333项HS8位产品，价值462亿美元，占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总值的9.2%，而中方反制清单则涉及美国输华商品106项，价值435亿美元，占2016年中国自美国进口总值的33%。

表1 美国“301”清单与中国反制清单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统计局(2017)、中国海关(2016)数据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美双方清单商品价值大体相当，然而，在美方清单上的商品，中国仅占美国同类商品进口总值的7.8%，并不是最主要的出口国；而中方清单上的商品，美方则是主要供应者，占中国同类商品进口总值的35.4%。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在产品层面上去分别衡量清单产品在中美同类产品进口中的份额，这个份额可以理解为其相对其他出口国家的在进口国的市场占有率，反映了商品的“可替代性”①。

表2汇报了该指标的常用基本统计量(最大、最小值和10、50、90分位)，即在2位HS行业代码层面统计每一个清单8位HS产品的来自对方的进口份额。从行业上看，中美双方关注的行业有所重合，但也存在相当的差别。大体而言，美方清单较为分散，中方清单较为集中。美方重点关注机械机床、铝制品、铁道车辆轨道、光学医疗设备以及航空航天器。除了铝制品外，其他重点关注行业均涉及“中国制造2025”中列出的重点发展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国目前的出口值并不高，“提前遏制”的意图比较明显，并且在大部分商品项上，进口替代性较高。中方清单则集中在农作物(玉米、大豆)、飞机、汽车进口上，这是美国出口中国的传统优势商品。这几个行业都是典型的寡占市场。美国和巴西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大豆供应地(各占30%以上份额)。中国从美国进口了全部大豆进口值的40%。美豆进口关税上涨，势必对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产生一定影响，需要专业人士研判。在飞机市场上，波音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空客，中方清单限定在空载重量在15～45吨这个范围内，美国货(波音)占了70%以上。在中国的C919成长起来之前，不买波音那就只能买空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美国商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另一方面，短期内其替代性也较低。

表2 “301”清单与反制清单商品可替代性统计

注：部分进入清单商品在统计年进口量为零。中国清单产品较为集中，因此行业名称选取了代表性产品命名。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统计局2017年数据和中国海关2016年数据整理。

进一步按照4位HS编码将双方贸易值进行加总排序，找出美国从中国进口值排名前十以及中国从美国进口值排名前十的HS4位产品，分别计算其(1)占该产品从世界总进口份额，(2)占从中国(美国)全部进口价值的份额，以及(3)被清单覆盖HS8位产品所占比例。如表3A所示，2017年中国输美前十大产品包括无线电话等通讯设备(比如手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比如电脑)、玩具、灯具、汽车零附件等。这10种HS4产品就占了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全部货物价值的40.7%，占美国对中国逆差总值的一半。这些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非常高，除了机动车辆零附件外，均占同类产品进口总值的50%～90%。这些产品，除了电视/监视器/投影仪(HS:8528)之外，在“301”清单上均只占不到4%的比例，甚至为0。

同样，表3B则按照4位HS编码将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进行排序。前十大产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大豆、飞机、汽车等农产品或最终品；第二类是发动机、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设备、汽车零附件等；第三类是分析仪器(比如医疗器械)；第四类是废纸。第一类是直接面对用户的最终产品，在反制清单上占据了显著位置，可以看到这是中方反制清单的主要对象。而发动机、集成电路等下游支柱制造业所依赖的上游核心部件则基本没有波及。

表3 中美贸易十大4位HS产品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统计局2017年数据和中国海关2016年数据整理。

因此，对比中美双方列出的清单可以发现，美方避开了衣服鞋帽、玩具等对消费者影响较大的日用品，也避开了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为主的电子代工产品(苹果手机、戴尔电脑等)，而这些产品才是中国出口美国的最主要产品；中方则避开了工业制造的上游核心部件(发动机、集成电路等)。这既反映了双方拟定清单时的理性克制，也反映了中美之间在解决贸易平衡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困境。简言之，两国在互列清单时所刻意避开的那些行业，正反映了双方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真实位置。

围绕全球价值链的中美竞合态势

大洋彼岸的美国，依然在高端制造业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国制造2025”列出的重点发展行业，大部分正是老牌制造强国的绝对优势所在，这些产品，迄今为止仍然在中国进口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此岸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以大量廉价劳动力起家，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学习技术、积累资本，从而提高生产力并力图实现供应链本土化。

