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户口页的奇异旅行

张惠兰

32岁的湖北人徐恬离婚了。早在去年底，她就和丈夫协议离婚，并把名下房产无偿转予丈夫。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感到诧异。徐恬有一个美满的家，她在成都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丈夫从事金融行业，夫妻二人在成都市区共有三套房产，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

徐恬和丈夫这么折腾的目的，和众多假离婚的夫妇并无二致——买房。以一家之力，“对抗”政策，假离婚似乎成为唯一的出路。离婚后，徐恬借着二线城市“抢人”的东风迅速把户口迁往西安，当了不到一周“西安人”后，又借着这股东风，把户口迁回成都。

走这条路并不好受，“到现在还瞒着家里人。”徐恬说，尽管是假离婚，她一开始还是无法接受，“我那时还哭了”。

“你越买不到就越想买”

2016年夏天，徐恬和丈夫就开始计划着再购置一套房产了。天府新区位于成都市区南部，是2014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第11个国家级新区，因为发展前景和生态环境好，在徐恬热衷房产投资的丈夫看来，这里的房子升值空间很 大。

这年夏天，成都南部区域房价涨势明显。徐恬记得，她和丈夫看房时，房产销售就已经爱搭不理了。徐恬夫妇还没来得及下手，成都就出台了限购政策。2016年10月，成都市政府在包括高新区、天府新区在内的12个城区内施行限购，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11月，限购升级，规定在天府新区和高新区南部园区买房必须有拟购房区户口，或在该区交满一年社保或个人所得税。

徐恬夫妇的户口和工作单位都在金牛区，这意味着他们彻底丧失购买新房的资格。然而，限购并没有让徐恬夫妇打消买房的念头，在他们看来，这更凸显了天府新区的价值。徐恬直言：“本来限购之前，我们也不觉得那边有多好，后来变成你越买不到就越想买，就是这种心态。”

政策之下，要在天府新区买房，只有两条路：要么换工作，一年后在天府新区获得社保买房资格;要么把户口迁出成都再迁到天府新区，但前提是购房者在成都必须没有房子，也没有直系亲属，否则户口会自动落到直系亲属或其房产下。徐恬夫妇并不愿意为了买房把工作换到天府新区，于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选项——离婚、迁户。

2011年来成都工作后，徐恬的户口一直挂靠在单位的集体户口上，儿子和丈夫的户口在一起，是个人户口。因而，迁出徐恬的户口会少些麻烦。户口迁到外地须有接收方，徐恬想到自己远在湖北的父母。但一听到女儿要以离婚的代价买房，哪怕只是有名无实的假离婚，徐恬的父母也不能接受。徐恬告诉本刊，再加上她和丈夫起初也觉得为了买房而离婚，“有点不值得”，所以，计划暂时搁置了。

不公平催生中介生意

徐恬夫妇的买房计划搁置，成都的限购政策却没有停止，一直在升级，打补丁。

2017年3月，成都出台限购新规，在13个城区（前述高新区划分为西部园区和南部园区，东部园区不在列）内购房者须有限购区域内户籍，或连续缴纳社保满2年。

四个月后，成都发布《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入渐成气候的二线城市抢人大战。为了吸引人才，成都大大降低落户门槛，非成都户籍的本科学历者持毕业证书、户口本、身份证、本市无房证明就可申请落户。

两项政策相互叠加，对于外地大学生来说，落户就意味着立刻获得成都买房资格。然而，在那些同样拥有本科学历，户口却在成都郊县的人看来，这显然有失公平。

92年生人的罗荣先就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他的户口在成都郊县，成都出台人才新政时，他在北京租用来做便利店的店面刚遭遇拆迁。罗荣先告诉本刊，当时他在北京打拼了两年，清楚地知道房子的重要性，但北京的房价绝非他的家庭所能企及。而家乡成都的人才政策一出，他发现，外地人能享受的落户优待，自己只有眼馋的份。按要求缴纳社保，罗荣先担心，两年后自己未必买得起房。

罗荣先先是在微博上发帖呼吁，向成都市政府质问：“我们在外地工作想回家乡建设的大成都户籍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就不是人才吗？”不仅如此，他还致电包括房管局、公安局在内的相关部门，并在它们的微博账号下评论。

呼吁无果，罗荣先决定顺着政策走，为自己寻找落户机会。他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试着把户口迁到紧邻成都的仁寿县亲戚家，但因为当时亲戚家的房子正在拆迁，不便在户口簿上再加人口，只得作罢。

最终，“在没有任何人启发的情况下”，罗荣先决定，干脆迁到省外去，让自己先成为外省人。在研究了全国各地的人才引进和落户政策，并综合考虑距离和交通便利程度，西安进入罗荣先的视野。在这种曲线操作下，当年9月，他终于如愿拿到天府新区的户口，还做起落户中介生意。他在微博上发帖称，能帮助有大成都户口的人成功把户口迁到西安，再由西安落户天府新区。

