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49年的“中共浙南特委”

2018-06-20 07:23陈燕萍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5期
关键词:特委革命

陈燕萍/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各级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浙南各地党组织也迭遭破坏,革命力量损失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浙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浙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领导机构——“中共浙南特别委员会”(简称浙南特委)。浙南特委在党中央与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坚持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组织工会、农会,宣传马列主义,在逆境中与国民党反动组织和地方恶霸势力展开斗争。组织设置几度更迭,领导干部数易其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浙南、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为浙江革命斗争乃至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逆境中奋起抗争:第一次浙南特委建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工会和农村中中共的活动分子被逮捕和通缉,损失很大。浙南地区由于组织破坏及交通阻碍,中共各级党组织之间信息传递和沟通困难重重。7月22日,浙江省委为适应工作需要,在临海设立台属六县通讯处。不久,浙江省委专门发出第12号通告,决定建立全省交通网。9月下旬,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到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帮助改组中共浙江省委。11月,中共浙江省委指派浙南特派员李吉平(陈韶奏)到台州,12月的一天,在黄坦上宅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八七会议各项决议和新政策要点,强调要“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坚决实行土地革命,积极领导农民革命,从抗租抗税到没收土地归农民自己,消灭农村一切的封建关系,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

黄坦会议后,1928年5月初,鉴于台州六县工作开展需要,中共浙江省委指示:“为使台属六县工作能互相适应配合与便利指导起见,省委认为有组织台属特委之必要。”7月,省委代理省委书记龙大道巡视台州,着手筹建浙南特委。8月16日,省委又进一步指示:“台温为一斗争区(台属六县、温属四县),以台属之临海、温岭、宁海,温属之永嘉为斗争中心区域,省委已决定在月内成立浙南特委,指挥这区的工作。”

9月23日,浙江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台属各县工作总方针》,指出:“在秋收斗争中,为使台属六县及温属各县工作更便利迅速指挥和相互适应起见,省委决定召集台温各县联席会议成立浙南特别委员会。” 9月下旬,龙大道在天台栖霞乡蓝田村主持召开中共浙南代表大会。会议为期3天,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讨论、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南特别委员会,管容德为书记,特委机关设在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这是浙南温、台两地最早建立的党的特委组织。

浙南特委成立后,积极组织当地农会反对土地陈报、反对村里制;开展减租抗荒,向地主要谷种要耕本;盐民和农民反对盐特税、抗粮;反对国民党强迫征兵等一系列的革命工作斗争。

11月下旬,依照浙江省委决定,中共浙南特委在临海岸头乡道感堂村(现属椒江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温属和台属代表二十余人出席,特委改选决定王逸仙为书记,特委机关仍设在海门,领导台属6县和温属4县党的工作,会议还制订了特委的行动纲领和组织任务。

1928年12月15日,中共浙南特委设在海门的机关不幸被国民党浙江保安队侦破,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多人被捕,部分党内文件被搜,特委机关遭到破坏。中共浙江省委获悉后,决定撤销中共浙南特委,温台分开,改为特派员制。

二、曲折中坚持斗争:第二次浙南特委成立

1929年,浙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灾荒,“温属六县饥民达四十万以上”,不少地方“村村饿殍相枕藉及,十家九室无炊烟”。国民党政府不顾灾情,继续对农民横征暴敛,农村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浙南农民发动暴动。11月13日,永嘉西溪84个村庄4000多农民手执刀枪棍棒,臂缠红布,鸣锣为号,袭击驻地省保安队及民团,捣毁昆阳公安分局。与此同时,在瑞安的北区、西区(今文成县)、平阳的江南(今属苍南县)以及温岭、仙居的西南区、黄岩的西区、天台的北区等地,都先后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建立武装组织。此外,处(丽水)、金(金华)地区出现了数支农民武装,他们和温(州)、台(州)农民武装斗争,遥相呼应,成掎角之势。针对这一革命形势,永嘉中心县委决定因势利导,成立浙南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游击队。

《浙南周报》报道我军打下泰顺、文成、天台

中共浙南特委的命令

浙江农民武装斗争得到中央的高度关注。1930年3月初中央军委派胡公冕前来领导武装斗争,在永嘉、仙居两县交界的黄皮,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并与浙西武装力量会合,“赤化浙江”。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致浙南党的指示信》,决定组建浙南红军和中共浙南特委。中央指示:“党应当坚决在浙南的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浙南地方暴动的前途,就是夺取浙江一省政权的前途”;“温岭的武装应与永嘉的汇合起来,……与永康等地斗争联系,在深入土地革命斗争中,向着杭州发展,这是浙江红军发展的方向”;“为使党的工作能更为敏捷的推动指导工作,有成立特委的必要”。5月,红军游击队攻克枫林镇,根据中央指示,浙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