因此，中美之间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互补的。美国的资本和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劳动力结合，产生了巨大的产能，也分享了巨额的收益。可以用图2的微笑曲线来分析全球价值链下中美的竞合态势。在这条曲线上，大致可以认为美国居于两端：左端是制造的前序，包括研发、设计、创意；右端是制造的后续，包括市场、销售以及越来越重要的服务。在高科技含量的零部件生产上，美国同样居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则居于这条曲线的中段：制造，甚至更多的是零部件的加工装配。其他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则分别在或左或右的区域找到自己的位置。日本、韩国等在组装的前端，为中国的加工装配提供零部件；越南、孟加拉等劳动力充裕国家则在加工组装上希望能与中国竞争，分一杯羹。

微笑曲线深刻地刻画了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两端相对垄断，附加值高，利润率高；中间竞争激烈，比拼成本，附加值低，利润率低，但能够容纳大规模就业。在这种分工中，各国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形成比较优势，占据自己的位置，各有所得，形成“双赢”。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跨国公司，乐见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致力于维护其高效运转，因为其从中获益最大：不仅占据两端的高利润位置，而且通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段的加工装配生产。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则面临全球化劳动力供给大增的压力，由于跨行业跨地区的转移机制失灵，而导致工资下降或者失业增加。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先解决就业，再提高收入，沿海地区由于出口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城市化，而农民工则由内地向沿海迁徙，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

图2 价值链微笑曲线示意图

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格局，只不过是过去30年间东亚、东南亚制造业供应链不断调整分工、将最终组装部门逐渐转移至中国沿海地区的结果。如图3所示：美国从东亚地区的进口额占其全部进口的比重，在过去的30年间是基本稳定的。同时，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位列中国大陆进口的前三大来源，对中国大陆维持着持续的顺差。这也说明，只要企业依据全球价值链的运行规律优化配置资源，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就难以发挥功效。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安排下，各国利益紧密相关，单边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会产生一连串的链式反应，影响价值链上各个国家的供应商。

图3 美国进口与亚洲工厂

中美贸易冲突的三大症结：贸易逆差、技术转移与市场准入

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根源，从表面看，是由于中国对美国不断高企的货物贸易顺差。从图4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按照美国统计口径，还是按照中国统计口径，美国从中国进口货值远超中国从美国进口货值。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7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3760亿，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近47%。

图4 中美货物贸易失衡

然而，尽管美中之间的货物贸易逆差持续增长，但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收支失衡，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却不断改善。如图5所示，中美两国经常账户余额分别占其GDP的比重，在2007年左右达到最高点(中国近10%，美国近-5%)，随即在2008年之后均不断下降，目前分别稳定在1.3%和-2.4%左右(注：中国为盈余，美国为赤字)。这其中，有美中服务贸易持续顺差的原因，更重要的，依然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中国对东亚各国和地区保持了大量贸易逆差。中国的加工贸易越发达，就会为加工装配进口更多的中间品，则对美贸易顺差越大。因此，正是全球价值链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这种总体趋向均衡而局部加剧失衡的格局。依据最终产品价值统计的中国输美贸易额，大大高估了中国的实际出口价值。美方清单没有涉及中国输美的绝大部分加工贸易商品，说明美方非常清楚这种全球价值链生产销售安排下的统计偏差②。

图5 中美两国经常账户余额/GDP

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冲撞。传统上讲，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上游——研发、设计以及高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具备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然而近年来，中国不断通过对研发的投入(包括大量政府补贴)和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向产业链上游扩张，这体现在“中国制造2025”的蓝图中。Kee和Tang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不断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供应商的本地化。③美国在上游领域面临中国的竞争，一旦失守，利润率将迅速降低，产业会进一步向中国迁移(FDI或者外包)。表4展示了中国出口在过去20年间的产业升级。1996年，纺织、服装、鞋帽占据出口份额第一的位置，占中国全年出口的32%以上，其中加工贸易占到了近58%。到2006年，机械车床(HS84,计算机除外)和电子电气(HS85+计算机)在出口规模上取代了传统纺织的地位。同样，在这两个行业，加工贸易在2006年的比重甚至达到了近80%。到2016年，电子电气行业继续发展，同时，非加工贸易的比重也在显著提高，出现了供应链上的进口替代。最后，把交通设备(汽车、铁路、船舶，HS87-89)加上医疗仪器等(HS90)归类考察。尽管它们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到2016年加起来也不超过8%，但一方面，这些行业正是中国进口中的“大户”，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也在“中国制造2025”中有所体现。大体上看，其在出口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而加工贸易比重显著下降。

表4 中国制造的出口升级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中国厂商在先进制造业上的进步必然会引起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忧虑。一方面，制造与研发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正反馈效应，那么产业链逐步外移到中国的后果，是美国本土研发离一线制造越来越远，得到的反馈效应下降。另一方面，研发进一步向中国转移，使得美国本土研发的外溢效应减弱。如果有政府对企业科技研发的补贴，“技术换市场”政策的支持④，这一技术转移的过程会加速，但也会引起发达国家政府和厂商的强烈反弹。萨缪尔森在2004年就通过一个简单的李嘉图模型，展示了一种中国在美国占比较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实现技术超越，中美之间比较优势逆转的情形。⑤