看到罗荣先在微博上晒出成功办理的准迁证和户口页，徐恬夫妇再次把迁户计划提上日程。

一位大学毕业生将她的全部家当搬进北京西二环的筒子楼里，数据显示，仅36%的应届生希望在北上广深工作，比三年前下降15%

只当了不到一周“西安人”

徐恬夫妇迅速行动了起来。2017年12月5日，徐恬和丈夫协议离婚，随后把房产过户到对方名下。12月中旬，户口迁移计划正式实施。

起初，徐恬以为罗荣先可能在西安有一个挂靠单位。徐恬夫妇反复询问，但罗荣先不愿透露，这让他们不免有些怀疑。

其实，早在2017年3月，西安就推出号称“史上最宽松”的户籍政策。6月，西安落戶门槛再降，本科落户上限提至45周岁，只需携带学历证书、户口本和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落户。但当时徐恬夫妇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最终以支付一定酬劳的代价，从罗荣先口中问到这一路径，而具体操作则由他们自己完成。

徐恬找到一个西安的朋友帮忙，先把所需证件寄到对方手中，由其代办准迁证。朋友在西安的公安系统有人脉，很快就帮她办好准迁证并寄回成都。拿到准迁证后，徐恬立即把自己挂靠在工作单位的户口迁出，由于落户的最后环节不能托人代办，徐恬随即赶往西安。

多亏了2017年12月6日开通的西成高铁。西安落完户的当天，徐恬乘高铁不到四小时就返回成都。为了尽快完成身份转变，获取买房资格，在成为“西安人”当天，徐恬就在网上提交了成都天府新区的落户申请。

没两天，拿着那一张普通户口本大小，横版的集体户口页，徐恬成功获得由成都方面派发的准迁证。由于迁户口并不需要本人到场，徐恬又请了那位在西安的朋友代办。准迁证寄出三四天后，徐恬就收到由西安寄来的迁移证。

徐恬没有预约，直接到天府新区专门开辟的西部博览城办证点，只花了一个半小时，她就把户口落定，并拿到略小于A4纸的户籍证明。算一算，她只当了不到一周“西安人”。

“成都又变回原来的成都了”

拿到天府新区的户口后，徐恬和丈夫马不停蹄地看房摇号。摇了六次，排名却一次比一次靠后，倒数第二次，5600多个人摇号，徐恬排第5600名。

在成都本地人眼中，喷涌而入的落户新人，意味着巨量新增的购房需求，“抢房”的恐慌心态持续蔓延。成都楼市盛传一句“名言”——“全款的往里走，贷款的不要堵在门口，公积金的把小黄车挪走”！

很快，成都新房中签率迅速降到0.5%，7万人抢千套房，队伍绵延几公里，震惊全国。徐恬夫妇只能随着摇号大军辗转于各大楼盘。

2018年5月成都被住建部约谈，就在徐恬夫妇准备投入新一轮摇号之时，5月15日，成都推出最严限购令，规定新落户者须在拟购房所在区落户满两年，未满两年的，需要在该区交满一年社保才可购房。有人分析，这是对人才政策引发的购房热的“纠偏”。就像遭遇闯关游戏中不断升级的怪兽一样，徐恬们最终还是“倒”在买房的终点线前。

经过了那小半年的迁户、看房、六次摇号失败，“515新政”推出后，徐恬并不觉得懊恼：“我挺喜欢现在的限购政策。虽然我没有了购房资格，但政策确实可以降低房价。你看现在成都又变回原来的成都，大家不嚷着买房子，售楼先生售楼小姐开始给你殷切地打电话，给你送车位，怕你不买房了。”她最后一次参与摇号的楼盘，在5月15日的限购政策颁布之后，中签率火箭般上升到百分之百。

赶在“515限购”前，罗荣先如愿摇到新房，首付不到四十万。他不愿意透露自己向客户收取的代办费，但承认，那半年积攒的中介酬劳，对他付首付“起了决定性作用”。

如今，罗荣先一边筹备着在成都开店，一边还在繼续落户生意。虽然限购后，购房落户者的数量大大减少，但很多户口在郊县的人已经在天府新区或其他主城区交满一年社保，对他们来说，落户就意味着能马上买房。此外，还有些人担心未来学历落户会被取消，为求安心，即便暂时买不到房，他们也愿意先花钱把户口给落了。

本刊记者曾就此现象，致电统筹制定人才政策的成都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她听说身边也有朋友如此操作，但因为并不存在违规违法的情况，目前“没有要进行官方解读的计划”。

直到现在，徐恬还没有复婚，徐恬的丈夫态度暧昧：“最近也没考虑这些，还是挣钱要紧。”或许，他还在期待着新政策从天而降，重新赋予他买房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