6月18日至20日在瑞安塘下渔潭中村(今属瓯海区)灵佑宫召开中国共产党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中共浙南特委成立。参加会议的有永嘉、瑞安、平阳、乐清、临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永康等县党代表和工人、妇女、游击队、红十三军代表共25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重建浙南特委等指示精神,通过了《目前浙南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案》《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提出“发动地方暴动,夺取地方政权和一省胜利的前途”。会议选举王国桢为中共浙南特委书记,明确中共浙南特委直属党中央领导,下辖永康、台州2个中心县委和永嘉、瑞安、平阳县委及乐清区委。同年8月下旬,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浙南特委一度改为浙南总行动委员会;9月,又恢复浙南特委建制。

红十三军的组建和浙南特委的建立,标志着浙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浙南特委在广大农村地区召集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政策;发动群众惩治土豪劣绅,镇压叛徒反动分子;分散殷户米谷给贫民,焚烧契据、土地陈报单;协助红十三军扩大游击区域,帮助补充弹药、给养和扩红,极大地支持了红十三军的军事斗争和浙江革命斗争。

9月14日,浙南特委机关被敌人侦破,特委委员金缄三和特委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张子玉被捕牺牲。11月5日,浙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推选原特委组织委员曹珍为特委代理书记。11月10日,曹珍被捕,特委再次遭破坏。12月上旬,中共江南省委派李超时到浙南巡视,“看见浙南工作失败了到这样地步,是无设立特委的必要,遂将特委取消,组织温、台两个中心县委”,决定撤销浙南特委,成立(永嘉、临海)临时温州中心县委,王国桢任书记。

三、艰难中迎接胜利:第三次浙南特委成立

1935年1月,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指示,以红军北上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长征)。9月,由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从浙西南转战至浙南,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着手开辟游击根据地。1936年3月于泰顺县峰文乡小南山建立中共浙南特别区委员会,首任书记郑宗毓,下属中共瑞平泰、泰顺、鼎平、平阳、瑞平、福鼎、桐霞等7个县委、28个区委。1936年8月,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并在下属各县、区建立了人民革命委员会,在乡和村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民开展以打土豪、分粮食、分青苗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等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9月特委改组,由谢文清接任书记,下辖瑞平泰、鼎平、福鼎三个县委。

1937年2月峰文战斗后,在浙敌人重兵对浙南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军挺进师决定分散打游击,粟裕率主力回浙西南,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刘英率省委机关和特务队到永瑞青等边界活动。原任浙南特委书记谢文清随粟裕到浙西南,临时省委别指派龙跃接任特委代理书记(约1个月),3月龙跃任浙南特委书记。

全面抗战爆发后,浙南特委遵照党中央、中南分局指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隐蔽精干政策,巩固和发展农村基本地区,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42年2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后惨遭杀害,省委机关被破坏。浙南特委认真总结教训,提出继续坚持农村基本地区的斗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5月,特委机关从永嘉纸山转移到青景丽梅岐山区(今属景宁畲族自治县)。1944年4月,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委机关迁回文成、青田、瑞安三县边界五云山、梅山等山区,坚持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作英勇斗争,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及浙南基本地区,保存了浙南党的组织。

抗战胜利之后,浙南特委认真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决定采取精简政策,保留骨干,组织武工队去巩固老区、开辟新区,为解放战争积蓄了一支武装力量和一片游击区。

1946年6月至7月间,全国内战全面爆发。在华中分局和闽浙赣边区(省)委领导下,特委立即投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积极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1949年1月浙南特委改为中共浙南地方委员会,龙跃任书记。5月,迎接解放军主力渡江南进,地委率浙南游击纵队、各县队和广大民兵,密切配合响应,解放浙南全境。

浙南特委的建立,有效弥补了党的组织层级在领导、组织武装起义的非常时期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体现了我们党在制度、组织上的与时俱进、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党的组织发展史上,为建立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组织体系提供了经验,对于发动开展武装斗争有着直接的、关键性的重大历史作用,对以后党的组织体系的发展和完备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南特委在革命的危机时刻,恢复了此前被破坏的党组织,保留了革命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党和军队的杰出人物,为后续革命斗争打下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基础;在浙南人民中播撒了革命的种子,为红军挺进师的活动和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以及浙江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浙南特委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特委书记王国桢、曹珍(石瑞芳)、郑宗玉,特委委员赵胜、朱绍玉、杨德芝、柴水香、金缄三、王金娒、叶廷鹏等大批优秀的革命志士和英雄人物壮烈牺牲。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监狱里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在刑场上视死如归,正气凛然”。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永垂青史。

参考文献:

[1]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温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8月。

[2]浙江省档案馆:《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

[3]翁有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地方“特委”与农村武装革命》,《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4]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编:《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

[5]浙江省档案馆:《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至1936年》,1989年。

[6]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7]王扬世:《中共处属特委、闽浙边委与闽浙赣区(省 )党委、浙南特委关系问题》,《丽水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8]张敏卿:《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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