最后，尽管中国在约束关税、开放自营贸易权等方面已经基本履行了其入世承诺⑥，在2007年之后中国的进口平均关税以及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显著减缓了开放速度。图6展示了自1996年以来中国进口分类货物的进口加权平均关税的结构和趋势。至2016年，中国在中间品、资本品、原材料三项上的进口平均关税均已下降到4%以下，而消费品关税(虚线)则始终维持在10%以上。出口产品的补贴(比如增值税退税)和进口消费品的高关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量高质量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但在中国市场销售价格显著高于国外市场。

图6 中国进口关税减免趋势

数据来源：TRAINS关税统计，这里使用MFN关税加权平均。

图7A和7B分别展示了部分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管制指数，这个指数反映各国FDI的准入情况。在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不同行业的外资准入和持股比例做了明确的限制。中国1997～2016年制造业FDI管制指数有明显的下降，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对服务业FDI，在加入WTO之初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管制，但2007年基本履行WTO承诺之后开放程度基本停滞，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对部分行业的外资管制反映了我国在监管能力、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但在汽车、航运、电信、金融等领域管制较多⑦，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投资意愿和行业生产能力的提高。相关研究发现，放开对上游服务业FDI的管制，能够提高下游制造业的生产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⑧

图7 各国制造业和服务业FDI管制指数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市场的壮大，中国对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人工智能、网络科技的发展也使得制造业中使用的生产型服务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方面，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是有竞争优势的，因此也迫切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分享市场的收益。

中美贸易冲突的前景判断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经济体逐步发展为拥有完备产业链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不能对目前胶着的中美贸易争端做一个定量或者定性的评价，但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有以下几点判断：

首先，通过WTO维系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全球化分裂的严峻挑战。全球价值链的高效运转依赖于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双边和诸边的贸易安排只能是多边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这一点，我们应该予以明确和坚持。坚持在多边框架下协商贸易自由化、技术协定、服务贸易、投资协定等，符合中国的利益，对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有巨大的外溢效应。中国应该通过切实的开放来引领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

其次，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正在逐步由依据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分工转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异化产品的横向分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政府干预、战略性贸易政策博弈的空间更大，但也更容易招致对方国家报复导致“囚徒困境”等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境出现。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理性的政府需要约束自己管制干预市场的欲望，维护产业政策、企业出口实践的合规性。

再次，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不可能通过保护来实现。在消费品进口关税以及汽车、金融、电信等行业的外资准入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利大于弊，也有助于缓解与美国的争议，推动合作而非对抗。历史也一再证明，中国在开放程度较大的行业往往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外部竞争带来的是更高的本土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

最后，从20世纪80～90年代日美贸易冲突的经验看⑨，中美贸易冲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可能向投资、货币等其他领域延伸。与日本经验不同的是，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目前还主要是衣帽鞋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电子产品，后者更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因此，需要特别警醒外部环境恶化对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破坏。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所创造出的巨大不确定性(例如在电子行业，对上游关键元器件的限制或者禁运)，会诱发跨国公司对供应链重新布局。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重返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和欧洲国家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对WTO多边框架是一个重大挑战，对中国厂商而言，也存在被主要市场隔离在外的风险。

应对目前风险，亟需大力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通过“一带一路”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1世纪的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是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道阻且长，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国企问题、劳工和环境诸多方面，我们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感谢张二震、崔凡的鼓励和建议，同时感谢滕越、李小帆、魏宏冰、秦若冰在整理资料方面给予的协助；本文受到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项目号：2017THZWZX07)资助〕

①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解释“301”清单产品的制定标准时，提到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可替代性”。

②2009年初以来，WTO和OECD开始共同推进测量增加值贸易的议题，并致力于2020年前建立一个专门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库，作为对传统贸易数据库的补充。

③Kee, Hiau-Looi and Heiwai Tang,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 2016, 106(6), pp.1402～1436.

④Thomas Holmes, Ellen McGrattan, and Edward Prescott, “Quid Pro Quo: Technology Capital Transfers for Market Access in China”,ReviewofEconomicStudies， 2015,82(3),pp.1154～1193.

⑤Samuelson, Paul,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 2014, 18(3), pp.135～146.

⑥崔凡：《中国是否充分履行了入世承诺?》，连载于国际经贸在线。

⑦例如，最新的2017版目录依然对汽车整车有中方股比不低于50%的规定。

⑧马弘、李小帆：《服务贸易开放与出口附加值》，《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2期。

⑨马弘、滕越、徐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战略思考——基于日本经验的视角》，《国际贸易》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